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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改掉了吸烟的坏习惯，开始注意锻炼身体。我想使我的身体健壮。我找来一副哑铃，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就到院子里去锻炼。身强体壮的飞行员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
l 926年，我和我的l 6岁的哥哥瓦西里，都得了猩红热。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40天以后，只我一个人活着离开了医院。
我的哥哥活着的时候，已经能挣钱供养我们这个大家庭了。如今，他病故，我就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干。我的叔父是铺房顶盖的工人，我到他那里去跟着他当学徒。
他又矮又瘦。由于长年累月地跟铺房顶盖的洋铁瓦打交道，他的耳朵早己半聋。他的双手也被干性油和油漆腐蚀得又黑又粗糙。他铺房顶盖的手艺，在我们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里算是挺不错的。我很快就跟他学会了这一宗手艺，能挣钱养家了。
叔父喜爱我，可是，我也没少挨他罚。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守规矩不行”。我是在屋顶上干活的，站得高，能够清楚地看见飞机起飞和着陆。我常常看得发呆，竟连手头的话计都忘记了，叔父不得不时常喊我。
“小心着点儿，你可别从房顶上起飞呀！……快拿锒头干活儿吧！”
第二年夏天，我就在西伯利亚建筑材料拖拉斯当上了一名铺房顶盖的正式工人。城市正在建设中，—幢幢四层大楼都需要铺房顶洋铁瓦，工作多的是，我时常要加班加点干。
同我一起干活儿的小伙子们有时开我的玩笑说：“怪不得你姓‘波克雷什金’呢，这‘房顶盖’看你铺得多带劲，可真是姓氏如其人了！”（译注：‘波克雷什金’的词根意为“复盖”）表面上，我只不过一笑置之，其实，我心里确是在想着另一种“房顶盖”呢，那就是“罩在我们头顶上的蓝天”。
……
一天早晨，我从中央大街（即红色大直街）路过时，看见阅报栏上贴着一张航空学校招生告示。我停下来看那告示。这意外的机遇，使我觉得如临梦境。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楞。随后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只见那上面写道：“本航校招收七年制学校毕业生………”这么说，我必须读完七年制学校才行。可是，何止于此呢！后面还附带着别的条件：“有车工、钳工或细木工专长”！
我心情沉重，拖着灌了铅似的两条腿，在大街上艰难地挪动着。就凭我现在这种铺房顶盖的“专长”，那我就永远也休想进航校当飞行员。简直是痴心妄想。当飞行员，哼，去它的吧！
我依旧每天爬房顶，心里天天惦着那张航校招生告示，老也放不下那件既实现不了又丢不下的揪心事。怎么办呢？要想学钳工或者学车工，那就必须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因为凡是要到企业里去做工的，都要由他们分配。当时，城里企业不多，而失业青年却有成千上万！尽管如此，夏季刚过，我还是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了。我每天都要跑到那间挤得水泄不通的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去登记、挂号。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向父母提起我想要当飞行员的事了。这期间，我的父母又向我的另一个当会计的叔父说情，请他帮我安排一个见习记帐员工作。这种坐办公室的“轻闲”职业，对很多人来说那可真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事。不过，我不是那块材料。我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当上飞行员，难于听从父母的安排。于是，为了我的事，又闹得家里争吵不休。
