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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其被解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的帝王生涯》也正是如此。本文撇开许多可能性的话题，而仅尝试从小说意义内涵的把握切入小说世界背后的心灵空间，以求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与作家精神生命的沟通与对话。但“误读”的可能同样存在。惟愿我们的目标不致因“误读”而全盘落空。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1）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穿过云层的晴朗》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涌现的年轻女作家中，迟子建的实力和写作境界一直是我最为看重的。在当时一篇谈论女性写作的文章中，当比较到王安忆和迟子建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东北作家迟子建在九十年代初、中叶的几年时光里也一度呈现出了某种王安忆式的苗头和气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其叙事的老练、流畅，把握世界和世道人心的举重若轻都使人不得不对她的才气和艺术潜能刮目相看。” ① 时至今日，我对当初的判断依然充满自信。一方面，迟子建的写作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平台上，她的小说不仅很少大失水准之作，而且总能以稳健、上升的态势不断给人以新的审美期待，在她这里，你看到的是她越来越令人目眩的文学才华和越来越丰满的文学形象，而丝毫不必担心新生代作家常见的那种以在艺术上的倒退、停滞甚至失语为标志的“短命现象”；另一方面，迟子建又并不是一个陶醉在自己创作成就中不能自拔的作家，清醒的自我反思，以及对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可能性的不断探寻，也是贯穿她小说创作之路的一条重要线索。她的中短篇小说《逆行精灵》、《九朵蝴蝶花》固然向我们传递了自我嬗变、自我涅 的阵痛信息，而历时十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巨制《伪满洲国》则更是体现了作家建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融合风格的卓越努力。尽管，对这些作品的评价目前尚有分歧，本人也曾在讨论《伪满洲国》时对其“历史叙事”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② ，但是评论的分歧不仅丝毫无损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光芒，而且恰恰是对这些作品艺术价值的一种特殊肯定，因为，在这个时代，令人无话可说的所谓小说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在《钟山》二三年二期上推出的长篇新作《穿过云层的晴朗》就是又一部值得特别重视的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战栗的艺术力量。
一 “狗眼”里的世界与人生
《穿过云层的晴朗》的故事表层是猎狗阿黄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叙述，从城里受训到丛林历险，从黑山镇到伐木厂，从大烟坡到终老青瓦酒馆……阿黄的一生充满了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其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应该说，这条极具灵性和智慧的“狗”是极有艺术光彩的。但是，对小说来说，作家的艺术重心和艺术聚焦点却不是这些传奇性的“狗事”，而是通过“狗事”来折射和透视“人事”，“狗眼”里的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才是小说真正的深层主体。当然，就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狗事”与“人事”又是“互文性”的，它们互为依傍，互为参照，甚至还互为隐喻。“人”与“狗”之间已经没有了截然的对立，“狗”有人性而“人”有狗性，它们之间的张力正是小说艺术张力的重要根源。
那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狗眼”里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呢？在小说中，作家主要以狗与六个主人的关系作为故事的辐射源，把一个很长历史跨度（狗的一生）内的世界图景和人生图景立体化、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从而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历史等潜在主题。在这里，神秘莫测的自然，鲜活生动的民间，传奇性的人物，动荡混乱的历史，世俗的日常生活，边缘性的生存和文化景观，交相辉映，共同营构了一个“复调”式的艺术世界。
首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灾难和血腥的世界。小说中，狗与六个主人一道共同经历了各种生生死死的灾难和考验。在丛林中，地质队员遭遇的是饥饿、疲劳、恐惧和狼虫虎豹等各种野兽的袭击。狗在与狼搏斗时的受伤，白马的“牺牲”都是这种灾难的具象。而伐木人家大丫的病死，金顶镇小哑巴的悲惨身世和小唱片的绝症，大烟坡文医生的惨死，以及梅主人的最后生孩子而亡……都可以说是对多难人生和多难世界的隐喻。而与这种种灾难相伴，或明或暗的争斗以及浓重的血腥味也是这个世界“底色”。这种争斗和血腥遍布人类的世界的各个层面，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对木柴的疯狂砍伐；在与动物的关系上，对狍子和狗的残酷虐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小唱片的被强奸、小哑巴家的被烧，以及小镇权力的频繁更替（镇长之位的走马灯般变换），等等，都是人类血腥本质的一种呈现。在这个意义，小说告诉我们，人类的灾难既是政治、自然、历史和各种不可知因素造成的，又是人类自身罪孽的产物。人性的残酷和血腥本质也是这个世界灾难的渊薮。也许正因为这样，作家对人性恶的表现才没有进行“戏剧化”的批判，而是把它彻底日常化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日常化了的遍布世俗生活所有角落的人性恶才更具有普遍性，才更能显示人性的真正本质，其批判也才更有力度。
