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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台评论界徐 被视为是一个“世界级”作家，认为“徐 先生是文坛鬼才，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 ① 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徐 作为“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声誉斐然。长篇小说《风萧萧》一九四三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有人因而称这一年为“徐 年” ② 。林语堂曾指出，徐 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 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西方汉学家伯图西奥里（Gillian Bertuccioli）和帕里斯特莱（K·E·Priestly）也有同感，认为徐 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 ③ 司马长风甚至把他与鲁迅和郭沫若相比：“环顾中国文坛，像徐 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 的作品相比，也许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质的方面，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④ 虽然这样的评论不见得就很公允，我们也很难完全认同，但它们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徐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徐 这样一位作家却一直以“通俗作家”、“反动作家”或“逆流作家”的名义被排斥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之外，直到八九十年代徐 的价值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徐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价值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但是对于徐 的当代意义，以及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似乎还重视不够。本文对徐 香港时期小说创作现代主义特征的研究就是试图在此领域做初步尝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第三章通俗的现代派（2）
徐小说的现代主义主题表征
徐 早在大学时代就对现代主义的世界图式有着独特的体验与认同，他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学的研究、对西方现代派文化和文学的大量吸纳也都不断强化着他的现代主义情绪。而到香港后，“在生活上成为流浪汉，在思想上成为无依者” ① 的困窘，更使他在探究“宇宙的广袤和时间的去处”等形而上问题时陷入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者相同的悲观境地。徐 的最终皈依基督教也可以说是他现代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局。这方面，他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彼岸》和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时与光》作为两部直接表现作家对人生哲学化思考的小说，为我们理解徐 的现代主义心态和宗教意识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在徐 一生的创作中，《彼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它集中了徐 晚年对于人生、社会、爱情、宗教、文学、政治等的思考与探问。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悖离了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熔诗歌、散文、故事、哲学于一炉，成为一部具有综合性的叙事作品。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整部作品都是主人公“我”———一个幻灭的灵魂对“你”倾诉。全书二十六章，前十五章是纯粹的人生哲理的冥思，是对生命和宗教境界的追问，有很强的形而上色彩和思辨意味；后十一章叙述了“我”的爱情故事，并借此来验证和阐释前一部分的哲学思索。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从第十六章才正式开始的。在这个部分里，小说展开了“我”与露莲、裴都和“你”的爱情关系，并通过爱情悲剧的展示，传达了对于人生、人性和命运的参悟。“我”本是一个准备自杀的悲观厌世者，出了疯人院来到海边，正是为了蹈海自杀。但露莲拯救了“我”，她的纯真、热烈的爱情使“我”放弃了自杀的愿望。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遇上了裴都，并抵挡不住她的诱惑而赴了约会，这使露莲决绝地驾船出海自杀了。而“我”再次沦入永劫不复的绝望苦海里。“我”忏悔，“我”绝食，“我”克制睡眠……精神与心理上都已濒临崩溃而疯狂的境地。这时，“你”又来到“我”身边，让“我”去看守灯塔，侍奉大海……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岸》的结构是一种纯粹的倒装结构，后十一章的人生故事是“因”，而前十六章的人生顿悟和思索则是“果”，小说的重心就在这“果”里面。如果说作品的后一部分旨在描绘生命的尘世境界的话，那么在前一部分里作者则探索的是生命的彼岸境界。作者的心态在这两部分也有着从世俗关怀向宗教和神性关怀的升华，他最终追问的目标是人、神、物三者完美结合的状态和理想关系。
