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构成需求量的相当大的部分。其二，他们购买车票是为了以较高价格卖出车票，因此，他们的需求——马歇尔称为“派生需求”，当原生需求弹性很小时，可以容忍更大的票价上涨。在马歇尔提出的“派生需求”四定律当中，这一定律最适用于这里的情形。
我曾（在《财经》杂志）介绍过以邮票、次级市场内流通的股票、香港楼市与文物古董为“供给总量不变”的案例而发生的经济分析，但这些物品与春运期间的客运服务之间，有一种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是“耐用品”，后者是一次性“消费品”。派生需求者如果预期耐用品的价格将上涨，他们的理性行为可以是在价格尚未上涨之前“囤积”这类耐用品，以便在未来某一时期高价出售。不同于耐用品，一次性消费品不能被多次使用并且其使用价值不能被带到未来某一时期。因此，派生需求者能够预期的是，以购买“出售期权”（puts）的方式，提前购买一次性消费品的出售权——在较低价格水平上，然后，在“交割期”内以较高价格转让这些一次性消费品，假设原生需求弹性很小。
其次，我们应考察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事实上，需求群体的构成发生了极大改变。春节期间回家探亲的群体——设为“原生需求A”，主要成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从外地来的“白领族”——设为“群体A”。春节以外期间的需求群体——设为“原生需求B”，主要成分是“出差族”——设为“群体B”。群体A与群体B当然有重合（交集非空），这里的分析也适用于“交集”内的成员，因为这些成员在春节期间和春节以外期间的行为发生了重要改变。群体A，与群体B相比而言，不仅春节期间除了回家之外便“无家可归”，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较少可能使用火车客运服务的替代服务——私人汽车、飞机、公路长途车、船舶运输。从而，原生需求A与原生需求B相比而言有下列两项重要差异：（1）前者价格弹性很小，后者价格弹性较大；（2）前者数量巨大，后者数量较小。
因此，如果把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加以集结（即对应于每一可能价格的需求曲线A与B的相应数量之和），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一需求曲线的特征是：（1）弹性很小；（2）总量巨大。
以上分析意味着，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的主体是群体A。如果客运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那么，政府的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政策就应主要考虑价格上调给群体A带来的福利后果。
在我们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问题之前，还应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忽略警察努力程度的变动对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派生需求”群体行为的影响。根据我的观察，警察的实际努力程度在春节期间，如果分摊到每一“黄牛”（假设已被“取缔”）身上，即使不是降低了，至少也不会有显著的增加。因此，对于“黄牛”们，只要不被抓住的概率与预期利润之乘积大于车票期权投资的机会成本，就应当进入市场，由于这一概率不会在春节期间有显著增加并且由于预期利润将有显著增加，故投机行为是理性的。
假设“黄牛”们的努力因增加了的预期利润而增加，并且如上述，假设并无相应的风险增加和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假设春节期间群体A购买火车票的努力——排队的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又假设排队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延长，故诱致群体A内更多成员转而从“黄牛”们那里购买火车票。我推测，压制“黄牛”们的投机行为，似乎是官方客运票价在春运期间上调的主要理由。可是，这里的分析表明，这一理由很可能是基于一种错误的或被误导了的经济分析。
价格上调的另一后果，显著地超过了它对派生需求的影响，就是它对群体A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由于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由于他们不得不承受“黄牛”们转嫁的成本，由于他们原本不属于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这样，他们的福利水平将因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调而降低。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赞同目前铁道部发布的“维持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不变”的政策。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从大学教师没有办公室说起
杭州下沙大学区当真是很大的，而且享有一条专用快速公交车道，贯穿了杭州东西两端。据说，从城里，三十分钟畅通无阻抵达下沙，车票只要四元，同样的路，出租车要五十元以上。这里分布着几十所大学和学院，数万教师，数十万学生。
最近，一些偶然的场合，我和几位在那里教书的朋友聊天，得知他们在大学都没有办公室。可是，例如浙江工商大学，占地面积与北大校园相仿，办公楼群沿林荫道排列，大有“一望无际”的感觉。那里的教师怎么可能没有办公室？
在我们的大学里——不论你引用历史的原因还是引用政治的原因，反正，在我们的大学里，多年以来形成了两个群体。其一称为“行政人员”群体，其二称为“教学人员”群体。在这两群体之上，是所谓“大学管理者”，或国内俗称“大学领导”，他们可以来自行政人员群体也可以来自教学人员群体，还可以来自校外，总之，他们的调动，由人事和组织部门负责。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以我的观察，一旦进入到大学管理者群体，他们的行为总是更接近行政人员群体的行为模式而不是更接近教学人员群体的行为模式。有例外，例外有代价。某大学的某副校长就是例外，代价是，他永远成为大学的一件“摆设”——保持学者风范并且保持无权力的状态。
