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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厄内斯特完全不拄拐杖就可走路了，于是他开始几乎中断了两年的钓鱼活动。他和毕尔开着车子到离霍托海湾东南部二十公里的温德贝尔特去。在它前面有个地方叫松岭的，湖泊很多，还有三条小河。河里有很多鳟鱼。他们走了五天，未见有村落农舍，连一块空旷的地方都没有。真是荒无人烟，厄内斯特说。他们在鸽子河上碰到一只熊，还看见过鹿和鹧鸪，他们白天在布莱克河上钓鱼，晚上找一个地方宿营，每天换一个地方。他们钓到的鳟鱼吃不完。毕尔用一只苍蝇作这支钓勾的鱼饵，用一只蚱蜢作另一支钓勾的鱼饵，他一次可钓到两条鱼。最后一天，他们两人一共钓到六十四条鳟鱼。他们满载而归，车子在灰尘滚滚的公路上行驶，一阵阵的鱼腥味，香茅味，火烟味扑面而来。七天的野外生活够有意思，但两人的胡子也长长了许多。
此时，海明威家里其他的人也到温德米尔来了。这个夏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按照葛莱丝的计划，在朗费尔德农场修建一间供夏天居住的小屋。地点确定在他们曾称之为红顶山的半山腰一个山包上。“这间屋子专供葛莱丝使用，不让家里其他的人去烦扰她。”她已四十七岁了，盼望能改变一下她的生活环境。有一天她把玛丝琳当成心腹，什么都告诉她。尽管她很爱她的丈夫，但她和丈夫之间经常有矛盾。她的丈夫不理解她希望个人独处的心情。而厄内斯特往往站在他母亲一边。葛莱丝后来说：“如果她丈夫不是自暴自弃，不对别人发火，那他便是一个大好人。”
厄内斯特照着他写《渥皮安的道路》一书的风格写了不少短篇小说。现在他想找个地方发表。刚好有个叫爱德温·贝尔默，年纪三十五岁的好心人正在瓦伦湖避暑。他是个老芝加哥人，曾在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毕业后担任过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此人曾和他的姊夫威廉·麦克哈格合作写了几部小说。厄内斯特走去拜访他，一同在停船场地的棚房里切磋写作艺术，倾听码头湖水轻拍船只发出的回声。贝尔默信心很足——最低限度是情绪不低落。他写下几家杂志编辑的名字，交给厄内斯特去试试。他们是：星期六晚邮报的乔治·霍拉斯，大众杂志的罗德里克，红蓝书出版公司哈里曼等。这次商谈给他带来一线希望，而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依靠这种特殊的东西，他逐步走上成熟的创作道路。
厄内斯特又满怀热情地作好到松岭去的准备。詹金斯八月份从芝加哥来，同来的还有一位他们过去在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成员拉里巴内特。拉里从他父亲那里借来一部车顶弄坏了的旅行车。厄内斯特催促詹金斯把从奥地利人那里缴获来的那支卡宾枪带来，配够子弹，以便再碰到大熊时能派用场。他和毕尔两人准备够四个人用的宿营用具。他估计这次外出旅行一定很有意思，尤其是如果詹金斯能设法多弄一些酒的话。厄内斯特根据自己的想象画了一张野营欢乐图。画面上有四个人围坐在篝火旁边。背后是他们的帐篷，扎在布莱克河河岸上。天上挂着一轮圆月。他们吃着烧鳟鱼，一边喝酒或抽烟。不时唱着他们所能想到的喜欢唱的歌。
他们的整个活动安排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天气很好。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布莱克河里钓鱼。他们钓到许多很好的鳟鱼，然后煮熟享用。厄内斯特把鳟鱼做成鱼卷，再用油煎，最后夹上薄薄的咸肉片，用文火慢烤。“我们在外旅行已有七天左右未刮胡子了，”拉里后来说：“有天晚上我们背着帐篷营具打转回家。路经波恩镇时，史密斯和海明威走在后头，他们出了个馊主意：经过路灯底下时，把头顶上的灯泡打烂，这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于是他们连续打坏了五、六个灯泡。”接着他们觉得，这种恶作剧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会惹来麻烦。