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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至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1949年以来，国内知识界关于“五四”精神有过多次讨论。元化先生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我们看到，是“五四”与它之前和它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密切联系。2006年4月3日发表于《财经》的文章《辨儒法》，元化先生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上次谈到‘五四’时期反儒不反法，相比之下，儒家在思想上倒是较为宽松，近于民本思想的。上次我们只是点到为止，现在可以多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章实斋对李斯颇为鄙视，而章太炎则相反，称李斯为秦之‘功臣良吏’。清末以来有这种看法的不少，鲁迅也受到太炎的影响。他曾为始皇焚书作了一些辩说，而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对法家人物李斯、晁错等颇有好评。而对贾谊尤其是他的《过秦论》，则多贬抑。‘五四’时期虽高扬德赛二先生，但对秦殊少批判，直至后来‘文革’中的尊法批儒，以及马克思主义还要加上个秦始皇之说等，皆可从这种思潮中寻出蛛丝马迹。但迄今为止，这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未引起注意和讨论。”
关于人性之复杂，在《记任铭善先生》一文（《财经》2006年6月26日）里，元化先生回忆并评论：“……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后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的文章气势急促，不好。’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我还记得一篇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边加上了圈点表示褒奖。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才开始有点明白。90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文革’爆发，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次年，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
更进一步，2006年7月24日发表于《财经》的随笔《谈〈四代篇〉说“伫中区”》，元化先生指出：“……陆机《文赋》中首句正是借用地理中重要有利的位置，引申而为创作中最具有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场所。钱注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二句，合而为一句解，并在末句下加一分号，至‘瞻万物而思纷’始断句。这样的断句，使原本易解的文句，反而滞碍难通了。我在青少年时曾从公岩先生学此文，我觉得这段话，是平易的，好懂的。‘伫中区以玄览’句，是说属文之道，首在观察，对自然人生的观察，以积累生活的经验。李善注谓‘中区’即‘区域之中’，乃是确解。只有立于区域之中，而不局囿于一隅，所见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于一偏。”《财经》同年8月21日发表了元化先生《谈鲁迅研究》，表明他对鲁迅文字里的偏激态度的批评：“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方面，需要继承，但不能因为有很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鉴别；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坏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时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在2006年10月16日《财经》杂志发表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日文本的序言中，元化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思考做了这样的概括：“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90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其实这是实事求是的。90年代是我反思的年代，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做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40年代和50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没有这样宽广。到了90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我认为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说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视为与生命一样重要的立身原则。我把90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年代。在90年代反思中，我的主要收获就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的再认识、再估价。