美国的大学制度可供借鉴。在那里，尤其是“常青藤联校”这样的大学，按照他们的传统，大学的核心部分是数百名至数千名本科生，他们是大学教师们服务的对象。后者，也就是数百名至数千名大学教师们和他们的研究生们，是大学行政人员群体的服务对象。
上述制度特征，哪怕你只是一名游客，也轻而易举便能察觉。你还可以补充许多细节，但我认为那些细节无关紧要。最紧要的是，一所将本科生视为大学主体的大学，与一所将行政人员视为大学主体的大学，在行为模式上必然会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并且我相信，正是这一差异，让我们可以解释中美两国在大学教育的绩效方面的巨大差异。
让我继续讲大学教师没有办公室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一位朋友，她是下沙一所大学的经济学系主任，可是没有办公室。从她家到她的大学，要穿越杭州的东西两端。骑自行车？对她而言很不现实。乘公交车？只在交通干线上才有快速公交车，大学和家，分布在交通干线的附近，下车后还要找出租车，在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出租车很少。这样往返一次，要费两小时。我见到过欧洲人在火车路线附近解决类似交通问题的办法，是在火车站设立自行车保存站，或者干脆将自行车带到火车上一起旅行。下沙似乎没有这一类存自行车的设施，即便有了，我相信也不能持久，因为偷自行车的行为，成本（包括道德成本）太低。我那位朋友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案，就是买一辆汽车。许多教师都采取了这一方案，结果，那条杭州唯一的特权级的快速公交车道，每日乘客寥寥，又因占用了最主要道路的一条线路，使它旁边的路面格外拥挤。最近，骂声不断，我估计市政府即将修订发展“专用车道”的政策了。
另一位在下沙教书的朋友，他是那里的经济学院院长，属于大学管理者群体，有办公室。不过他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个性，所以他不轻易接受行政人员群体的行为模式。据他告诉我，就是因为没有办公室，教师们都是每星期匆忙赶到学校讲课，下课匆忙回家，以致学生们下课之后没有人可以答疑，如一群毫无头绪的小鸟在校园里徘徊。久了，求学的热情自然会消失，改为逛附近酒吧的热情。难怪各地的大学附近，总有网吧和酒吧，还会有色情场所。
作为对比，在美国的大学里，每一教师的办公室——他们人人都有办公室，助教通常数人合用一间办公室，每一间办公室的门上都贴着办公时间，注意，不是授课时间，而是在授课时间之外，另有办公时间。如果教师办公时间常常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学生们有权投诉那位教师。因为，与学生接触的时间不得低于X小时，这是大学与教师签订的合同条款之一。由于教师的服务主体是本科生，所以教师最不希望发生的，是学生投诉，他们常可因此而被大学解聘。我的一位老师，因在课堂上过分调侃外国学生而被学生们投诉，然后被解聘了。
回到中国的大学里，继续讲我的故事。如果学生找不到老师，那么，他们有了学问方面的问题，谁来帮助他们呢？有一些学生，求学精神驱动着他们，自发组织“学社”，这样可以请来他们佩服的老师，共同探讨学问之事。我知道一些优秀学生是从这样的学社里走出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是经济学院的引人瞩目的年轻教师了。但是这些学社的组织，有赖于组织者的自发涌现，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例如，浙江大学学生社团的学术素质，随时间而表现出很大的波动性。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的学术素质，以我的观察，不随时间波动，却随时间而逐渐下降。大学的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生们自发组织但必须服从党团领导的学社的官僚化。
最后提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的行政人员需要那么多的办公室吗？在我访问过的美国那些大学的经济系——我访问那些院系的理由是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家，所以，每系至少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那里，各系的普通教师们通常共用一个秘书室，几位秘书联合办公。那些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例如萨缪尔逊，可聘专职秘书。我们的行政人员在办公室里聊天、打牌、睡觉，或者炒股票。这是大学吗？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斗斗，丹尼尔的寄托，以及…
在杭州黄龙广场的麦当劳餐厅，清晨六时，我们攀谈起来。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家境很好，父亲是工程师，叔伯们也都是工程师，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必须是工程师而不应是俗不可耐的商人。然而，他喜欢经商，他相信自己有一颗商业头脑。他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当前麦当劳的经营策略——成功的和失败的，主要是失败的，例如愚蠢的低工资和高售价策略，这让我开始相信他确实有一颗商业头脑。更何况，他的名字是“斗斗”，很适合商业竞争。
我对“小李”说，斗斗有一颗难得清醒的头脑。这引来斗斗的一席长谈，让我知道了他毕业于建筑设计专业并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过三年。然后，他心血来潮转入快餐业，就职于杭州最重要的几家麦当劳——雷迪森广场、文三路西溪数码港以及黄龙广场。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建筑业？他说建筑业很保守，只适合于那些追求温饱生活的年轻人。斗斗的人生志向很复杂，他的发型让我联想到流行音乐，他的表情像是比尔·盖茨，他分析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时，又表现出股票分析师那样的谨慎与尖刻。
曙光路两侧是茂密的梧桐树，我和“小李”沿林荫道漫步，端详这座刚刚醒来的城市。虚幻中，“丹尼尔的寄托”，一个虚幻的名字向我走来。
