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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激情、论说、官僚铁笼
在韦伯关于“科层”的论述中，“官僚”的含义更加中性，它是社会活动被人类的理性力量加以规制的过程，即便这一过程将成为压抑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铁笼”。由晏才宏事件引发的诸多评论，凡支持继续以论文发表数量为职称考核标准之一的评论者，其理论根据，不论论者对这套制度持有多么积极的期待，总无法挣脱韦伯早就论述过的理性化铁笼的社会学原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高等教育继续停留在科层管理的框架内，那么，我们总无法摆脱韦伯早就预见到的官僚铁笼对我们的创造精神的压抑，作为对这一巨大代价的回报，我们期待着从科层竞争中筛选出比在非科层体制下能够获得的更优秀的教育和科研人才。
今天的大学制度，原本脱胎于19世纪下半叶涌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工与既得利益分配体系。虽然，西方大学教育正在从分科制度向跨学科制度转型，一个仍处于知识生产初级阶段的社会的大学教育，或许还要继续在分科制度下蹒跚前行。这样，一方面是学科划分的努力——试图把逻各斯的活火限制在理性分类的框架内，另一方面是开启人类心智的努力——“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这两方面的努力相互冲突，构成当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间的竞争与共存。
以专才教育为导向，在过去几百年内，《皇家学会会员通讯》这样的学术刊物，逐渐演变为《新泽西医学杂志》和《政治经济评论》这样的专业刊物。后者又逐渐演变为权威评审制度，并且以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为测度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力的几乎唯一的指标。
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诸成员在单位时间内只需要阅读几份专业刊物，那么，上述演变的净效果，很可能是促进学术繁荣的。遗憾的是，知识的总量随知识分工范围的扩展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从而学术群体内部每一成员在单位时间内需要阅读的专业刊物的数量至少以算术级数的速度增长，虽然每一成员，尤其是“权威”成员——他们应当及时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他们对年轻研究者的学术贡献的评价，用于阅读专业刊物的时间无法突破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物理限度。于是，以缩短读者的阅读时间为导向，专业论文日益演变为所谓“洋八股”——其中内容摘要、参考文献以及通常罗列在“脚注1”内的权威们的名字和他们对论文作者的帮助，这些，大致构成了读者快速判断该论文学术价值的判据。这些判据本身的准确性，则通常由刊物编辑和匿名审稿人加以审定。最后，学术刊物之间的竞争和筛选，有可能成为抑制编辑们的败德行为的最佳方式。
在健康的学术群体内部，一方面，年轻研究者们通过发表论文和发表言论塑造自己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资深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这些论文和言论鉴别并将他们控制的资源配置给那些可能更加出类拔萃的年轻研究者。
就我的经验而言，论文与言说，统称“论说”，只是思想的外壳，或者叫做“规范”。比规范更加吸引我们这些资深研究者的，其实是思想本身。在学术史上，天才研究者们很少顾及学术规范，但他们的思想极具冲击力，能够让那些遵从学术规范的研究者们感到非常困惑并最终引发范式变迁。姑且不讨论天才问题，只就范式之内的常规学术进步而言，优秀的年轻研究者通常有能力通过符合规范的论说表达或深或浅的思想，所谓“言之有物”。常规学术进步，首先，依赖于学术制度是否能够筛选出言之有物者。其次，还依赖于这些言之有物者是否能够持续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
一位讲师，或者一位教授，能够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持续地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实在非常难。唯其艰难，我们见到许多学者功成名就之后，便逐渐沦为言之无物一族，甚至宁可言之无物也不愿发表伤及既得利益的论说了。大学之腐败，如冰冻三尺，断非一日之寒所积成，亦非一日之暖可消解。由是，可见“持续”之贵。
以我对我周围持续地言之有物者的观察，我可以声称：那些能够持续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的人，他们似乎表现出一种共通的性格，我称之为“激情”——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一种非要活得精彩绝伦的冲动，一种“学不究天人不可谓之学”的追求。
这种激情，我们在晏才宏身上看到了，在杨小凯身上看到了，在尚未被激情燃烧了全部生命的与他们类似的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贵族，尼采说，从来不在乎奴隶们妒忌的目光，他们只关注超越自己的生命，虽然，他们也对奴隶们表示怜悯。
我们寻找激情，从年轻时的徘徊，直到临终时的反省。我们把激情传达给学生们，通过我们的论说——有思想的论文打动着有思想的读者，如同开启智慧的演说打动着渴求智慧的听众。正是在这样的持续中，人类的创造性得以开发，知识得以积累，社会得以进步，生命得以升华。这就是柏格森竭力阐述的“创化理论”，也是怀特海晚年沉思的“发生哲学”。在这样伟大的激情面前，官僚制度显得如此苍白和微不足道，以致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它的存在，虽然我们明白，那些更糟糕的官僚制度是以更迅速地扑灭激情为特征的。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符号与意义——纪念董辅先生
“……文化不给予我们绝对透明的意义，意义的发生没有完成。我们只是在确定我们的知识之时间的符号背景中，沉思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我们的真理的东西。……（我们的真理）将在未来更广义的真理中得救……”（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49页）。
董辅礽先生去世了，带着我们的追念，引发我们的思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反省一下我们自身所处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传统，以及比我们更深地沉浸在这一政治文化和这一思想传统内却勇敢地几乎毕生都试图超越出去的董辅礽先生的那种努力。这是一个正在展开其意义的符号，它没有完成，它期待我们从未来更大的真理中拯救我们今天自认获得的真理的真理性。
