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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司令部里，我们接到通知说，那两架米格飞机已经准备就绪，可以转场飞行，但是，现在不允许起飞，因为航线上天气太坏。
团司令部参谋长在为我们安排好休息处所——帐篷以后，开着玩笑说：“看来，得给你们报户口了。”
“要在这里呆很久吗？”吉亚琴科不安地问。
“那就很难说了。”
我们在帐篷里住三天了，真是度日如年。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只好看看书，睡大觉，天南海北地闲聊天儿。每当我们看到从丘陵那一边爬过来的低垂的无边无际的乌云的时候，心里烦恼极了。它们是从什么地方爬过来的呢？它们在西方天边聚集多少了呢？为什么今年仲夏，天气突然变得这样坏呢？
心中充满了阴森可怖的预感。
只有每天晚上，当飞行员们都聚集在食堂里的时候，烦恼才会烟消云散。我们久久地坐在那里无休止地谈论着新式飞机，谈论着空军中出现过的奇迹。
闲聊天儿最活跃的中心人物，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个子挺高，长得标致的大尉。他很会讲故事。我只在基什尼奥夫见过他一面。不过，在我和其他歼击机飞行员闲谈的时候，却常常听到人家提起他——卡尔马诺夫。从前，他在莫斯科当过试飞员。因为犯了点什么错误，就把他下放到飞行团里来“以观后效”。现在，他当飞行大队长。飞行员都尊重他，因为他飞得好，又平易近人。在他讲故事的时候，只要别人认真听，再附和他两句，那他讲得就格外起劲。
第一天晚上，我凑到桌子旁边，跟别的飞行员坐在一起听他讲故事。卡尔马诺夫讲的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以前听人讲过。
“所以，安全带也能把飞行员弄得狼狈不堪。”他讲到末尾时这样说道。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还会出这种事情。我不大相信。”头发全白了的年轻中尉不无怀疑地说。
“没有想过？”卡尔马诺夫有点生气了，“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认识的一个飞行员身上。从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他原来也是‘不大相信’的……喂，姑娘，请您给我倒一杯茶来！”卡尔马诺夫招呼食堂女服务员，接下去讲道：“当时，就象现在我给你讲故事这样，那个飞行员坐桌子旁边，对找讲述他自己遇到的一桩倒霉事情。他在西班牙打过仗。有一次，他的飞机被敌人击中，起火了，火焰烧进座舱里来，他只好跳伞。就在这时候，降落伞带被安全带挂住了。你知道，这条可恶的绳子可是扯不断咬不烂的呀。你听懂了吗？”
“这回我懂了。可是，这种情况不多呀。”
“这种情况……只要发生一次，就能把你赶进棺材里去！飞机也有‘阑尾’，必须把它割下来扔掉。”
“安全带竟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有人怀疑地发问。
“偶然情况不能成为结论的依据。”白发中尉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见解。
“不对！”卡尔马诺夫不同意这种看法， “仔细剖析值得吸取教训的偶然情况那是大有眨娴摹！�
“您怎么没有喝茶呢？”食堂女服务员走过来问道。
“啊，茶不是酒，是喝不得那么多的。”卡尔马诺夫站起身来要走。显然，他对那些不认真听他讲故事的飞行员很不满意。
随后，大家也都站了起来。我抬头一看，吉亚琴科和多夫布尼亚早就不见丁。我们离开帐篷以后，卡尔马诺夫向右拐弯走去。找和那个白发的年轻中尉是同路的，我们在一起默默地走着。
漆黑的夜，湿气袭人，微有寒意，清风透体凉。虽不是秋天，秋意却浓重。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飞行员，只是爱信口开河。”年轻的中尉心平气和地说， “把安全带比作阑尾，这太过分了！要是听惯了这种话，说不定真会有人把安全带抓过来就割掉呢。”