其次，“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世界。猎狗阿黄的一生是与人交往的一生，它的命运客观上也是由人决定的。它对主人效忠，并多次救了主人的命。但是，人的世界过于复杂，人本身也过于复杂，所以，小说最后阿黄是越来越听不懂“人话”了。它见证了太多的欺骗和谎言，对语言的挥霍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小说中，六个主人就给了阿黄五个不同的名字，“阿黄”、“旋风”、“夕阳”、“来福”、“柿饼”，以及伐木主人“笨蛋”、“贱货”等的随机命名，都既是人类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本性的体现，又是人类语言使用的随意性以及对语言本身丧失敬畏的一个证明。实际上，阿黄对许多“人话”的听不懂正是一种隐喻，它隐喻的是人类语言的泛滥和本质上的欺骗性。在丛林里，阿黄救了被野猪追杀的小优，但是小优却当着“我”的面撒谎，抹杀了“我”的功劳；在大烟坡，文医生惨遭水缸枪杀，但水缸的父亲老许却制造的是文医生被黑熊咬死的谎言；在镇招待所，白厨“偷肉”的行径被“我”发现但他却瞒过了几乎所有的人；电工因为晚上偷进花脸房间不成，竟恼羞成怒不惜对“我”下毒手；而镇长与粮店女人的“好事”被“我”撞见后，“我”也遭到了禁闭两天的惩罚。尤其可怕的是，当“谎言”和欺骗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时，“真实”反而变得不可信了。李开珍女人在森林迷路被地质队员所救，她的丈夫不但没有谢意，反而怀疑她与地质队员们睡了觉。她最终也成了一个只能在路边和树洞里露宿的“疯子”。小歌星无常通过“变相”，不仅其丑无比，而且甚至“我”和动物们都无法忍受他的歌声，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异乎寻常地迅速走红。而许达宽最后以一个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捐资修庙，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它标志着一桩隐瞒了几十年的罪恶和谎言却在为他赢得荣誉和声望。而他对“我”的忏悔更是不真实的、虚伪的，那不是坦白，也不是忏悔，而是一种逃避和自我安慰，意味着他实际上要把对人类的欺骗和谎言进行到底。
再次，“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隐秘和伤痛的世界。在《穿过云层的晴朗》中，现实世界确实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灰色的人生、无常的命运、残损的生命是这个世界的本色，沉重的“云层”让人看不到一丝“晴朗”与光亮。“我”的六个主人是小说的六个故事主体，但他们的世界却无一例外地充斥着隐秘和伤痛。地质队员阿黄与胖姑娘伤感的“离愁别绪”、小哑巴悲惨的“家史”和不幸的命运、小唱片十三岁时的被体育老师强奸以及现实中与瘸腿丈夫的婚姻、花脸妈与老七离奇的婚变与复杂的关系、伐木工金发的酗酒浇愁及其与老婆羊草持续不断的“吵架”、赵李红因母亲与人私奔和父亲抑郁而死所带来的“童年创伤”，这些既是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又是改变了主人公命运的精神事件，其中无不蕴含着复杂的人生况味和沉重的精神痛苦。而这些主人公中梅主人和文医生又是两个最有魅力和深度的形象。梅主人和文医生都是金顶镇的“边缘人”，一个替人生小孩为生，一个躲在大烟坡给人整容、种烟草并与为镇上人所不齿的女人们偷情。表面上，他们活得与世无争，我行我素，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说法”。但在小说若隐若现地揭示出的他们人生“前史”中却毫无例外地掩藏着巨大的“秘密”。梅主人因与资本家父亲决裂、斗争，父亲惨死，给她心灵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她躲到金顶镇其实只是在为自己“赎罪”；文医生作为右派，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在大烟坡的“苟活”，其实也是生不如死。如果说，前述主人公的人生伤痛与残缺还有某种“形而下”色质的话，那么梅主人和文医生的悲剧则是一种“形而上”意味的大痛苦，它暗含了对“文革”及其畸形历史的一种无声的反思与控诉，尽管这种反思与控诉是不动声色的、平静的、日常化了的，但惟其如此，才更显力度和惊心动魄的力量。迟子建善于揭示日常生活平静水面下的汹涌波澜和惊心动魄之处，梅主人和文医生形象的成功刻画就是一个很好的艺术证明。
最后，“狗眼”里的世界还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小说没有正面的对于时代描写，而是以狗的六个生活地点为线索，铺展开众多的人生故事和生活画面。每一个故事、每一段人生似乎都是独立的，但是由于其各自与狗的关系又产生了内在的联系。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时代的剪影，并以特殊的片断互补地诠释了一个动荡、纷乱时代。从理想主义到物质主义，从政治狂热到商业主义，从深山边民生活到市镇日常生活，对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作家虽然没有进行刻意的描写与交待，但是从小说所展示的人物命运变幻、世态人心的冷暖以及权力和话语的更替中，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一个生生不息的时代已经被具象地凸显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梅主人、文医生的死，赵李红私奔母亲的回归，小花巾的“逃婚”，以及狗在拍电影过程中的“涅 ”都是象征性的事件，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2）
