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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钟山》1998年1期）
第一章多元化、边缘化
多元化、边缘化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迷失
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不同的人往往会做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悲观论者视文学为商品经济和欲望化时代的祭品，各种各样的炒作，各种价值混乱、华而不实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均被视为文学“堕落”的标志。而乐观者则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视为中国文学走向自由、新生、成熟的起点，在他们眼中新生代作家的涌现、文学的无序、价值的多元以及“众声的喧哗”，也正是文学繁荣的表征。在这里，我无意论断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更无意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论点却有一个共同的立论依据，那就是“价值的混乱”或“价值的多元”。我感兴趣的是同样的一个局面何以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我觉得，它至少提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暧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在对“多元化”、“边缘化”、“自由”等几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误用的热门词汇的辨析中得到证明。
首先，“多元化”的陷阱。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本质上就是反对“统一”、反对束缚的，“多元化”体现了对作家的精神创造和文学的内在规律的双重尊重，可以说它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但是对中国近现代追求“统一”、“大一统”的文学传统来说，“多元化”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文学目标。从表象上看，我们当然乐于承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环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坛，我们目睹的确实是一幕幕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景象，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新都市、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人类、后先锋等等纷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带给我们一种热闹而新奇的刺激。我们已听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共名”的、宏大的时代之声，相反，充斥我们耳朵的倒是“众声喧哗”和“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文学“多元化”呢？我看未必。在我看来，“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来讲得之于文学监管、制约功能的减退或松弛，从内部来讲则源于作家主体个性意识、“元”意识的真正觉醒。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化状态。换句话说，外部条件具备了，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带来“多元化”的成果，它的实现还必须依仗文学主体的内在努力。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隐性退场，意识形态对文学失去了强制性的约束力，中国的文学空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宽松和自由，这种逐步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文学管理机制和文学生态无疑是“多元化”局面形成的外部条件；就后者而言，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无论从中国作家的精神质地，还是从文学作品的个性品格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多元化”都还十分可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没有具有“元”的质地和品格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也没有在精神品格、个体创造性和内在思想力量上能够独立为“元”，能够彼此从“硬度”上区分开来的作家。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些以“天才”自居的新生代作家来说，他们为什么在一夜成名之后，又迅速由“速成”走向“速朽”呢？他们为什么在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里会突然“失声”、“失语”呢？他们的文学生命的长度为什么是如此短暂呢？可以说，都与他们没有成长为有质量、有品格的“元”有关。而这种状况也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多元化”最终演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幻影，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景象。
其次，“边缘化”的误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与此相关，“边缘化”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语。对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备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作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实际上，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沦落地狱，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实际上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不应以为“边缘化”就是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作的“牺牲”，“边缘化”不过是把本来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边拿走了，实际上是为文学“减负”，是解放了文学。因为“权力”、“中心”这些东西本身虽不能对文学构成直接损害，但它培养了文学的虚荣和骄傲，更何况“权力”不是凭空赋予的，你享受权力，就难逃权力赋予者钦定的“服务”义务和责任，文学付出的代价也可谓相当沉重。也许，只有在文学从那种虚拟的权力光环里退出之后，文学才会明确自我的定位，开始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边缘化”神圣化、夸张化、绝对化，“边缘化”让文学回归常态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边缘化”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回到自身与文学的繁荣或文学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学终究还是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以一种“牺牲者”或“受难者”的姿态来撒娇、邀宠的做法是可笑的，以“边缘化”作为“革命大旗”和“灵丹妙药”的做派也同样是十分荒唐的。文学本就不该“娇生惯养”，“边缘化”又有什么值得卖弄的呢？实际上，“边缘化”不过是文学必须经受的无数考验之一种，如果文学连市场经济的考验都无法经受，那它怎么能够跨越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绵延至今呢？它又怎么会是永恒和不朽的呢？
再次，“自由”的双刃剑。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自由”曾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话题。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上面我说到的文学的逐步多元化与边缘化，过去非常遥远的“自由”似乎一下子就莅临了中国的文学界。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自由”，既是指文学空间、文学环境的自由，更是指作家表达方式、主体选择的自由。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再对文学有强制性的规范，只是以倡导、奖励“主旋律”的方式对文学加以诱惑与引导。另一方面，对比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呈现的更多机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启蒙”、“反封建”、“人道主义”等强大的“共名性”时代话语裹挟着作家步调一致地向前走，对蜂拥而进的一波又一波西方文学思潮除了照单全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极大限度地掩盖和遮蔽了个人主体的真实面目。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作家们失去了共名性的话语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集体性的文学狂热已经降温；其次，西方几百年的文学思潮在中国上演过一遍之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同步”状态，作家开始具备了判断、反思和选择的能力。