“各个飞行团里都有这种说法。就拿我这个中队来说吧，有一个飞行员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阑尾割下来扔掉’。”
“是真的吗？”
“我不说谎。我还跟他说：‘干嘛要割掉它呢？你又瘦又小，到时候你把身子一缩，不就从安全带下脱身了吗？’。”
“你同意他割掉安全带了吗？”
“我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这就对了！不能光听别人摆布。听惯了别人的摆布，自己就不想动脑筋了。在关键时刻首先要自己拿定主意……”
风吹树叶沙沙作响。远处，在德涅斯特河的彼岸，在比萨拉比亚那边，灯光忽隐忽现。我立定了脚步，等待着这位年轻的中尉谈他自己的经历。我没有猜错，他又开腔了：
“在苏芬战争开始以前‘我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战争故事，讲各种各样的人在前线的表现。不久我自己也来到了战争环境。三番五次地执行任务，参加了不少次空战，突击过芬兰白匪的工事。一时的一帆风顺，使我觉得自己好象什么都懂了，什么都清楚了。”
“有一次，我倒霉了。飞机被敌人的高射炮炮弹击中，我掉队了。这时候，非靠自己拿主意不可。航线上的地标，我连一个也没有记住。我驾着飞机往回飞。可是，我说不上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飞，是在敌区呢，还是在我区？弄不清楚。负伤的飞机再也飞不动了，眼看着就要栽下去。我赶紧找了一片平坦的雪地，驾着飞机往下落。落地成功。我从座舱里出来，爬到机冀上，警觉地环视着四周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一阵枪声。随后，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出现一群身着白色伪装衣的人。他们脚蹬滑雪板，疾速向我这边滑跑过来，我断定，他们肯定是芬兰人。这时，我立刻想起了平时别人教给我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不投降，烧毁飞机。”
“身着白色伪装衣的滑雪兵，已经冲到我的跟前。我刚刚来得及拔出手枪。我提枪就打。可是，子弹没有飞出枪口。说实话，手枪套筒咔嚓咔嚓地响，我原以为子弹飞出去了呢。重新装弹以后，我又开枪，依旧是只听手枪套筒响，不见子弹出膛来！这样折腾了一陈子。整整一梭子枪弹，全都完好无损地落在自己的脚下。可是，人家也没有把我打死。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趴在雪地上痛哭起来。”
“不知是谁，把我从雪地上扶起来——原来，滑雪兵都是自家人。这时我才明白，我落在自己的上地上了！你说，这事可怕不？这里面是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反复地翻动着因为下雨而受了潮的枕头。那位白发中尉讲述的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
……已经是星期六了，依然不允许我们起飞。
“据预报，星期一是一个大晴天。到时候我就放你们起飞。”参谋长说。
“我们闲得发慌，少校同志。让我们到格里戈里莫波尔城里去逛逛吧。呆在这个帐篷里可真把我们闷死了。”吉亚琴科祈求着。
“那好吧，为了不让你们闷得发慌，给你们派一辆车，你们去兜兜风好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置身于城里了。
在拥挤不堪的餐厅里，我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座位。这一下吉亚琴科可高兴了。这个高高身材、绯红面颊、淡黄头发的草原人喜欢喝酒聊天儿。他费了不少劲，好不容易才把酒和下酒的菜弄到手。摆好以后，他笑着说：“天上也好，生活中也好，一线光明总会到来的。”
直到天色很晚，我们才回到营区。躺下以后，又低声闲聊了很久。星光在我们头项上闪耀着。我们甚至能够透过帐逐的亚麻篷布去辨识它们。周围—片宁静，我们渐渐地沉入梦乡……
有谁会想到，和平时期竟然只剩下这最后一秒钟了呢？
六
用铁轨做的警报器发出急促的惊心动隗的当当响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警报演习呢。军人哪，可真是在家在外都不得安睡！从帐篷外面传来了急促杂沓的脚步声，紧张的叫喊声。
