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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琴科第一次击落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可真使我高兴。在那年月，这样的胜利，对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来说，都是很了不起的重大事件。这并不仅仅因为可以受到首长的褒扬和同志们的称赞，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我们对自己手中武器的信心，亲眼看见了敌机被我们的枪弹和炮弹击中起火。
我们落地以后，也和往常一样，最先跑过来迎接我们的是机械师。他们立即开始检查飞机。
我跟在机械师瓦赫年科的身后，也在察看着飞机上是否有被打穿的洞。看来，似乎连一个洞也没有，这太好了！
当我准备离开飞机的时候，只听机械师说道：“您的飞机负伤不轻呀，副大队长同志。”
“在哪里？”我惊疑地问道。
“炮弹碎片被收到进气口里去了，打碎了增压器叶片。这不是，增压器转不动了。”
“大概是你发昏了吧。”
“要是我发昏的话，那就算是您和这架飞机都交了好运。……您听说米洛诺夫的消息了吗？”
“没有啊，他怎么了？”
机械师面对着工具箱，垂头不语。
“你怎么不吭声了，你倒是说呀！”
“他在医院里逝世了。”
“是米洛诺夫吗？”
“都是因为那条安全带，副大队长同志。”
“这不可能！……”
“去送殡的同志刚刚回来。都说，米洛诺夫的飞机在着陆时掉进沟里倒立起来。他的飞机上没有安全带——在别利齐时被他割掉了……就这样，他被甩出座舱，脊柱摔断了。”
米洛诺夫……在这个飞行团里，他是我最知心的战友。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了……
我默默地朝指挥塔台走去，怀念着从此永别了的战友……
记得，在我刚到这个飞行团的时候，参谋长建议我同两个单身飞行员住在一起。我打听到了这个“单身汉栖息处所”。
女房东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不反对再招一个新住户进来。不过，她却意味深长地冲着那扇紧闭着的房门把头一挑，用乌克兰话说道：“你去跟他们商量商量看，他们怎么说，咱就怎么办。”
我敲门。从房门里传出来的喧闹声静息了。我又敲了一次。
“请进来！”
我一进门，就见围着房间正中央的桌子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两个人身穿家常便服，其余几个人都穿着军服。他们用戒备的眼光看着我。桌子上摆着小菜和酒杯。
我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是谁建议我到这里来的。
“那么说，你是飞行员了？”一个上身只穿着一件背心的高大健壮的小伙子这样问着，两眼却死死地盯住我的航空机械师领草——我是由机械师改学飞行的。
“飞行员。”我一面回答着，一面打量着这间屋子。两张收拾得整洁的床。床上摆着膨得老高的枕头。墙上挂着带花边的相框。
“你真是飞行员吗？”一个瘦小的小青年问道。
还没等我答话，那个穿着背心的年令稍大些的高大健壮的小伙子，就把他收藏着的一瓶酒摆到桌子上面来了。
“我叫潘克拉托夫。”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给我，“脱去外衣吧。”
“我叫米洛诺夫。”瘦小的青年乐呵呵地说，“收下吧。不会让你在露天地里过夜的，枕头足够用。”
潘克拉托夫满满地斟上一杯酒摆到我面前。在座的人都注视着我。虽然我从来不喜欢往自己肚子里灌这种迷魂汤，可是，如今盛情难却。他们显然是在“考验”我呢，我必须经得住才行。
“赶快吃点东西。”米洛诺夫见我不是喝酒的行家，就给我端过一盘小菜来。
晚饭后，房间里多了一张床，床上撂着老高一叠炕头。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接着就开始做早操。
“显白你守纪律还是怎么的！”潘克拉托夫在被窝里嘟哝着。
“只不过是老习惯罢了。”我一边解释，一边穿衣服，准备到外面去跑步。
“啊——，既然是老习惯，那就请便吧。”他翻了个身，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１２月的清晨，天气寒冷，使人振奋，脚下踩着冰雪，咯吱咯吱地响个不住。我刚跑完一圈儿，听得身后好象有人跟着我跑。回头一看，是米洛诺夫！从那时起，瘦小机灵的米洛诺夫，每天都跟我一起锻炼身体。后来，他还参加了体操小组呢。