然而，“自由”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未必就一定是好事。中国作家长期以来为文学“争自由”，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可是当自由真正来临之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享用这种自由却是一个大问题。“自由”是美好的，它是人类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体现。但自由又不是无边的，它不是口号，也不是标签，它只有在溶入生命体验、精神体验和艺术创造中去时才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否则，以主观上的放纵撒泼的方式对自由的挥霍，可能恰恰就导致的是文学的不自由。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由”既带给中国文学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同时又正在成为取消文学价值取向的借口，文学正在变得空洞、虚弱和无依。那些“断裂”的呼喊，那些对“经典”、“大师”的质疑，那些否定鲁迅的声音，都既是中国文学自由精神的张扬，又是中国文学正在失去价值依傍、进入一种价值迷乱的失控与失重状态的标志。我们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与价值尺度，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文学的边缘化和多元化也已成了文学丧失价值目标的一个借口。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价值真空状态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殊语境的产物，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文学主要秉持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则是西方文学标准和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双轨”并行。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演绎与模仿，许多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西化”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国家话语和文学话语其实是同构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目标可谓高度一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而这两者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自我迷失。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目标”，从手段变成“目的”之后，问题就来了，既然西方的文学我们都“操练”过了，我们已经“赶上”西方了，那怎么办？文学方向感和文学动力的丧失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比较起来，我倒是觉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为“坚挺”的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主旋律”写作，虽然在文学的观念领域或文学的审美领域，“政治意识形态”是对于文学的一个否定性的存在，但是意识形态文学却始终有着坚定、稳固、自信的价值支撑，不管我们怎样评价它的这种价值支撑，但是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巨大“收益”却是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既保持“反意识形态”的姿态，又获得意识形态写作的“效益”呢？
当然，对于文学来说，这种两难和价值真空状态其实并不是坏事，它提供了我们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有益视角，提供了重建新的文学价值规范的契机。我们应该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价值迷失状态，既是一种被动的、无力的沦落，又同时是一种文学上的主动选择。价值的真空是对过往的非文学的、僵硬的、清规戒律式的文学价值观的反动与消解。虽然，这种反动与消解有走极端化甚至“把污水中的婴儿一起泼掉”的局限，但是它毕竟创造和清理了一个巨大的价值重建空间。无论是启蒙也好，救亡也好，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在一种峻切、焦虑、急功近利的语境里向前发展，文学一直没有获得从容建构自我价值理想的机会。这使得我们眼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变成了一种短期性的行为，各种各样的现实的、时代的、政治的具体目标总是牵制和规约着文学的价值方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学要补的课太多，要打破的“禁区”太多，这使得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以“禁区”的突破为文学目标的有趣现象，作家们热衷于开垦新的文学领地，开出一块就是收获、就是创新，根本无暇顾及这种开垦是不是粗制滥造，是不是浅尝辄止，有没有开垦的深度。事情常常是这样，禁区全部开垦出来了，但在这一片土地上虽然插满了“革命”的红旗，但却没有打出多少“粮食”。对我们来说，开拓领地与占领山头的能力，设计各种“标语”、“口号”、“宣言”的能力，无疑要大大高于创造和建构的能力。我们的文学长期以来热心的就是开发新的领域，而根本没有长远的、终极性的文学目标，也可以说，我们多的是“文学开发区”与“文学特区”，而没有真正的“文学创业园”。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视为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起点。我觉得，无论是多元化、边缘化，还是“自由”的吁求，都不应成为消解恒定、稳固的价值追求或共同的美学目标的借口。当然，我们讲价值重建，不是要重新为文学寻找一个“真理”，也不是要重新制定那种具体的、现实性、功利化的文学目标或者所谓可操作的文学策略与规划。我们的文学价值从来都是“过实”而不是“过虚”，我们要重建我们对文学的理想与信仰，我们不是提倡“为文学而文学”，也不是否定文学的“承担”，我们要让中国文学与终极、精神、形而上、永恒、审美等似乎抽象的事物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要让文学获得抵御任何环境压迫的能力，我们要让文学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可能性，并永远在文学的轨道上前行。这也许就是我们建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目标，我们并不需要具体的结论。
（发表于《南方文坛》2001年4期）
第二章难度·长度·速度·限度（1）
———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
一 难 度
众所周知，长篇小说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正因为这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才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在当下，我们却看到许多作家把长篇写作看得极其容易和简单。有些作家的文学修养和文学素质恐怕连一部中短篇小说都写不出或根本就不会写，但长篇却已出版了多部，因此，从表象来看，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各种风格、各种形态的长篇小说文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相继登场。可以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长篇小说的“繁荣”就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文学事实。然而，这种“繁荣”是一种需要认真辨析的“繁荣”，它的“泡沫”质地和“神话”性质可能会导致对影响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那些真正问题的掩盖与遮蔽。说得耸人听闻一点，我甚至觉得，我们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确实“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其中至少有不下于一半的所谓长篇是地地道道的垃圾。而且，即使抛开那些“垃圾”性质的长篇小说不谈，那些水平线以上的长篇小说也仍然面临着诸多危机与困境。
其一，倾斜的“深度模式”。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文体”，追求“深度”本来无可厚非。但追求什么样的深度，怎样追求深度则是一个重要的艺术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走的弯路、所陷入的误区实在不少。比如真实性与本质论就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深度误区”。所谓“真实”、“本质”、“必然”等语汇曾一度是许多长篇小说追求的目标并被视作了小说深度的标志。但是对现实的描摹与反映并不能用外在的、客观的“真实”去验证，那只能导致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而对历史本质的抽象概括也可能恰恰是牺牲了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的丰富性。在这方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红色叙事”特征的长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