吉亚琴科一边埋怨着军事飞行员的生活太不安宁，一边到处寻找他的袜子。我和多夫布尼亚等着他找袜子，好一起到团司令部去报到。
机场沸腾了。飞机发动机一台接着一台地吼叫起来，掩盖了铁执警报器不断发出的急促的当当响声。
我在想，既然他们开始疏散飞机，那就是说，边是一次郑重其事的警报演习。这样训练部队倒也不错。紧挨着机场就是玉米地，隐蔽飞机，地方是足够用的。
在团司令部所在的那个大木箱跟前，聚集着佩带全副装具的飞行员，他们的表情全都极其严峻，就象生铁铸就的一般。那是很自然的了，警报演习破坏了他们的休息日，搅得他们不得安宁嘛。不过，从他们那直楞楞的眼神里，似乎能够看出，也许发生了什么很不寻常的事情。
我挤到门口，准备报告我们中队的飞行员到齐。就在这时，吉亚琴科抢先发起牢骚来：“我们是到这里来出差的。为什么打扰我们睡大觉？”
“睡大觉？”有人激愤地反问，那简直就像刚刚冲出枪口的子弹那样猛烈， “战争打起来了！”
“战争打起来了？”每一个人都在自己问着自己。有的人不相信这话，有的人不相指自己的耳朵，有的人僵木了……但是，在蒂拉斯波尔那个方向的地平线上出现的冲天大火，机场上紧急出动的飞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可怕的战争真的打起来了。
战争打起来了！一切日常琐事，一切和平时期的计划，都已经成为过去，消逝得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一切，都是不祥的，凶险的，不可知的。
现在，我们这三个出差在外的飞行员应当如何行动呢？正当我们的飞行大队在别利齐为了保卫国土、保卫机场、保卫城市而与敌人作战的时候，正当那里迫切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闲呆在这里袖手旁观呢？
“能不能允许我们立即返回我们自己的飞行团去呢？”我向参谋长请示道。
“起飞吧。”
“请给我们派几位机械师准备飞机。”
“派人！谁也腾不出手来！这是战争，你懂吗？”
从机场西北方向传来了飞机的响声。响声越来越大，变为轰鸣。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在发亮的天幕上，显现出了飞机的黑影。这是一队轰炸机。还有歼击机护航呢。是谁的飞机呢？是我机，还是敌机？
几架伊—１６型歼击机起飞了，迎着不明国籍的飞机飞去。轰炸机开始转弯。现在，已经能够看清楚飞机的菱形机翼了。
敌机！是啊，战争真的打起来了……
我们眼睛盯着敌机，朝自己的飞机跑去。
空中传来机枪射击声。这声音听起来可和往常的大不一样——现在正在进行着的是实实在在的空战！
如果我们这几架米格飞机武装齐备，那我就立即起飞，冲上前去支援自己的战友，去跟法西斯分子拼杀。我真担心，是不是又会像1939年那样，不叫我上战场呢？别的飞行员已经在天上跟敌人干起来了，而我呢……
我当过机械师，既然他们派不出人手来，那我就自己动手检查飞机好了。吉亚琴科和多夫布尼亚弄来了压缩空气瓶，准备启动飞机发动机。
飞机起飞以后，我立即感到很不是滋味儿，我们的米格飞机连一发子弹也没有捞着。只好低低地紧贴着树梢和庄稼地飞回自己的部队去。
我们飞到马亚基机场上空以后，感到很吃惊：机场上一片宁静气氛。所有飞机都疏散到玉米地里伪装起来了。飞行场地空荡茵的。落地以后，我第一个滑行到玉米地里。吉亚琴科和多夫布尼亚把他们的米格飞机紧紧地停靠在我的飞机旁边。
“战争打起来了，难道你们忘记了吗？”我对着他们大喊起来，“为什么要靠得这样近？这不是检阅！”
他们重新启动了发动机，向旁边滑行过去。
我叫他们两个人在飞机旁边等着，我向团司令部跑去。遇见了马特维耶夫参谋长，我向他报告：“任务中止，中队归来。请允许我们返回别利齐，回到自己的飞行大队去。”
“别急，我正需要你呢！”
我四处张望，想找见团长。可是，连团长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只好等着。我向同志们一打听，这才全明白了。昨天，师长命令伊万诺夫团长和阿特拉什凯维奇大队长，立即奔赴“神剑”隐蔽机场，调查清楚为什么费吉切夫在追踪德国侦察机时越过了国境线。伊万诺夫团长是坐乌齐—４型双座歼击教练机去的，阿特拉什凯维奇大队长坐的是汽车，傍晚，伊万诺夫团长传来话说，他的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在一片野地上了。阿特拉什凯维奇也报告说，他坐的汽车陷在一个什么沟里了。中队长谢里维尔托夫呢，被师司令部叫到基什尼奥夫去听候审查，说是他犯了什么错误。