时间过得飞快，夏天又到了，我又干起我的老本行———铺房顶盖。到了冬天没有活计可干，我就上学校去读书。l 928年，我读完了七年制学校。那个职业介绍所我是白白地跑了那么多次，它白白地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一点也不肯帮助我。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开始了。新西伯利亚市，也就是从前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当时只不过是一座小镇而已。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要优先发展这座城市。于是，大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迅速开始建设。在宽阔的鄂毕河对岸的大草原上，紧挨着克里沃谢科沃衬，开始建设一个很大的工厂——西伯利亚联合工厂（就是现在的新西伯利亚农业机器制造厂）。失业青年们都松了一口气， 个个兴高采烈。所有失业人口都有出路了——搞建设去。那个旧世界的产物——职业介绍所，也就从此寿终正寝！
这个新建的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所需要的骨干工人，都必须进工厂技工学校接受培圳。在这第一批“混”进工厂里去的3000人当中就有我。我被分配到钳工组。
盼望已久的个人奋斗目标终于稳妥地迈出了第—步。我为此庆幸。可是，当我身穿工厂技工学校的制服回到家里时，家里的人可对我不满意了。可不是吗，我当铺房顶盖工人时的收入，满够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活的。可是现在呢，只不过拿那么—点点助学金而已。
“白吃饭的窝囊废！”有一次，父亲骂骂咧咧地申斥我一顿。
父亲由于伤心而说的全是大实话，可是，这却很出我之所料，我毕竟受不了。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家庭的累赘，有一天，我收拾起自己的常用衣物，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毅然步入青年时期的艰苦而难忘的岁月。从那一天起，我就永远地离开了生养我的家。
我在集体宿舍里安顿下来。这是一幅四层楼房，座落在“社会主义镇”的最边缘，一出门，就是一片向远方伸展开去的大草原，向右方看去，一眼就能看见鄂毕河。河对岸便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在工厂技工学校学习期间，我是很苦的。助学金少得可怜，父母又无力接济我。西伯利亚的冬天，那股子寒冷的劲头可就别提了，甚至连空气都被懂得又薄又脆！可是，我脚上穿的却是夏天的破皮鞋。有时出去得雪，穿的也是这双破皮鞋……
我有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且定得很死。下午4时以前在工厂技工学校学习，晚上到厂办机械制造夜校去听课。在这之后，就是按照共青团布置的任务，到合理化建议与发明小组去。叫我参加这个小组是因为我提出过几条合理的建议。
我们房间里住着１６个人。别的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少。食品凭卡片供应，当然总是不够吃的，面包售货间就在大楼的第一层，正好在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新烤出来的面包那股使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儿，总是往鼻子里钻，可真馋人。只要送面包的马车一到，我们房间里的人就一窝蜂似的顺着楼梯往下跑，震得楼板轰隆隆山响。不赶紧往楼下跑，别人就会枪到前头去。我们帮助卸货，有时还能拣到一两个掉下来的小面包呢。
我们用自己做的烧水壶把水烧开，就怡然自得地就着开水吃起新烤的面包来。
集体生活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我刚到这里不久，就同西赫沃尔特、格巴斯托夫、博夫特罗丘克兄弟、洛莫夫、谢列兹尼奥夫、佩日科夫等人相处得很融洽。刚强稳重的西赫沃尔特，制止过很多人的轻率举动。只要西赫沃尔特出面干预，争吵就会很快平息下来。他工作热情，有条理，我们都愿意照着他的样子去做。
我们这个班最先毕业，我被分配到车间当钳工。
西赫沃尔特、洛巴斯托夫和我共住一个房间。在车间里，我们三个人的台虎钳也是紧挨着的。甚至上夜校，我们三个人也要设法坐在一起。只有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们才是各干各的。我喜爱田径运动、滑雪、滑冰，西必沃尔特爱好举重，而洛巴斯托夫则迷恋于猜字谜。
有一次，在我和他们闲聊天时，我提到了飞行的事。
“想的可倒挺美！你拿什么飞？驾着风筝上天？”洛巴斯托夫挖苦道。
“驾风筝？嘿，明天你们俩都来，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这几天建立起来—个滑翔小组，报名参加的人很多。不过，我想比我的好友先参加进去。
在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委员会所属的航空俱乐部里，最初的课程内容已经确定。西赫沃尔特和洛巴斯托夫也来了，而且亲眼见到了崭新的油漆气味儿和胶水气味儿尚浓的滑翔机。