二 “狗道主义”与人道主义
《穿过云层的晴朗》以一只狗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这就决定了“狗”与人的对比与冲突的不可避免。从内在意义上讲，狗与人关系的紧张源于狗对人的态度和人对狗的态度的截然不同。狗有“狗道”，人有“人道”，从自然性上来说，“狗道”与“人道”在内涵上应该是相通的，狗与人也应该是平等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它们都是自然之子；但从社会性层面上而言，狗与人平等的“朋友”关系就受到了考验，“狗道”越来越受到“人道”的歧视与伤害，“狗道”与“人道”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尖锐对立的存在。这种歧视性的对立对于人来说，可谓心安理得，因为人在处理与自然和动物关系时高举的是“人道主义”的大旗，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牺牲“狗”及“狗道”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人道”就一定比“狗道”高贵吗？“人道”就必须以牺牲、歧视“狗道”为代价吗？迟子建在这部小说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为了平等地说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把“狗道”上升为“狗道主义”，让我们从小说所揭示的“狗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不同内涵出发，来反思其各自的本质。
首先，我们来看“狗道主义”。小说除了阿黄外，还写了好几条狗，比如芹菜、十三岁、大壮、阿花等，它们各有个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悲剧性命运，那就是成为人类的“牺牲”。在它们中间，阿黄无疑是狗类的精英和代表，它是“狗道主义”的忠实体现者。在阿黄这里，“狗道主义”既体现为对待世界、对待自然、对待同类的态度，同时又体现在对于人类的态度上。就前者而言，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对同类的亲和、呵护与怜爱，构成了“狗道主义”的一重内涵。阿黄在深山丛林里的“惊险”感受，与伐木主人放排时的自豪与激情，对松果湖及其野鸭的迷恋，与文医生大烟坡看星星时的“浪漫”，以及与十三岁自由、激情的性爱，对勤恳忠厚白马的友情，对被杀害的狍子的怜悯，芹菜、十三岁被残杀时伤心彻肺的痛楚，对势利、懒惰之猫的蔑视，等等，都是这种“狗道主义”的绝好体现。就后者而言，对主人的忠诚、奉献、感恩与思念，对自尊的维护，对恶人恶行的斗争，对漂亮美好女人的喜爱，对弱小者的同情与关爱，对人类世界不平和黑暗的厌恶与怀疑，则构成了“狗道主义”真诚坦白、敢作敢为、爱憎分明的另一重内涵。小说中，“我”对主人极其忠诚，在深林里“我”勇敢地与狼和野猪搏斗，在金顶镇也奋不顾身地下地窖救了花脸妈。即使年老体衰，“我”也与白厨子的偷肉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电工想晚上去花脸妈房间“揩油”的好事也被“我”有效地破坏了。“我”对主人心怀感恩之心，虽然心中希望赵李红不要让“我”去拍电影，但当她做了决定后，“我”还是无怨无悔地去面对和承担了。同时，“我”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自尊、自爱，“我”不能忍受白厨子对“我”的侮辱，也永远不会“吃屁股里拉出来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健忘的狗，“我”多愁善感，在即将离别人世的时候，“我”记起了所有的主人，他们的恩情、友情、亲情，“我”是在与他们一一告别之后才坦然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这就是小说中那条通灵的狗，它的忧伤，它的情感，它的回忆，它的形象和一生的经历，就是对“狗道主义”的绝好诠释。
其次，我们来看人道主义。对于人道主义，我们非常熟悉，作为与中世纪封建神学以及教会统治斗争的一个利器，人道主义无疑为人类的自我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价值观，在解放和重塑人的主体形象、建设现代化文明时却越来越走向极端，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恶化与崩溃。目前，危及全球的生态危机、环境灾难可以说都是人类的杰作。可以说，人类正在把自己塑造成宇宙和自然的敌人，也正在成为人类自身的敌人。因此，许多西方学者都表现出了对于“人道主义”的警惕和怀疑，并且提出了“超越人道主义”的口号。 ① 而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长篇小说中，迟子建向我们展现的“人道主义”图景同样也是令人失望的。与“狗道”世界的单纯和“晴朗”相比，“人道”世界无疑要灰暗和暧昧得多。从与“狗道主义”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在小说中的基本内涵与形态。其一，人类的人道主义是以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这从他们对狗阿黄的态度就可看出。当阿黄在丛林中屡次救了地质队员的命时，他们感恩戴德地要给“我”勋章，但等他们用完“我”之后，就无情地把“我”抛弃了，正如阿黄所说的：“我就这么在酒桌上被抛弃了。我想我对他们没用了。人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嘴中美味的食物，一旦他们用完了我们，我们变成了屎，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