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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承在内，肘腋之变最为危险，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诛杀董承。至于远在江东的孙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许贡门客的弓箭射程之内。
这一前一后的时差，让史书和后世治史者产生了错觉，认为两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我们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才能觉察到其中的矛盾，进而推断出隐藏在幕后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这个阴谋的蓝图已经被勾勒得很完美了。可我重新审视整个推论的因果链时，却猛然发现，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终缺少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的缺失，让整个推论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个事件中，无论是焦仲卿、孙策、种辑还是郭嘉，他们都拥有鲜明的动机、明确的立场和清晰的身份，可是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却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秦罗敷。我们既不知道她在庐江的来历，也不知道她帮助种辑、联络孙策的动机何在，她曾经宣称种辑是她的夫君，这多半也只是托词。她就像是横空出世一般，在历史夹缝里惊鸿一现，然后彻底消失。
就像是警察不找出杀人犯的真实动机，就不能算破案一样，不找出秦罗敷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们就无法宣称发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真相。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失，我遍查史书，最后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
〖（周瑜）从（孙策）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
（史书写为二桥，后世衍文遂成二乔）〗
这里的“攻皖”，指的是建安四年孙策攻击刘勋所在的皖城。在那一次战役中，孙策攻下庐江，并委任李术为庐江太守。
然后他发现了居住在皖城内的大桥与小桥，并和周瑜各娶了一个。
有趣的是，以孙策娶大桥为起点，历史陡然加快了速度。以庐江为中心，事件发生的密度间不容发，秦罗敷面拒使君、焦仲卿休妻、董承遇害、李术儿子婚礼、焦刘殉情等一系列事件旋即发生，直到孙策遇刺为止，让人眼花缭乱。
孙策与大桥的婚礼，就像是一个开关，开关一启动，整个事件便开始飞速地发展起来，并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成熟。
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呢？
假如我们大胆地猜测，大桥、小桥其中的一个人——甚至两个人都参与了——化名为秦罗敷并留在庐江的话，那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
秦罗敷身上最大的谜团，是她帮助孙策的动机。而如果秦罗敷就是大小桥的化名，那么她们协助孙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帮自己夫婿，岂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桥名义上跟随着孙策和周瑜离开，实际上却化名秦罗敷隐藏在庐江，伺机为自己的夫君联络旧都故臣。作为双胞胎姐妹，两人的相貌十分相似，共用一个“秦罗敷”的未婚女性身份，其中一个人便可以奔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与种辑、焦仲卿交涉。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不明真相的焦母为何希望为儿子娶邻居家的“秦罗敷”，那可是“国色流离、资貌绝伦”的二桥；更不难理解焦仲卿为何一口拒绝这门婚事，因为他恐怕早就猜中了“秦罗敷”的真实身份，他怎么可能会去娶仇人孙策的老婆。
那么她们最初又是如何与董承、种辑等产生联系的呢？
最大的可能，就在于被李术杀掉的扬州刺史严象。
严象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胆智双全。建安四年，严象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恰好袁术败死，于是严象就接任了扬州刺史。作为扬州刺史，他的使命是宣抚江东各处，结果这使命未及完成，便被李术杀死。
荀彧是个坚定的保皇派，他所推荐的严象，未必不是心怀汉室。他宣抚江东，很难说是否身负着献帝的密诏，或者董承的嘱托，寻找可以与曹操对抗的外部势力。孙策势力下的庐江，当是他的第一站。很可能，严象就在这里，与秦罗敷（二桥）见了面，并初步建立起了与朝中董承势力的关系。
严象在庐江意外地被李术杀死，种辑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条线仍旧维持着运作。
曹操对于严象的被杀，态度很是暧昧，证明他对于严象的效忠程度，心存怀疑。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严象究竟效忠的对象是谁是个问题。
于是，经过严象的联络，二桥游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按照夫君（可能是周瑜）定下的策略，积极筹划与北方保皇势力的联系，最终促成了袭许与刺曹的终极计划。