就是这样一种混乱局面！机场上连一个指挥员也没有，有些飞行员也不见了……
“别利齐！别利齐！”马特维耶夫少校一句不漏地重复着对方在电话里说的话。
我站在门口，侧耳静听着他们在电话里谈话的内容，尽量不漏掉—个字。别利齐那边说，清晨，德国轰炸机在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掩护下，空袭了机场，炸毁了汽油库。我们的歼击机与敌机发生了空战。奥夫琴尼科夫牺牲。
那些站得离电话机稍远些的同志听不见，我们就把奥夫琴尼科夫牺牲的消息转告他们。
战争的警号，对敌人的仇恨，填满了胸膛。如今，又加上亲密战友的牺牲给我带来的悲痛，一时心急如焚，心乱如麻。我去过他在别利齐的家，不止一次见过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婴儿……我真想马上就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牺牲的。看来，敌人的子弹在夺去了我们一个同志的生命以后，还在继续寻找着下一个目标呢。我们必须设法避免牺牲。消灭敌人需要机智。
“请允许我们中队去支援战友。”我再一次向马特维耶夫参谋长提出请求。
“我不是说过了吗，别急嘛！”他很不耐烦地说，“第二飞行大队刚刚飞走。别利齐机场没有汽油了，即使他们到了那里又顶什么用呢？”
参谋长显然惊慌失措了。
我急忙向我的两个僚机飞行员那边快步走去。我叫他们两个人在原地等着，我去要求给所有的飞机都装上子弹，并进行机枪试射。
吉亚琴科一见了我，就冲着我跑过来：“起飞吗？”
多夫布尼亚惊慌不安地看着我，问道：“别利齐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的妻子和婴儿，还都留在别利齐呢。
“我们的战友正在跟敌人拼呢。奥夫琴尼科夫牺牲了。”
一阵沉默。
“怎么回事？”
这正是不久前我自己也发出过的惊呼。所有的飞行员，差不多都爱刨根问底，哪怕是惨痛的细节也不避讳。
怎样牺牲的？为什么牺牲了？我们不是期望着打胜仗吗？当然，我们的军队是有防御准备的。对于敌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们是有准备的。为了掌握新式技术装备，我们刻苦地学习了，连一天时间也没有白白地浪费掉。但是，法西斯军队向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使我们淬不及防。当然，如果我们的警惕性高的话，那我们还是能够从容迎敌的。不过，象我们这个飞行团在开战当天早晨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飞行大队各自西东，人员星散收不拢，飞机也都毫无作战准备，那是不能容忍的。
第一次遭受损失使我们开始懂得，这一场战争将是残酷的，血流成河的。从今以后，只要我们起飞上天，就很可能再也回不到这个机场上来，就很可能再也看不见如此美好的晴朗的早晨了。
“波克雷什金，到司令部去！”团值班员喊道。
“是！”
我一边跑着，一边抬头往天上看。早晨的露水打湿了靴子，显得沉甸甸的。太阳已经爬上了地平线。
司令部跟前依旧挤满了人。
“把地图拿出来！”马特维耶夫参谋长迎面走过来说道，“你看见这一片独立树林了吗？”他在地图上指点着一片旷野当中的一个绿色圆圈问道。
“看见了。”
“那你就驾上‘乌－2’（双座教练机）起飞吧。伊万诺夫团长就在那里。”
按照规定，我应当回答“是！”。然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伊万诺夫团长驾上“乌—2”飞回来，把我留在那里，陪伴着他那架连一滴汽油也没有的飞机闲呆着！难道这也算是战斗任务？！
马特维耶夫猜透了我的心思。
“加油车已经上路了，很快就会到达那里。你把情况报告给伊万诺夫团长，就说别利齐机场遭敌机轰炸，汽油库被炸毁。我已经把第二飞行大队派到别利齐去了。总之，叫他尽快飞回来。”
我向自己的飞机那边走去。吉亚琴科和多夫布尼亚正在机器下面坐着。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