他们停止射击，加快步伐回家。走不出几公里远，一部摩托车一边鸣笛一边从后边冲上来，赶到他们前面停下了。骑摩托车的警察把这四个满脸胡子，穿著随便的人打量了一番，然后轻声细语地问他们是否看到一部旅行车里面有四个人，车顶载有宿营用具。他们当然说没有看见，佯装听到这件事感觉惶恐不安，说这部车子最近通过波恩镇时，一边开，里面的人一边开枪射击……他们向警察保证，只要他们看见这些人，他们一定向警察报告，警察听完便朝东边开走了。他们四人当然把故事编得尽善尽美。显然，当警察看到这几个人孤独地在漆黑的路上走，心里未免有几分紧张。厄内斯特还记得这个场面，开枪打灯泡的“英雄”就象他少年时所干的违法的事一样。后来，他到了五十岁时，还在吹嘘他如何在波恩和波恩镇开枪射击，为的是振奋精神。当然，对于坐在车上开枪射击街灯一事，厄内斯特并未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
这年夏天他的最后一次外出露营的地方比以前更远。这个地方叫悉尼，在密执安北部高地，离寒冷的上峰湖约十五公里。这次旅行为他的小说《滔滔双心河》提供背景材料。这个故事写一个叫尼克阿丹期的孤身只影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钓鱼，通过锻炼恢复他在战争中所受的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的身体，思想精神所受的创伤还没有治愈。厄内斯特在悉尼下车时，司闸人吩咐司机停车的时间稍为延长一点，好让有腿疾的厄内斯特下车。“刹车，”司闸的人说：“车上有个伤残的人，下车时要慢一些。”厄内斯特听了不禁一怔。他从没把自己当作伤残的人。自那以后，他根本不去想这件事。这种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他到悉尼去，路上并不感到孤独，他有一位上高中时的同学华尔克陪着他。他们的目标是伏克斯河，到那里钓鳟鱼。那个星期，他们大约一共钓了两百条。
他们除了到野外去宿营外，一般就呆在家里。他们返回家里还只有几天，霍托海湾的鳟鱼已多得不可胜数。“鳟鱼在河里蹦跳着，跳到第尔斯坦的门廊上来了！”厄内斯特说。他所说的第尔斯坦门廊是指迪尔华兹在松岭的那间小屋的门廊。夏天，他曾在那里住过。每到黄昏，吃完晚饭，他就坐在那个门廊里，看着落日，抽俄国纸烟，等候大个子曼普散工回家。玛佐莉普曼和她的朋友康妮科蒂斯从派托斯基到迪尔华兹太太的小店里当服务员。玛佐莉只十七岁，红头发脸上有雀斑，脸颊上有两个酒窝，性格开朗，对人十分热情。韦斯莱的妻子凯琴琳认为玛佐莉对厄内斯特很痴心，因为每当她和厄内斯特晚上到营火飘烟的山坡上去乘凉散心时，总看到玛佐莉在迪尔华兹的厨房里做夹肉面包让厄内斯特带去食用。关于他们之间来往接触的事真真假假，各抒己见。但厄内斯特在他的两篇小说中，却启用了玛佐莉这个名字，并把他和玛佐莉之间的友情特意描写得富有罗曼蒂克的色采。他的这两篇小说的名目是，一个是《结局》，另一个是《风，刮了三天三晚》。
玛佐莉和康妮回派托斯基去上中学后，厄内斯特仍住在那儿一直到十月初。他帮忙收割萝卜籽，把马铃薯装进大麻袋贮藏在专用房子里。这间房和另一间房组成一个叫“豆房”的建筑单元，位于通向海湾沙地末端大码头的两侧。这个大码头成为厄内斯特后来一个短篇小说里的一个场景。松岭小店里的一个女服务员，年纪比玛佐莉和康妮大一些，但长相很不错，一直帮助迪尔华兹料理店务，直到七、八月份生意高潮过后。晚上店里工作做完之后，她便同厄内斯特到外面蹓跶。有天晚上她和他走到贮放马铃薯的房子背后码头的偏僻角落里调情。后来厄内斯特对人说，阿格妞丝给他精神上造成的痛苦已得到解除。他和这个女服务员的邂逅，据可供考查的资料证明，只是他在霍托海湾的这类活动中的第一个。他对此有深刻的印象。两年后，他写了一个叫《在密执安北边》的小说。大胆地、毫无掩饰地描写了异性之间的行为。此书后来没有出版。
北边的农村
十月初厄内斯特和毕尔结束了他们愉快的野营生活，返回家里。但是奥克派克地方很嘈杂，厄内斯特告诉家人他想认真写点东西。于是便又回到迪尔华兹那个充满随和气氛的家去。十月底他决定到派托斯基去住。他在斯第特街六○二号一幢三角形屋顶的大房子二楼租了一间大的前房卧室。这里为房客提供膳宿。房东是一个叫依娃波特的寡妇。她有一个女儿在曼斯罗纳工作，周末回家帮她母亲做事。每天早晨，这幢房子里发出哒哒哒打字的声音。