问题来了，如果二桥与孙策关系如此亲密，为何还要寻求焦仲卿和李术的协助呢？
二桥留在庐江这件事，对于孙策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机密，不能轻易泄露。于是二桥在联络时便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种辑也罢，董承也罢，严象也罢，他们只知道居住在庐江的“秦罗敷”，而不是孙策、周瑜的妻子“二桥”。如果“秦罗敷”自己亲自为许都联系孙策，无异于自曝身份，为了不暴露真实底细，如我前面推测的那样，“秦罗敷”只能大费周章地通过焦仲卿－李术，来为许都与孙策牵线。
这是二桥自我保护的措施，同时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当孙策被刺之后，计划彻底夭折，二桥便彻底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无论是魏书还是吴书，对这一对姐妹的下落都讳莫如深，只留下了极少的资料，这恐怕是当权者为了掩盖她们身后秘密的缘故吧。
最后很堪玩味的，是当时的太守李术的态度。
焦仲卿同时为两条线奔走，忙得一定脚不沾地。他是个有公职在身的人，长久不履行职责，居然没有遭到任何责罚。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李术本人也参与了针对孙策的刺杀，并默许了焦仲卿在水底下的一系列活动。这从李术在孙策死后立刻据兵自立的举动来看，不无可能。他盼望自立太急切了，急切到已经无法等待。
而李术杀严象，也变得顺理成章。
严象忠于汉室，来到庐江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能与孙策联手，这是李术所不愿意见到的。而最妙的是，严象本人的官方身份，又是曹操委任的扬州太守，于是李术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严象，对外则可以解释说是防止曹操势力在江东的扩张，不必招致怀疑。
由此来看，李术替自己儿子向刘兰芝求亲，不过是为了控制焦仲卿的一个手段罢了。他用这种方式告诉焦仲卿：“你的老婆在我手里，可不许出去乱讲话。”这实在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术以自己的心思去揣摩焦仲卿，却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为主守节”义士的决心。
等到三月三十日，焦仲卿安排完刺杀，赶回庐江，满心以为大仇得报，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可等待他的，却是李术的屠刀。李术为了灭口而杀掉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又杀掉了刘兰芝，把现场伪装成自杀，对外宣布两人是殉情自杀。
而这时候，周瑜已经把二桥及时转移出了皖城，否则孙权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老百姓们不知道其中险恶的内幕，一般更倾向于相信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于是，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两首诗结合历史上若干疑点与矛盾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真相。
建安年前，孙策攻破庐江，太守陆康因此病死。忠心耿耿的府吏焦仲卿决意为陆康报仇，却一直有心无力，只得隐忍不发。在这期间，他娶到了新婚妻子刘兰芝，两人相敬如宾。只是焦仲卿偶尔会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心愿，感叹不能酬志。
建安四年，孙策二度攻破庐江，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这时候，孙策或者周瑜见到了桥家的两位女儿，大张旗鼓地娶走了她们，然后又偷偷送回到庐江，以“秦罗敷”的身份隐居下来，两人共饰一角，以便可以随时外出联络。
在许都，曹操的势力和汉献帝的势力都为江东突然崛起的孙策而感到惊讶。汉献帝阵营认为这是制衡曹操的好机会，而曹操以郭嘉为首的幕僚们则认为孙策将会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下，扬州太守严象前往庐江，而为两家结亲的报聘使者也络绎不绝。
很快严象来到庐江，他表面属曹党，却忠心汉室。他与“秦罗敷”建立了联系，并商定出了袭许刺曹的计划雏形。很快李术发现严象的真实企图，心怀野心的他将严象杀掉，而“秦罗敷”则幸运地逃脱了，并与长水校尉种辑重新设立了管道。
与此同时，曹操派来江东报聘的使者团也路过庐江。其中一个人是郭嘉暗藏的密使，他成功地联络上了一心想为陆康报仇的焦仲卿。
“秦罗敷”应种辑的要求，以采桑为名，与李术做了第一次接触。李术身份敏感，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了焦仲卿与之联络。“秦罗敷”向焦仲卿和盘托出了董承、种辑的计划，希望他能联系孙策，与董承配合反曹。可她（们）没想到的是，焦仲卿一听到孙策这个名字，复仇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在李术的默许下，焦仲卿一面与“秦罗敷”虚与委蛇，为孙策和董承的配合穿针引线，一面与许都联系，向郭嘉汇报了这件事。郭嘉将计就计，委托焦仲卿联络江东豪族，准备刺杀孙策。焦仲卿还从“秦罗敷”那里得到许都密谋的详细情报，他把这些都传给了郭嘉。
到了建安五年初，曹操根据郭嘉的情报，先发制人，董承等人被杀，刺曹计划夭折。这个消息传到江东，让太守李术有些惊慌，他唯恐孙策知道自己暗中的勾当，就故意唆使焦仲卿的母亲挑拨焦仲卿和爱妻刘兰芝的关系。不明真相的焦母这时还想为“秦罗敷”和焦仲卿说亲，反被焦仲卿一口拒绝。“秦罗敷”意识到，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可她们还没意识到焦仲卿的异心已经对孙策产生了威胁。