与《彼岸》相似，《时与光》的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主人公郑乃顿的爱情悲剧而展开的。作者旨在通过对不同的爱情体验、爱情观念、爱情经历的探索，寻求爱情与人生的意义。如果说《彼岸》展示了人超越此岸奔向彼岸的绝望救赎图景的话，那么《时与光》则更直接地对于人生意义、存在本质进行了形而上追问。两部小说的叙述者和精神主体“我”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彼岸》中“我”的精神超越之路尚未完全穿透尘世的生存地狱，而在《时与光》中“我”已彻底弃置生命，从而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孤独灵魂。两部小说都用第二人称倾诉的方式，但《彼岸》的诉说对象还是一个尘世生活中的“你”，而《时与光》的诉说对象却是神性的上帝，它的故事纯粹是一个刚把痛苦的肉体遗留于尘世而在虚空里飘荡的灵魂向上帝的倾吐。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是“传记里的青春”，第二部是“舞蹈家的拐杖”，第三部是“巫女的晶衬”。三个部分象征着人生的三个阶段，象征着在“时与光”中人由青春走向衰老，最终奔赴死亡之门的生命历程。在作家看来，人只有“凭爱养活自己”。爱情之于人生正是一条“拐杖”，而舞蹈家的“拐杖”则是一种反讽，舞蹈家而不得不用拐杖正是一种无法消解的人生痛苦，它暗示出恋爱既是人生的必然，同时又是不幸和痛苦的渊薮。在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多具有象征性。萨弟美娜夫人是一个活在过去靠记忆而生存的生命；尤美达是一个自然安详的女子，她和郑乃顿的关系是一种朋友式的具有男性向母亲依恋色彩的关系；林明默象征着爱情理念的一面，是人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和理想的化身……至于郑乃顿、林明默和罗素蕾三个人之间错综变化的爱情则象征着人生的必然和偶然。显然，在小说为“爱”所联结的人物背后，还有一个形而上的主宰，一把人生偶然与必然的钥匙，它统辖着书中的“时与光”。
可以看出，《彼岸》和《时与光》把神和上帝正式引入了文学存在，表现了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巨大忧患。而小说对于时间与空间、循环与轮回、此岸与彼岸、必然与偶然等终极问题的形而上思考，试图通过对人生残缺的反省与自审，在宗教的意义上提升和关怀人的灵魂，这也是徐 晚年心态和思想轨迹的真实记录。联想到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直到九十年代北村等人才在小说创作中表现“终极关怀”，并引起了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我们更应对徐 这两部小说的先锋性给以足够的重视。如果说，这两部小说代表了徐 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心态特征和精神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现代主义思索其实是涵盖了他香港时期的所有创作的。从主题层面上看，徐 香港时期的小说对于现代主义思想主题的言说除了在《彼岸》与《时与光》所阐扬的之外，还在其他一些层面上契合着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情绪。其一，孤独感。孤独感一直是贯穿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卡夫卡、加缪、萨特等现代主义大师都极善于在作品中刻画人物孤独的精神状态。徐 香港时期的小说对孤独情绪的刻画也极其引人注目。《星期日》对一个老处女孤独寂寞心态的渲染、《黄昏》对老父亲因孤独寂寞而产生的变态心理的揭示都有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独有的那种精神深度。另外，徐 小说的主人公选择以“流浪”、“退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或归宿，其实也正是一种收缩内心的孤独感的体现。其二，失落感。徐 小说的主人公毕生追求着“理想与梦”、追求着“爱”与“美”，但现实总给他以嘲弄与讽刺，满腔热情换来的往往是一杯苦酒。因而追寻的失落感也贯穿他小说的始终。徐 说：“我还有许多恋恋难舍之执，如对于故乡旧游之地，对于久违的亲人，对于已逝的爱，甚至对于失去的赠物，每一想起我都痛苦哀念。” ① 《期待曲》中许云霓呕心沥血追求的女人终于不能等他回来；《百灵树》中男女主人公缠绵的爱情却因一场肺病而成永恒的残缺；《马伦克夫太太》中“我”童年的女神偶像再次出现时已是一个老鸨……徐 香港时期的小说几乎全是一种“悲剧”和“准悲剧”。他的失落感源于一种深层的悲剧意识，对人生、理想、爱情、婚姻、家庭，他都有过执著的理想建构，但他最终摧毁了自己建造的空中楼阁，只好怀着一腔无奈的哀婉，追忆那逝去的梦。这似乎也正可以解释徐 的小说时间总指向“过去”而不涉及将来的“定向选择”。其三，流放感。