我亲爱的年轻战友米洛诺夫！你和我们永别了。在摩尔达维亚的土地上留下了安葬着你的一座新墓，你将永远活在战友们的心中。
就在我得知米洛诺夫牺牲消息的那一天，上级派我到格里戈里奥波尔去接收一架飞机。
在那里，我遇见了那位头发全白了的年轻中尉。他谈到他自己打的几次胜仗，谈到莫洛佐夫用自己的飞机撞毁了敌机。当我向他打听卡尔马诺夫的消息时，他沉痛地说：“他已经没了！牺牲得太冤枉了！”
“他出什么事了？”
“他的飞机在空战中被击中起火。他从座舱里跳出来，可是，降落伞张不开——开伞拉绳被弹片削断了。”
“大惨痛了！可惜了的一位好飞行员。”
“是啊！……”中尉低沉地应了一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坚毅地说道： “这没有什么。我们一定为他报仇。我们不是孬种。这里不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欧州！”
和这位中尉告别以后，我驾着崭新的米格飞机返回自己的机场。
三
我们出动去强击敌军。德国人已经渡河上岸了，必须立即消灭他们。
机群由阿特拉什凯维奇大队长率领。尽管这是首次全大队规模的战斗出动，但队形十分严整，飞行员们土气高强。
这一次的作战任务虽重，但先成任务的物质条件却不错：每一架飞机都满载着炸弹，子弹也十分充足。
渡口前面的每一条大路，都挤满了满载着敌人步兵的汽车、大炮、坦克。当我们飞临指定地区时，敌人的高射炮朝我们猛烈开火。空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高射炮弹爆炸形成的烟团。
我们顾不得改变飞行高度，一推机头，都俯冲下去，对准德军长长的纵队猛甩炸弹。随后，我们再次进入攻击，用机枪猛烈扫射敌军。大路淹没在浓烟烈火之中。
突然，我们机群中的一架飞机，尾部冒出一条烟带，随即起火。火焰越拉越长，看样子，飞机马上就要爆炸，无可挽救了！是谁被困在这一团烈焰裹着的飞机里了呢？扫射完毕，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设法去辨认飞机的号码。难道是阿特拉什凯维奇吗？—点也没有错，被敌人炮火击中的，正是我们的飞行大队长！
如今他打算怎么办呢？可供他支配的时间只有这弹指一瞬间了。大队长的生命，已经被挤在极其短哲的时间夹缝里了。也许他会跳伞吧？不，他飞得太低，座舱又被烈火严密封住，跳伞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在那非常可怕的一瞬间，阿特拉什凯维奇都想了些什么呢？这是谁也不知道的，是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他也许是在退出攻击的一瞬间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吧？不，看来，当时他还活着，因为他的飞机比仅退出了俯冲，而且还直线飞行了一段时间。这表明，在达一段时间里，他还在操纵着飞机。显然，阿特拉什凯维奇是有意识地驾驶着熊熊燃烧着的飞机，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我们怀着满腔仇恨向敌人的高射炮群冲击。我们拼着死命为我们的大队长、我们的战友报了仇。随后，我把所有的飞机集合起来，带着这个机群再次飞临大队长牺性地点的上空，我们摆动机翼，向我们的大队长致敬最后的祭奠。
飞回机场以后，我把飞机滑行到停机坪，爬出座舱，随手把降落伞甩在机翼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等着有人跑过来。这第一个听到沉痛消息的人可能是谁呢？我将在谁的眼神里看到我自己内心的悲痛呢？
从不远的地方过来一个人。他不是朝这边跑来，而是艰难地挪动着。他的两条腿就象坠着两个大铅跎似的。
记过来的这个人是阿特拉什凯维奇大队长的机械师。看得出，他巳经意识到发生的无可挽回的不幸。
我充分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从前当过机械师，也曾经千百次地为飞行员——自己的战友准备飞机上天。那时，飞行员们也都完全信赖我的两只眼睛、—双手和所掌握的知识。
机械师，这都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哪！每天最后离开机场的总是他们，天还没有亮，最先来到机场的也总是他们。他们用一双双粗糙的被滑油和汽油泡得发黑的手小心谨慎地检修飞机发动机。也许只有触摸过人体心脏的外科医生才会如此细心吧。