他今年二十岁，读统计学，本科二年级。他相信一切可以思议的，必定可以用数学加以描述。于是他给我留言，请我去看他刚刚开始写的博客日记。受了他的“数学主义宣言”的激励，我带着几分惊讶去读了他最初的几篇博客日记。我的“几分”惊讶变成了十分惊讶。
年轻的丹尼尔（我暂时满足于这样称呼他）的第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至此为止，我一直在付出……感觉心里好累，从一次次的失败……上帝什么时候才能眷顾我？”他这样年轻，已经因失败多次而累了吗？大约都是考场上的失败吧？所谓“失败”，大约也是相对于他对自己的极高预期而言吧？我继续读，第三篇日记“反日之我见”，他这样批评社会舆论：“前不久，在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王蒙委员暗批刘翔夺冠失言，不尊重日本选手……窃以为，现在中国人恨错了对象……历史问题，中日两国根本利益问题，加上军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就肯定不会好……”不错，他有一种比较健全的理智。第四篇“用数学分析‘路不拾遗’心理”，标明是“原创”。大致而言，是说他丢失了抽屉钥匙，回到操场上去找而未果，于是询问了十一位同学，得到不同的回答，引发他思索，试图用一数学方法论证古训“路不拾遗”的正确性。他的论证采取了经济学家的方式——先列举“路不拾遗”之外的其他可选方案，然后说明那些可选方案都会增加失主寻找失物的成本，于是成本最小的可选方案是让钥匙留在操场上等候失主回来找。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丹尼尔最新的一篇日记“最终购买概率模型”，也标明了是“原创”。类似地，引发了这一数学模型的，是一件小事：为什么在商场里买东西，本来很想买，可是比较来比较去，最后却不想买了。这一心理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丹尼尔认为购买决策包含三项要素：（1）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预期价格之比，这一比值越高，最终购买欲望越低；（2）商品的品牌价值，这一价值越高，最终购买欲望越高；（3）最初购买欲望的强度，这一强度越高，最终购买欲望越高。考虑到丹尼尔的年龄，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老练的观察。不过，“小李”补充说，对她而言，只要见到商场里大同小异如海洋般涌来的时髦商品，所谓“时髦”立刻变得不再有任何吸引力。缺乏个性，这是导致最终购买欲望消失的第四要素。
对于数学建模者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从现实观察中获得与模型有关的初始数据，从而能够确定模型的参量。逻辑地，任何数学模型都是自洽的。所以，只有那些具有足够现实意义的数学模型是有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依赖于建模者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地找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参量。丹尼尔的日记表明，他具有一种难得的能力——将数学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我感到了冲动，要给丹尼尔写信，告诉他说我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了奇特地居然没有被我们的教育体制摧毁的素质，我们真正需要并且苦苦寻找的那种素质——它的第一特征是“健全的理智”，不会轻易被谎言和意识形态宣传蒙蔽的理智。它的第二特征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既不偏激地坚持唯理主义也不偏激地坚持经验主义，而是理论与现实的恰当的结合。让我再说一遍，丹尼尔今年二十岁。
大约两年前，斗斗试图申请一笔贷款自己创业，具体而言，那是一笔六百万左右的资金投入——麦当劳独立持牌人的最低资格，这笔款项的一半，可由银行贷款，但银行不愿意把三百万元的贷款交给这样一位缺乏资历的小伙子。同时，麦当劳总部拖延了近一年时间来审查这位独立持牌人的申请报告，因为他缺乏无可怀疑的资历，虽然他提出了吸引人的经营策略并已经积累了足够年限的麦当劳经理人资格。
如果斗斗写博客日记，我推测他也会写出丹尼尔的那番感慨：上帝什么时候才能眷顾我？事实上，由于人口学家的所谓“代群效应”（cohorteffect），斗斗和丹尼尔属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育率突然增加而形成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处处陷入激烈竞争，也因此而生气勃勃。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三） 犯罪、价值观、流行病学
关于犯罪率的一份法律经济学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犯罪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并且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上升（罗煜、冯玉军《犯罪与现代化》，提交给2005年“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的论文）。
比法经济学思路更复杂也更有说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菲学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奥墨罗德提出（参阅他的著作《蝴蝶效应经济学》，李华夏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借助于生物学模型，解释了各国犯罪率随犯罪高发人群缺乏社会经济保障的程度而变动的情形。假设法律惩罚的效率不变，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将逐渐上升。不过，在一个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仅当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至某一极端程度并继续恶化时，犯罪率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