对于西方人来说，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寻找精神家园的途程中，每个人都有一种被逐的痛苦。徐 一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一生都在都市里流落，我流浪各地，我到了美洲、欧洲，我一个人卖唱、卖文、卖我的衣服与劳力……如今我流落在香港。” ① 对于他来说思念故乡而不能回归是他永恒的遗憾。香港时期小说的背景，或是大陆的上海、北京、家乡农村等，或是香港当地。前者所写人物总是大陆人或大陆移民；后者的主人公也都是流落到香港的人物，但他的流亡心态则几乎是相同的。在流放感和放逐意识中生活的移民，其精神困境往往是无以克服的，想不开的如《过客》中的王逸心用自杀的方式来逃避；想得开的如《黄昏》中的吴觉逊，在钻石山造了一座房子，就心灰意冷地住下来。其四，虚无感。徐 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强的悲观感受，在一首诗中他写道：“翻两个跟头，一声叹息，几十度春秋就成了七拼八凑的生命。” ② 在香港时他还曾说：“自杀还用得着问为什么吗？我也天天想自杀，只是没有勇气。” ③ 在《幻觉》、《江湖行》、《炉火》等小说中他把这种人生的虚无感上升为一种支配人物生命方式的人生态度，而在《盲恋》、《烟圈》等小说中，他则通过象征把虚无感抽象为一种人生哲学。《盲恋》宣称世上没有爱情，只有“盲目才配有爱情”；《烟圈》中把人生比做一个个虚幻而短暂的“烟圈”，作者的心已很冷了。不过，在徐 的小说中，他的虚无感和宿命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关注人生的偶然性，强调命运与轮回、因果与报应等等，这无疑在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中又融进了某种东方哲学的酵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上文对徐 小说现代主义主题倾向的分析是建立在他小说的一个贯穿性母题之上的，这个母题就是对于丑恶人性的批判。徐 算得上是一个“性恶论者”，他笔下的男人世界和女人世界都是灰暗一片，出现了不少“男子恨者”和“女子恨者”。他甚至认为“所有女人的犯罪都是男子的罪恶”。《旧神》叙述一个杀人案件：王微珠到上海后与三个人恋爱，留美学生程协旦始乱终弃，王微珠受到刺激后以自己的身体做交易找程报仇，杀死了三个男人。小说既写了男子的荒淫、无信的恶性，又表现了女子的轻佻、复仇欲和疯狂性，而且两者互为因果，突出了人性皆恶的主题。《杀机》则在人物的心理忏悔中，写出了人本能中兽性与人性的厮杀，并借故事主人公的口吻说出了“每个人都有杀机”的主题。含章、遥敏两个朋友都爱晓印，而晓印则爱的是遥敏。但偏偏命运让晓印嫁给了含章。多年以后，三人重逢，含章发现晓印仍爱遥敏。夜间失火，晓印置女儿于不顾而救遥敏，含章出于本能的嫉恨用梯子堵住窗口企图置遥敏于死地。而逃离火海的遥敏却因误以为敲门的是含章而故意没有救她。两个男人就这样“谋杀”了一个美丽女性。如果说晓印的执著的“爱”是一种美好的人性的话，那么她被烧死则是一种象征，既象征着男子的性“恶”对于“美”和“善”的毁灭，又象征着他们伪饰的面纱被烧毁，而暴露出了本性中的丑。总的来说，人性恶的母题和孤独、失落、漂泊、虚无的情绪是互相联系又互相深化的，他们共同建构了徐 小说现代主义的主题模式。
第三章通俗的现代派（3）
徐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表征
徐 的现代主义除了在主题模式上契合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世界图式之外，相应地在艺术表达上也有着与西方现代主义近似的艺术范式。而也正是在艺术传达上，徐 的现代主义显示出了他卓尔不群的艺术个性，既超越了西方现代派大师们艰深晦涩的风格，也超越了同时代和他之后的中国作家进行现代派式模仿的观念化痕迹。他成功的艺术经验就在于对现代主义进行了中国化、浪漫化和通俗化的创造性改造。
首先，现代主义的浪漫化。徐 是一个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的作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有精深研究的作家，这为他把现代主义融化进浪漫主义提供了条件。他的小说中对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诸如意识流、心理分析、感觉描写等当然是使用得炉火纯青，但现代主义在他的小说中实在是高度浪漫化了的。其一，精神分析的浪漫型运用。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建立，现代作家对人物精神世界探索分析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徐 也是一个对弗洛伊德学说有过系统研究的作家，他的文本世界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对弗氏人性哲学的一个有效验证。徐 极其善于对人物生存心理的刻画，尤其对人物恋爱心理的刻画方面，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出其右者实不多见。《盲恋》写人物的心理冲突惊心动魄而又极具艺术感染力，用司徒卫的话说，“无论是利他和自私，欢乐与忧愁，或希望或失望，都生动细腻而深刻” ① 。徐 还特别热衷于描写病态人格，深入人物的深层潜意识，表现人的本能冲突。他的小说中，精神病患者也很多，作家常常在对他们精神状态进行剖析的同时，直接借精神病人之口来分析社会人生与人性。《期待曲》、《彼岸》、《婚事》、《犹太的彗星》等小说都以刻画精神病患者的心灵历程见长，而《彼岸》中的“我”，更是对自己的精神病症进行了犀利解剖。这些小说对病态人物、病态人性和病态心理的分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