我是长子，自从转为正式工以后，我就帮助父亲担负起供养母亲、赡养祖母和扶养正在上学的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义务。
1932年，我、西赫沃尔特和洛巴斯托夫，都当上了工厂技工学校的教员。现在，我们已经由别人教的学生变成教别人的先生了。
“请在此处签名。”工厂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说着，就把红皮的共青团介绍信交给我们。那上面印着：“青年们，学飞行去！”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道这是真的？我高兴得简直要蹦起来，幸亏西赫沃尔特提醒我：“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健康鉴定委员会还要检查身体呢。”
难道我还怕他们检查身体吗？难道我坚持锻炼这么长时间就一点也不见成效？
进飞行航校的选拔条件很严格。落选的人很多。洛巴斯托夫体检不及格，西赫沃尔特也不够标准。在我们这三个形影不离的好友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了。我只觉得我已经上了飞机。多年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看来，再也不会有什么障碍阻挡我实现最终愿望了吧？
5月底，列车载我西行。我坐在车厢里，听见列车驶过鄂毕河大桥时发出的隆隆响声。过了河就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
没过多久，列车前方就出现了森林和群山。我从来没见过山，眼前这一片矮矮的山丘，在我看来，那可都是很大很大的高山呢。
我们的里－2型专机已经飞到乌拉尔山脉的上空。极目四望，乌拉尔山脉的雄伟壮观景象尽收眼底。这是我第一次从空中俯瞰这纵贯南北的巍巍乌拉尔崇山。
飞机开始下滑。我看了坐在我背后的列奇卡洛夫一眼。他用头向窗外一指点，笑了。
“你看，这就是我的家乡！”
他兴奋地喊叫着。尽管飞机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依然能够清楚地所得见他在喊什么。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已经呈现在机翼下方。大山，色彩斑烂的屋顶，大路和街道交织成网。无数工厂的烟筒在冒着烟。乌拉尔地区是我国巨大的武器生产基地。乌拉尔欢迎我们去作客。
三
我们只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停留几个小时。天色已经很晚，这座大城市的领导人能让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战士们看一看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参观工厂，和工人们会会面而已。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制造坦克的各个巨大车间和成千上万制造坦克的工人，是最能代表这座大城市当年的风貌的，是最能体现前线与大后方的紧密关系的。
我们从一排排机床中间穿过，从坦克装配流水线旁边走过。在高大的厂房里，到处是焊接时迸发出来的刺眼的蓝色强光，自炽的钢锭照得厂房里一片通亮，锻锤落下来时发出沉甸甸的巨响，火花拖着细长的尾巴四处飞溅，大吊车吊着整体锻造成的炮塔缓缓地移动着，一台台坦克发动机正在什么地方轰鸣……
这火热的劳动情景，多么象前线的战士向敌人猛烈进攻，多么象与敌人拼死搏斗啊！各个工厂的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年轻小伙子、中年妇女和姑娘们，都在紧张地忙于翻砂、打磨、锻造。
在车间里举行了群众大会。坦克就是讲台。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中发表讲话。人人的眼神里都映射着钢水的炽烈火光，燃烧着对敌人仇恨的火花。我们这些来自前线的战士向他们致敬，向他们保证把敌人打回老巢去，消灭在老巢里。这声音立刻被站在“讲台”旁边和机床旁边的无数工人的热烈掌声所淹没。我们都看得见，工人们早已劳累不堪。但是，在这劳动的旋律中，我们更感觉到了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旺盛的创造热情。
他们为我们设了便宴。随后，我们就上机场了。大清早，我们的飞机继续向东飞去。
在我走过了漫长的战争道路，经受了无数次严峻考验以后，今天，我觉得故乡格外可亲。故乡的面貌日新月异，一定变得更加可爱了吧？我急不可耐地盼望着尽快见到童年时代熟悉的一切。
