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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六年（270），孙吴在荆州的都督换上江东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达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羊祜认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濬调离益州的打算。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泰始八年（272）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战争结束后，羊祜受到处罚，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孙吴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羊祜派兵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纳入西晋的版图之中。在荆州边界，他对孙吴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当发生军事冲突，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一次，部下从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他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羊祜经常释放被俘的敌将，对战死的吴人也厚礼殡敛，送交对方。行军路过吴国边境，如果晋军使用当地的粮草，他都要下属按数作价给予赔偿。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凡是被吴人射杀的禽兽，他都送还对方。对于投奔西晋的吴军将领，羊祜更是格外优待。羊祜这些作法，使对方心悦诚服。吴国人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许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于他。例如，吴将夏详、邵f 降晋，随同他们而来就有当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两位将领。吴将邓香进攻夏口，兵败被俘，羊祜当场将他释放。不久，邓香率领着部下重新归降过来。陆抗对羊祜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措施，毫无办法，只好告诫部下说：“羊祜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专门干不好的事，这不等于说，不用打仗，我们就让人家制服了吗？现在，我们只要守好边界就行了，千万不能光想占对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壮志未酬身先死咸宁二年（276）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杜预①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