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机械师的劳动总是与飞行员的生命和飞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现在，我们飞得如此频繁，每一次返场着陆后，飞机又总是带着弹洞或者其他损伤，他们就更操心费力了。当我们与敌人进行空战的时候，他们的心也都跟着七上八忐忑不安。
每—次送走飞行员去执行任务以后，一直到飞行员安全返场以前，机械师的心境总是不得安宁的。在他们遥望天空寻找自己维护的飞机时，眼光比谁的都敏锐。他们静听自己维护的飞机从空中传来响声的次数比谁都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飞行员与我们的忠实战友——机械师总是同甘共苦的。
阿特拉什凯维奇大队长的机械师走到我的飞机跟前停住了脚步，心情沉重地问道：“他怎么了，上尉同志？”
“他已经不在了。他被敌人的高射炮弹击中。”
机械师慢慢地垂下了头。
这位机械师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飞机维护工作。他整夜整夜地不得安睡，为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因任何故障而使飞机带累了飞行员。
“你们要为阿特拉什凯维奇报仇！报仇啊！”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头也不抬，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向他的空荡荡的停机坪走去。
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只因为是一条男子汉才没有落下眼泪来。要是他还在这里多站上一会儿的话，那我们两个人都会难过得失声痛哭的。
团长的小汽车来了。他下车后，在每一个飞行员的脸上扫视一遍，立即明白了发生的事情。我简要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永运怀念他。”团长的话音一落，在场的人都肃立静默。
……没有给这位英雄立下碑墓。但是，他将永远活在战友们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急不可耐地要向敌人讨还这一笔血债。
“要振作起来！”团长激动地说：“你，波克雷什金，接替大队长职务。”
“是！”
“明天， 你带上这个大队，到靠近别利齐的隐蔽机场去。从那里起飞便于截击‘容克式’，便于强击敌军。准备吧。”
“是，团长同志！”
就这样，带领全大队人品和管理全大队飞机的责任，以及安排这个不大的团结集体的前线生活的责任，就都落到我的肩上了。我能不能象阿特拉什凯维奇大队长做得那样好呢？
战线正在我国领土上向东推移，而我们则必须向西飞去，以便离敌人更近些。
第三章 乌云翻滚，电闪雷鸣
一
又过完—天前线生活。我们都不安地注视着太阳落山的方向。我们的几位战友已经牺牲在德涅斯特河的彼岸，我们的亲人和熟人还都被困在别利齐，说不上谁能够侥幸脱险。凶险的战火，正在向东扩展、漫延。
眼见得入夜了，从马亚基机场派出去的航空保障队，作为先头梯队，已经向别利齐城郊摩尔达维亚人居住的村庄森热列亚开进。汽油加油车，运载炸弹、机枪子弹和航空润滑油的载重汽车，也随同前往。各类技术人员都出发了。他们必须在一夜之内赶到现场。完成野战机场的布设仟务。飞机预定后天转场。
伊万诺夫团长和马特维耶夫参谋长就航空保障队的编成问题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同意他们提出的人选，只是觉得挑选得严格了些。直到团长指定机械师兼大队政委巴雷舍夫为航空保障队负责人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到最前线去。在那里，一切意想不到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我们全大队的飞机都飞到这个野战机场以后，我们发现，作为先头梯队的航空保障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机械师们迅速把飞机安顿在各个停机坪上以后，立即用树枝把飞机伪装起来。
我和巴雷舍夫一起，把整个机场巡视了一遍。在已经安装了电话机的地下掩蔽部周围，在避弹壕周围，在被称为弹药库和油料库的深坑周围，到处都堆满了新挖掘起来的泥土。一切都安排得很妥贴，只差主要的一项了——跑道显得太短。这在飞机着陆时，只要飞行员目测稍许偏高，未能刚好落在着陆标志——Ｔ字布处，飞机就可能冲出跑道以外去。这很使我担心。