无需回避，当我们刚刚结束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之后，承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信仰，直接参与政策制订的中国经济学家们面临着两种十分不同的改革思路：（1）被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2）被称为“整体方案设计”的改革思路。
在可以归入“转轨经济”（transitioneconomics）范畴的那些国家里，中国和俄国，被西方学者们当做位于一条直线段的两端点上的典型。其余各国，参照这两个端点，被排列在这条直线上，从“渐进”改革到“休克疗法”。
必须指出，仅仅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第一种思路对中国改革政策的制订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第二种思路。为了解释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我们或许应当反省既有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传统。或许，韦伯的看法正确：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资本主义一样，仅见于西方社会，未见于也不可能出现在非西方社会里。
如果韦伯的看法正确，那么，中国改革的实质，就不再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它凌驾于其他一切道理之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常识告诉我们，这一目标不允许对制度实施“休克疗法”。这样，不难理解，即便是那些始终坚持第二种思路的改革者，也从未打算把自己的立场移到“俄国”端点上。所谓“整体方案设计”，只是试图理解社会动态系统从一个均衡点转换到另一个均衡点的过渡过程和实现更平稳的过渡的各项政策之间的相容性。
其实，中国的改革者们，不论他们在每一特定的重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如何，他们每一个人，我相信，从未摆脱过上述两种思路的纠缠。改革越是涉及深层问题和遭遇普遍的“寻租”困扰，经济发展越是离开要素驱动的阶段经过投资驱动的阶段进入到或许永远无法进入的创新驱动的阶段，第一种思路就越呈现出严重的盲目性，从而第二种思路就越发挥着对改革政策加以反省和批评的功能。
董辅礽先生在诸如效率与公平问题、发展与环境问题以及发展与人口问题等研究课题上的努力，平行于他为“温州模式”、“股票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其他形态辩护的努力，构成了他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贡献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同时，这两方面的努力更加说明：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经济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与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所谓“文化传统”，首先是指经过漫长的生物群体的和人类社会的演化而积淀在行为主体的心理深层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其次是指对行为主体影响最大的当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所塑造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最后是指作为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的当下的政治结构所塑造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
所谓“思想传统”，不同于“历史”，它是指每一个人对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的反省和对几乎无穷多的可能历史的建构。当然，人们所处的不同文化传统，通过不同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的限制，对人们可能有的思想传统做出了限制。
改革之艰难，首先，在于改革难以获得既有政治文化内的道德合法性。其次，甚至更关键地在于，改革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与思想传统的限制从而难以找到推进深层改革的途径。最后，悲剧性地，由于社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改革几乎注定要失败。
能够使改革免于失败命运的深层理由，被称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转化的终点，我们可以想象一群“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对那些因抓住机遇而获得数万倍于自己工资的幸运者较少嫉妒，也不会被自己获得的财富异化了性情从而招致嫉妒，他们不喜欢竞争但有竞争能力，他们不再满足于永远站在西美尔所说的金钱架设的“桥”上而是要从这桥走向更高的境界，他们参与政治却不会滋生出无穷的权力欲望，他们寻求个性化的生活但顾及社会和谐，他们有家庭而不为家庭所累，他们养育子女而且努力融入生态环境。当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发展观。
舍此，中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谨以此文，纪念逝于异乡的董辅礽先生。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道不远人——评林毅夫《论经…
久违了，如此清新而平易的经济学方法论！多年以来，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方法论语言，统统是西方社会的，从属于那里发生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为了解决那里的问题而发生的流变与论争，以及如此而来的问题意识和基于问题意识的对理论模型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传统的重建，需要在阅读西方理论、以西方语言阐释西方理论、以本土语言阐释西方理论、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这样四个环节上同时努力，才可能实现。毅夫与学生们的对话，收录在这里，对我而言，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学家以本土语言阐释的西方理论和以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努力，已经比20世纪末有了更可赞美的进展。
