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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成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唯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他恐怕平日里在家里经常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所以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唯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
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而联络的时机，应该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当时曹操正极力安抚孙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吴书》），聘使不绝于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进去，以使节身份去联络焦仲卿。
为什么郭嘉不找许贡门客，反而大费周章地去找庐江的焦仲卿呢？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已经换成了孙策的大将李术。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从李术那里得到孙策的情报，然后指示刺客埋伏到预定地点，实施刺杀。他所掌握的情报优势，是许贡门客所不具备的。
第二点，江东当时普遍对北方来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庐江与吴郡相邻，庐江太守陆康和吴郡太守许贡一向关系良好，两人又都是被孙策所杀。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拢许贡门客和其他刺客，容易产生共鸣，得其死力。
第三点，从政治上来说，曹操不可以公开针对孙策搞暗杀，那只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疑忌继而被群起攻之。所以暗杀行动必须低调、保密，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一场私人仇杀。对孙策动手的是许贡门客，主持者是焦仲卿，两者动机都十分充分。万一暗杀行动不成反遭泄底，孙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这一层，联想不到隐藏在幕后的许都黑手。许贡门人、焦仲卿就是郭嘉布置下的两层保护性帷幕。
有了这层关系，对于焦仲卿“守节”的忙碌，就不难理解了。
《孔雀》诗中提到，刘兰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术儿子的求婚，三十日举办婚礼。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赶了回去，“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儿子结婚，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可自己老婆要和别人结婚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直到结婚当天才能抽身返回。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忙到连老婆都不顾了呢？
三月三十日李术儿子的婚礼，转月孙策就遭到了暗杀，前后相隔才数日。可见当刘兰芝答应求婚的时候，正是暗杀行动的最后关头。可以想象，焦仲卿给许贡门人布置完了最后的计划，让他们赶往丹徒，然后自己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回庐江。
郭嘉远在许都，完美地遥控了这一起暗杀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胁。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杀计划，对故主陆康已尽忠，生无可恋，于是和刘兰芝一起自杀。
这听起来很合理，却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
关键的矛盾，还在于孙策的计划。
史书说孙策筹划袭击许都迎接皇帝，但仔细想想，这个计划是不那么牢靠的。孙盛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
简单来说，如果孙策在丹徒发动突击，要一路打到许都，周围要顾忌的势力太多了。到了许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破城。整个计划执行起来难度太大，变数太多——除非孙策在许都已经有了内应，可以在他到达许都的时候控制住汉献帝，开城配合。
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些内应，显然就是接了衣带诏的董承、王服、吴硕和种辑他们。有了他们的配合，孙策便可以针对许都实施一次手术刀般精确的斩首行动，迎回汉帝。
史书上把这两件事分开记录，我们单独审视它们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计划破绽百出。可如果“孙策袭许”和“董承诛曹”本来就是一个计划的两个层面，一内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这个计划破坏力极其巨大，同时也需要极精密的筹划。许都和江东要配合密切，两者行动时间必须同时。如果孙策晚来，董承很可能会招致曹操势力的疯狂报复，无法送出汉帝；如果董承发动诛曹时机过晚，孙策便只能顿兵许都城下。
就像郭嘉在江东找了一位代理人一样，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董承和孙策也需要一位中间的联络人。可是董承等人在江东毫无根基，孙策在北方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两者都能够接受的联系人，只有长水校尉种辑的夫人——秦罗敷。
于是焦点又落回到庐江。
仔细想想，意图刺杀孙策的焦仲卿，和意图联络孙策北上勤王的秦罗敷，这两个人居然还是邻居，真是多么巧妙的巧合。
可是，在阴谋论的世界里，没有巧合。究竟焦仲卿和秦罗敷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呢？解开关键的钥匙，在于《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里的矛盾。
《陌上桑》里，罗敷明确指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而《孔雀》里，焦母却还在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焦母是普通老百姓，她熟悉的只是家长里短。她想为儿子求亲，说明至少秦罗敷的公开身份是单身。而秦罗敷已经婚配的消息，事实上只对一个人说过，那个人就是《陌上桑》里的男主角“使君”。
“使君”一词在汉末是对政府官员的尊称。秦罗敷在皖城采桑，那么整个皖城最有资格被称为使君的，只有现任太守李术。
但《陌上桑》里，对李术与秦罗敷初次的接触，是这样描述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可见李术并非是亲自去与秦罗敷调情，而是遣了一个小吏去探询。
调情这种事，一向都以隐秘为要。李术不亲力亲为，反而要派个外人前往探询，这怎么听都不合理。
除非他们不是在调情，而是在交换什么秘密信息。所以李术才会“五马立踟蹰”，不让过多随从参与，只派遣了一个信得过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记了秦罗敷的身份，她肩负着为许都联络孙策的使命。可她毕竟是个女性，许多事情不方便做。而李术是孙策的大将，搭上李术，就等于建立起与孙策的稳妥渠道。
而这个“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东南飞》里反复强调的“府吏”焦仲卿。他作为太守府的办事员，代表李术前往接洽，再正常不过。而且焦仲卿与秦罗敷是邻居，很可能之前已经接触过，这才安排李术与秦罗敷做一次戏剧性的会面。
于是，《陌上桑》里秦罗敷对“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夸耀，就意味深长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使君”向秦罗敷说出接头暗号“宁可共载不”之后，秦罗敷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这是暗示许都那边即将有事发生，有人派我联系你，这个人是长水校尉。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这四句是暗示除了长水校尉以外，还有许多朝廷高层参与。“鹿卢剑”代表决断、“可直千万余”代表着珍贵，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四句通过描述升迁履历，来强调每一个衣带诏阴谋的参与者都是一步步升迁而来的汉室忠臣，他们无不感念汉室拔擢之恩。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这两句是描述种辑的外貌，因为许都必然会派人来与庐江联络，便于互相辨认。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四句是详细交代董承诛杀曹操的计划。计划将在曹操日常办公的司空府内发动，趁曹操“冉冉府中趋”，跟随的卫士比较少的时候骤然发难。然后，秦罗敷还为焦仲卿壮胆，说参与政变者多达数千人。
通过《陌上桑》的交谈，秦罗敷通过焦仲卿，与李术初步接上了头。从孙策后来的举动来看，这根线确实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种辑－秦罗敷－焦仲卿－李术－孙策这么一条复杂的情报链条。
秦罗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对孙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为庐江故吏，对孙策的仇恨是相当深重的。而秦罗敷则是为了确保孙策成功袭许，两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而在两人接头时，焦仲卿却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他奔走于李术和秦罗敷之间，勤劳地传递着信息，似乎全然忘记了故主陆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释，焦仲卿是在隐忍，是在伪装。他意识到，与秦罗敷搭上线，会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给他的任务。他扮演了一个双面间谍，一方面在秦罗敷的协助下传递情报，为董承、孙策筹谋计划，一方面把计划原原本本通知给郭嘉。
有了如此情报不对称的优势，郭嘉便可以轻易破坏董承的衣带诏政变，然后精确定位孙策，实施暗杀，完全让对手没有任何反击余地——这都要归功于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内，肘腋之变最为危险，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诛杀董承。至于远在江东的孙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许贡门客的弓箭射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