李术故意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求亲，并定了婚礼的日期，三月三十日。李术通过这种方式，暗示焦仲卿要尽快杀掉孙策，否则妻子难保。李术并不了解，即使他不胁迫刘兰芝，焦仲卿要为故主报仇，也会全力以赴。
到了三月三十日，焦仲卿获得了孙策前往丹徒的确切情报，他让许贡门客埋伏在指定地点，然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庐江，希望能赶上婚礼，向李术讨回爱妻刘兰芝。
李术见暗杀计划已经发动，焦仲卿再无用处，便先伪造了刘兰芝自杀现场，然后让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以此掩盖自己在这起谋杀中的作用。他甚至有意识地在皖城开始传播焦、刘二人坚贞地爱情故事。
皖城百姓，听到这故事无不潸然泪下。而深悉内情的“秦罗敷”听到这个故事时，立刻意识到大局已败。此时无论她们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孙策的危机了。
建安五年四月初，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至此江东威胁曹操的计划彻底破产。而李术则借孙策之死举兵自立，“秦罗敷”或凭借自己的才智，或出于周瑜的接应，顺利地逃出了皖城。
皖城旋即为孙权所攻破，城内军民或屠或徙，星流云散，再没有人注意到“秦罗敷”的消失，也没有人能够回想起焦仲卿这几年的异常举动。
“秦罗敷”回到江东，恢复了大桥、小桥的身份。可她们的经历实在太过敏感，孙权湮灭了几乎全部的证据，大桥被安置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不见于任何史书，而随周瑜的小桥也被警告要三缄其口。
等到周瑜病死之后，小桥携遗孤回到庐江这个伤心地，并安静地死在了故乡。至今庐江县城西郊尚有小乔墓，旧称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与城东周瑜墓遥遥相望。
而《孔雀东南飞》与《陌上桑》，未尝不是这两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在被人遗忘前所创作的诗篇，试图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向后世之人传达着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
谁能想到这一个伪造的爱情故事背后，还隐藏着如此波谲诡诈的政治纷争呢？
认真你就输了。
风雨洛神赋
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二年。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
很多人都知道，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众所周知的曹魏宫闱的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借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叡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它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历史。
这个故事破绽很多。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向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
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有太多他自己想当然的发挥。
不过，这个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读过《洛神赋》的人都知道，赋中有着情真意切的心绪和细致描摹，让人很难相信曹植只是一时兴起去歌颂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而不是在寄情隐喻。
曹植对甄妃的感情，不是妄谵之言。这份感情，虽然史无明载，但却可以被史料间接证实。而这个证实的契机，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根据史料记载，《洛神赋》的原名叫做《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侯，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是不正确的。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川，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载“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
“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yīn）。“鄄”字读成绢，而“甄”字在当时并不读“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居延切，与“鄄”的发音基本一样。《史记》里，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例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又会是谁呢？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又是意有何指？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