无论冬夏，无论天气如何，在飞机着陆时，都要求我们收油门下滑，使飞机对正着陆标志——Ｔ字布，准确地在Ｔ字布处接地，误差不得超过几米。加大油门着陆，是严重违反《飞行条今》规定的行为。甚至歼击机飞行员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飞行课目——高级特技和空中射击，也须给着陆训练让路。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飞行员难以避免着陆目测偏高的错误。我是不大喜欢没完没了地练习着陆动作的。这样做，会使飞行员忽视其它驾驶技术的练习。
我决定马上就飞机着陆问题同飞行员们谈一谈。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就是用加大油门的办法来修正着陆目测的，结果都还不错。在这个机场上，今天我也是用调整油门开度的办法来修正着陆目测的。必须跟飞行员们交换交换意见。
当找同巴雷舍夫走到地下掩蔽部——指挥所的时候，听到飞行员们正在热烈地辩论着什么。
“你怎么老是说如果呀，如果呀。如果西方的政客们是为人民着想的，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钱口袋着想的，那他们早就制止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了。难道你忘记慕尼黑会议了吗？！”卢卡舍维奇冲着吉亚琴科说。
“我并没有忘记里宾特罗甫来到莫斯科时脸上流露出来的卑鄙的奸笑！”吉亚琴科愤愤地说：“同我们签订的条约，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拖人耳目的幌子而已。在这个幌子的掩饰下，他们向我国边境集结军队，他们的飞机厚颜无耻地在我国领土上空飞行。而我们呢……却只知道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全部条款！……”
飞行员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辩论着，竟没有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他们身边。我不觉吃了一惊，那边，值班中队的飞行员是不是也争论起来了呢？我连忙望过去。谢天谢地，他们倒也安分，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各自飞机的座舱里。
这时，大队政委巴雷舍夫却毛手毛脚地掺和到辩论中去了：
“我国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你没有权利议论这些问题。”
“我就是有这个权利！我有，你有，千百万象我们这样的人，都有这个权利！”吉亚琴科毫不示弱：“德国鬼子已经到了明斯克，已经到了波罗的海沿岸。从北方压过来的乌云，已经悬在我们头顶上了。这就是里宾特罗甫的微笑！！我们甘愿用我们这9架飞机来保卫我们的整个天空。”吉亚琴科说着说着，竟悲壮地唱起来：“在陆地，在天空，在海洋……””
巴雷舍夫政委紧上一步，两眼瞪着吉亚琴科严厉地质问道：“你为什么散布这种情绪？谁给你的权利？”
显然，巴雷舍夫政委要用拳头“说理”了。看得出，他既无政治工作经验，又拿不出有力的论据去说服吉亚琴科，或者把话题导向别的方面去。在那些日子里，德国人确实颇为得手，而我们则屡屡失利。每一个人都在严肃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退却局面呢？退却，这不仅使每一个人都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更难以忍受的是心理上的强烈的压抑感。
当然，在战斗出动之前，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是很不妥当的。可是，禁止别人把压抑在心底的话倾吐出来，那也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别人把疑问闷在心里呢？
我急忙上前把吉亚琴科与年轻的政委巴雷舍夫分隔开，好让他们都安静下来。
“你是个惊慌失措的家伙！”巴雷舍夫叫唤着。
“你是一个睁眼瞎子！”吉亚琴抖也不示弱。
“我？”
“就是你！你看不见这些家伙已经窜到什么地方来了吗？你想用前线一切顺利的假象来迷惑人吗？”
“别吵了！”我出面干预， “为什么要说吉亚琴科是个‘惊慌失措的家伙’呢？他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