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曾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倘使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并将它绝对化起来，却不懂得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者像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就会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将反对自己的人当做反对真理的异端；从而不是对他加以改造，就是将他消灭。根据我数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我认识到这种启蒙心态已经并将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对于成为大陆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和被认做是国家学说之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做出了研究和剖析的缘由。此外，我对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表演体系进行了探讨，对以《论语》注为例的阐释学做了初步考察，乃是为了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上述几个方面体现了我在学术上渐渐成熟的思想。可是，由于它们和深深扎入人们脑中的一些既定观念不同，所以，并没有得到理解，甚而遭到一些人的排拒和个别人的诽谤。这本书发行三年多以来，在国内销售寥寥无几，说明国内读者大多并不认同我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献给读者的。这使我感到寂寞。”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关于他所经历的三次反思，在《思辨随笔》的日译本序中，元化先生写道：“……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环境的急剧变化，生活中的巨大冲击，使我发生了几次精神危机。这些折射到我的思想上来，促使我进行了三次反思。读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从1940年到1955年之前，我的文字还残留着某些机械论的影响；从1955年到1989年，我虽然基本上克服了前阶段的缺陷，但仍保存着‘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对于传统的片面看法。直到90年代，痛定思痛，经过较长的反思后，我才摆脱既定观念的拘囿。因此，我曾说：‘90年代我才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2007年3月5日《财经》发表元化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说“激进”》，将他反对的激进主义界说为不仅仅是政治思潮的而且更是思维方式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一句名言，但我不喜欢它那带有威吓的口吻，况且潮流也不都是趋向光明和进步的。倘使任何一种潮流，不问正反和是非，由于害怕‘逆之者亡’，就顺着它走，试问，你又如何保持你那不肯曲学阿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呢？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滋长的原因。环境过于黑暗，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莫不靡然景从，原因即在此。……我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吸取的‘五四’遗产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比如由于反对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我所说的‘五四’激进情绪是有特定内涵的。……为我说的激进是指思想狂热，喜爱暴力，趋向极端。这也是就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而言。我反对对那些因改革屡遭失败与社会过于黑暗而成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加以嘲讽，他们往往是很高尚的，他们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往往能够启迪后人。我尊敬他们，愿意像巴尔扎克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弥撒》中的主人公德斯普兰医生一样，为那个和自己信仰相反的亡灵去祈祷去祝福。但我并不会因此改变我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和态度。”
显然，元化先生在选择交给《财经》发表的文章时，是深思熟虑的。这些文章涉及的主题，多针对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旨在阐发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考虑的各种问题。
五、自由：偏激的与健全的
作为这篇冗长的“简论”的结语，我们将元化先生交给《财经》发表的这组文章的问题意识概括为“基于健全的心智的自由”。
在康德系统地阐释“自由”涵义之前，每一个人都喜欢自由，却不喜欢反省他所喜欢的自由究竟应仅仅符合私己意愿还是应符合更普遍的意愿。其实，能够落实并持续落实的，康德指出，应是那些符合普遍意愿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应独立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按照可以促进或实现全体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的等度自由的方向去行动，他应如每一个人都会如此的方式去行动。
所谓“偏激的”自由，归根结底不是自由。只不过由于每一语词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若干特定意义的歧义性，它被许多人理解为是“自由”。这里，偏激是相对于健全而言的，健全是就康德阐释的普遍自由的意义而言的，也是就亚当·斯密阐释的“合宜性”而言的。