以上所说的那篇“对话”，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另一篇重要的文字，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即2002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005年刊登于著名的英文刊物Kyklos）。关于“自生能力”概念，我曾在以前对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另一著作的评论中，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故而，这篇评论的重点，如它的标题所示，是经济学方法论，而且是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
人类的知识，根据罗素的论证，不外乎三种来源：其一为直接经验（direct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个人知识传统”；其二为间接经验（indirect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社会知识传统”；其三为内省经验（inspected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形而上学传统”。罗素此一分类法，略显肤浅，却不妨当做知识理论的起点。这里出现了三个可能的起点，其中，直接经验是最直接的起点。在中国语境里，它被表述为每一位中国人的直接体验。
每一位中国人，只要活着，就有直接体验。注意，罗素原文为“经验”，不包含汉语“体验”所意味的悟性。基于生活经验，每一位中国人都可以进行许茨（A。Schutz）所谓的“二次建构”，即从经验上升为知识的建构，从而形成个人知识传统。知识不同于经验，因为它是一套概念，用来把经验归纳分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后者被装入前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被人们接受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各种经验之间是否相互冲突，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拓展其解释力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就我的阅读而言，叔本华最早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各种经验（内容）如何恰到好处地被归纳到我们的各种概念（形式）当中。这就是所谓“判断力”问题，在康德那里，它是所谓“第三批判”的主题。我的理解是，对叔本华而言，它应当是“第一批判”的主题。
也是在判断力问题上，汉语所谓“体验”与英文所谓“经验”，二者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中国思想传统里，身体，是作为经验与领悟的载体而发挥其中介作用的。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传统里，需等到梅洛…庞蒂发表《知觉现象学》之后，才确立其合法地位。由体验而领悟，汉语谓之“体悟”。天与人，知与行，理与心，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原本就是合一的，原本就不是截然两分的。唯其如此，体悟与感通才是可能的。
经济学是西学之一种，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当然也就始终沉浸在西方思想传统里，不自知，亦不能自拔。一旦我们需要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原理于中国社会实践时，就遭遇了原本沉浸在东方思想传统里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难免产生冲突。这一思想冲突的经济学表现，就是我们阅读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时常有的“隔靴搔痒”之感。从这一个“隔”字，也就产生了中国社会科学传统重建的学术冲动。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道不远人——评林毅夫《论经…
毅夫概括的经济学方法，他以“四能力与一心态”要之，罗列在这本文集的67页：（1）行为主体。经济学能力的第一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经济现象迅速辨识其行为主体，即回答“谁做决策？”这一问题。（2）约束条件。经济学能力的第二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主体行为，迅速辨识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及各类方案的机会成本，即回答“成本几何？”这一问题。（3）理论模型。经济学能力的第三项训练是就已经辨识的行为主体及约束条件建构一套逻辑关系，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目标——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可以有多重目标。不仅一石二鸟，而且一石多鸟。因此，如贝克尔反复指出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每一特定场合，指出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标——回答“哪些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以及“这些变量怎样集结为效用函数？”这类问题。又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受到多层次的条件的约束——包括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无意识世界”的约束，以致我们往往难以判断一项行为究竟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故而，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设——在给定的认知约束与信息约束下，对给定的目标和情境，建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参阅38页以后对盛柳刚同学提问的回答）。关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当他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时，我的行为是否理性就要依赖于我对他人理性选择的回应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认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