大草原展向远方，铁路蜿蜒前伸。地平线上零零落落地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斑点，渐渐融成一片，看上去很大，正朝着我们飞机这边移动，变得越来越大了。难道这就是我的故乡新西伯利亚城吗？我记得，它比这小得多呀。是啊，自从1937年离开它以后，整整７年了，我只回来过一次——是专程从列宁格勒回来为父亲送葬的。
是了，这正是新西伯利亚城！几架歼击机升空，编成护航仪仗队形，向我们的里—2型座机靠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故乡人民的问候和敬意。
记者们，以及同机来的其他人，都在做落地前的准备。我呢，两眼一直盯着窗外，怎么也不想把视线移开。从前，从城的这一头步行到城的那一头，我不知走过多少次了。可是，从天上往下看新西伯利亚城是个什么模样，这还是头一遭呢。可惜，我无论如何也辨认不出它的面貌了。不知是怎么搞的，机场怎么跑到城里来了呢？我记得，它原来离叶利佐夫二道街还远着呢。这么多新建的大工厂，多么大的住宅区呀。
我们的座机已经加入起落航线，准备着陆。地面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军乐队的铜管乐器闪闪发光。难道这是专门为了迎接我的吗？我记得，只有远航征服北极的英雄们，才受到过如此隆重的迎接。我既没有征服过北极，也没有开僻过极地新航线，我只不过和我的同代人一样，为了保卫祖国而与敌人拼了无数次命罢了。激动使我感到不安，只好强自镇定。我能对迎接我的成千上万人说些什么呢？
飞机发动机不响了，我在军乐声中走下舷梯。我的母亲、妻子、故乡的土地，离我都只有几步远了。可是，这几步路该有多么难走啊！人们都在热烈鼓掌欢迎我，军乐队奏着隆重的欢迎曲。我无法克制这既感到荣耀又觉得惭愧的复杂心情……
我好象是从所有来欢迎我的人面前走过，离得近些的我都伸过手去。这时，一群儿童正从成年人的背后向我这边挤过来。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心意，我迎了过去。孩子们直楞楞地望着我，眼神里充满着羡慕和向往。
我初次见到飞行员时，是否也是这样直楞楞地盯着人家看个没够呢？在这些孩子当中，是否也有渴望着有朝一日上天的呢？…………
直到欢迎大会结束，我才来到母亲和妻子的身边。我想要说的话可真多，但却连一句也说不出来。能见到亲人，和亲人团聚几天，那可真让人高兴。温暖的秋日，阳光灿烂，我们手里捧着鲜花。我现在的心情，大溉就是人们常说的幸福吧？玛丽亚说她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早些到来。她为全家人操劳也够辛苦的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她尤其需要丈夫的温存和体贴。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当母亲讲到几个弟弟的情况时，我不由她想起了弟弟彼得。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问了问母亲，她一个人是如何把我童年住过的房子的屋顶修好的。
我们坐的汽车还没有走到市中心，就提前转弯往一条街里驶去。
“我们这是往什么地方去呀？”
同车里的人只是神秘地朝着我微笑，谁也不吭一声，好象有什么好事故意瞒着我似的。
“往什么地方去吗？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忍耐一下吧。”州委书记库拉金笑着说道。
这条街上挤满了人。我们的汽车停下了。市执委会主席海诺夫斯基走上前来说，我家乔迁新居了。
我向同志们表示了谢意。可是，我一时还无法看见我的新居，因为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挤得水泄不通，我简直连一步也难以挪动。这里也是无数张笑脸，热情的问候，一束束的鲜花，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我感谢乡亲们的热心关注。多么好多么善良的乡亲们啊！……
我家的新居既宽敞又亮堂，住着很舒适。墙上挂着的照片，都是我从小就见过的。母亲走到照片跟前停住了，泪水从眼角淌下来。她转过头来直楞楞地看着我。大概这些照片勾起母亲对我们弟兄几个人小时候的回忆，对父亲的怀念，对自己苦难经历的回忆吧？
“你们弟兄几个都是我的亲骨肉，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全都回到我的身边来团聚呢？”
我一时不知该说啥是好。后来，我终于硬着头皮说道：
“全都回到您的身边来团聚，这……也许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了，妈妈。弟弟彼得您就只当他已经不在人间就是了……”
“他，死了？”
“我在前线碰见过一个人，他跟彼得是同—个单位的……”
“我心里料着彼得是牺牲了！他的性子憨直，从不畏缩不前。对你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