假如全体公民承认并承诺维护公民A的自由权利X，假如全体公民承认并承诺维护公民B的自由权利Y，那么，假如A行使X将损害B行使Y，普遍自由的立场便促使A和B同时反省关于X和Y的各种可能后果的道德合法性。由公民自发参与的这一反省和修正权利体系的过程，奈特称为“社会过程”，布坎南（J。Buchanan）称为“公共选择”，对森（A。Sen）而言则是具有“后果评价”的“实践理性”。
自由主义之所以具有复杂性，关键在于斯密所论的行为“合宜性”是情境依赖的而不是与情境无关的。当一个人的头脑是健全的时候，并且当他头脑里已经形成的对感受加以分类的拓扑结构是足够精细的时候，他不会感觉不到他的行为对他人的伤害所引起的情感与他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不会感觉不到合宜的行为与他的行为之间的哪怕十分精细的差异。当这些差异消失时，他的行为具有斯密所论的合宜性，他的关于这一行为的自由具有我们在这里试图界定的“健全的自由”的性质。否则，就是偏激的自由。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
我去医院探望元化先生，在他去世前一天。那时他已不能交谈，侧身躺着，手伸出来，示意我坐在他床边。他处于清醒与昏沉频繁交替的状态。握着他的手，我注意到检测仪显示的各项数据之间有一些联系。心跳频率超过每分钟一百次时，他会醒来，看着我。心跳频率低于每分钟九十次时，他会沉睡几分钟。这似乎表明，他醒来是因为心跳速度太快以致无法入睡。以这样的方式“休息”，当然很累。有一次醒来，他很清醒地问我：“最后，会很痛苦吗？”我回答说：“不一定，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他点头，表示明白。
先生是2008年5月9日去世的，似乎没有很多痛苦。我记得我用笔和纸与先生交谈，是2008年3月28日上午。那一次，先生可以坐在轮椅里，他喜欢开窗，有细雨伴着风吹进来。我们去探望先生，通常是在早晨八时至九时之间。因为蓝云曾告诉我和妻子，先生在那一段时间会处于较好的状态。我在纸上写：“舒展请我转告您两件事情。其一，您写给吴江的那封信，谈卢梭的，他重读了，有新的感受；其二，杭州那棵常看您散步的大树，他去看过，它很好。”先生微笑，他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在纸上写：“《文汇报》售完，我在读您和毓生先生的对话，第一部分。我还读您的《鲁迅小集》，现在的年轻学者，许多受他的杂文风格影响，‘新左派’。您1981年及2006年谈到鲁迅研究的设想。”先生表示理解我的思路，并询问海外学者的诸种思路。我又写：“历史感，必须体验，海外的学者难以有‘体’验。顾准和您都承受过苦难。十力：悟。”先生回答：“顾准是承受了大苦难的。”我在另一张纸上写：“韦伯曾患精神分裂症七年，他那时认识到任何一段历史及问题都可无限复杂。病愈后，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故您的思想，很重要！远非学界可了解。”这一次，那张纸，先生读了两遍。我指的是他谈逻辑不能涵盖历史丰富性的那几篇文章，涉及黑格尔《小逻辑》及他的“总念”说。我继续写：“我一直认为韦伯的‘IdealType’理想型，其实是黑格尔的‘总念’——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体的逻辑表述。”先生读完立即问我是否找到了贺麟翻译的《小逻辑》第一版，我说尚未找到。半小时后，先生见到蓝云，请她继续找那本书，并寄给我保存。此事的缘由是这样的，大约一年前，我和先生在庆余别墅他的居所，谈到《小逻辑》的不同版本。我告诉先生，贺麟译本，我喜欢第一版——以其“总念”翻译思路，我不喜欢其后的版本——因受列宁哲学笔记之影响太大。可惜，我遍寻第一版而不能得到。先生说我应去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保存的《小逻辑》，那是商务1955年的第一版。
继续我们的纸和笔的交谈。先生问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我写：“西方‘法治’在中国传统内，需要寻求文化表达。我希望将来研究此问题。‘民主’和‘自由’，是可以有不同文化表达的。”
大约二十天后，我和妻子再度去上海探望先生。仍以纸和笔交谈，我写：“可是我仍担心您的思想会如顾准的一样，被吹捧多于被深切理解。”先生点头说这也正是他想到的并且最担心的。我继续写：“19世纪的人文精神的外在特征——宽容、自然。20世纪的革命遗产——偏激、扭曲。21世纪若有自己的什么，也是现在极难确定的。”先生拿着我写的字纸，仔细读，然后表示同意。
稍后，护士来为先生做输液的准备工作。先生回床上躺着，指示我坐在床边椅子上。良久，时间接近中午，我和妻子向先生道别。先生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让我握住。手是凉的，他说：“等我出院了就去杭州看你们。”我说：“一定，我们过几天还来看您。”不等我说完眼泪就涌了出来，迫我不能回头，走出病房。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不应上调
这是一个老话题，经济学家，如果照搬教科书，直接就会告诉你：供给总量固定不变，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所以，价格应当上调。
按照我的观察，“教科书经济分析”（接近于“套套逻辑”）有正确的部分，就是“供给总量不变”这一假设。春运期间虽有班次的增加，但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而言，不妨仍假设供给总量“不变”。这一分析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部分，至少有下列诸项：（1）没有考察“派生需求”的行为，（2）没有区分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并且由于这一差异，（3）我们应采取虽然过时但此处仍适用的福利经济学视角，来评价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官方价格上调的效果。最后，（4）忽略了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各种替代服务对不同群体的客运服务需求的替代效应的差异。
这里所谓“派生需求”，就是通常所称的“黄牛”，他们的行为特征有二：其一，购买的火车票数量远比普通需求者更多，因此他们的人数虽占比重很小，却可构成需求量的相当大的部分。其二，他们购买车票是为了以较高价格卖出车票，因此，他们的需求——马歇尔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