下午学校放学。厄内斯特总要去接玛佐莉，并陪她走路回家。他头上戴着有舌遮阳布帽，身穿羊皮袄。不久，派托斯基的人都认识他。有一个叫葛莱丝·奎兰的姑娘，十四岁，长得很漂亮，一对乌黑闪亮的眼睛，一头黑油油的头发。此人很崇拜他。厄内斯特给她取个绰号“露克姊姊”。他一有空便到奎兰的厨房里坐，一边讲他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故事。在青年中间，他的最要好的朋友是派托普。此人的父亲是位法官。派托普身体瘦小，红头发。因为有病，刚从密执安大学休学回家。他同厄内斯特弄了一桶苹果酒，里面掺进爆过的玉米和葡萄干，然后把酒放在厄内斯特的房里让它发酵。
感恩节前后，经发酵处理的苹果酒已可饮用。他们决定在浸理会文化处瞭望湾兰斯德尔别墅举行晚会。他们邀请了爱伦斯·哥尔德斯坦、柏尼斯·贝毕特和一个年青小伙子荷蒙吉普。爱伦斯是厄内斯特亲自邀的，一位年龄和他相当，长得很漂亮的女郎，她在芝加哥体育学院读书，回家度暑假。大家一个劲地要鲁曼多吃三明治、多喝酒。兰斯德尔的房子冬天关闭，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他们在壁炉里生起了火，一边品尝苹果酒，一边高谈阔论，整个晚上充满着欢乐热烈的气氛。厄内斯特卷起裤筒，露出腿上的累累伤疤让爱伦斯看。他还谈到意大利的葡萄酒以及他在芝加哥瓦巴斯大街的威尼斯咖啡店里喝的珍珠红酒。
厄内斯特在向波特太太租的那间房间里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叫《狼和炸面饼圈》。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芝加哥一家意大利饭馆里。他写道：
如果你对于在马贵塞斯群岛采集珍珠感到奇怪，对于可能设计和使用一条横贯戈壁大沙漠的铁路表示惊异，对于存在着热带国家的可能性不理解，那么请你到芝加哥瓦巴斯大街的坎伯雷纳咖啡店去看看。在那店里厨房的后房新波希米亚人正日夜不停地赶做面条和小肉包子。这个地方小，总是烟雾腾腾，是随营人员的情报交换所。除非你得到坎伯雷纳的同意，否则当你走进那房间时，你就只能象动物走过针眼那样的困难。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有无数双眼睛凝视着你，仇视死亡。这种检查不仅仅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要是你认为好的话，那当然可以。要是你不熟悉，也没什么，因为坎伯雷纳会传到你手上的。过了一些时候，原来的话又重新检起来了。但是，有一次门被推开了，人们抬起头来望，熟悉的眼光扫视着房间，从牌桌边上一个人半坐半站地，双手叉在背后。门口响起一阵嘈杂声，在坎伯雷纳咖啡店的后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月的一个深夜里，我赤身露体冒着刺骨寒风走出门来，到了瓦巴斯大街，来到坎伯雷纳的酒吧间，微笑着走过饭厅时，侍者正在清除桌上的残羹剩饭……（片断）
厄内斯特每写一篇故事，就要给渴望听他讲述的兰斯德尔和派托普讲更多的故事。他讲的最吓人的故事是关于阿迪第人的故事。讲到他们如何把被押的奥军犯人从牢里放出来，手上锁上铁链，赶他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拉开手榴弹导火线将他们炸死。他说这些人教会他如何投掷飞刀的技术。为了练习甚至拉来一个奥地利俘虏给他作靶子。乘火车时，也有许多人听他讲故事。他们在她那河边小屋快乐地生活了几天。后来那女人的丈夫来了。厄内斯特认识他，他是个意大利有名人物。于是他们安排了一场决斗，地点在河岸的高地上。在关键时刻那女人出来调停，厄内斯特便坐着汽车离去。分别时那女人向他不断地眨眼睛表示对他的最后一片衷情。
十二月，米切尔街派托斯基公共图书馆的妇女协作会请厄内斯特去作关于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和见闻的报告。那天他身穿缀有银钩的军外套，脚着西班牙高级长统军靴。报告的内容同他在奥克派克中学所讲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考虑到听众是妇女，因而把某些猥亵性的话省掉了。当他讲到阿迪第士兵并把他那条被子弹打了许多窟窿沾满血迹的裤子拿给大家看时，在场的人赞叹不已。当他讲到身负重伤，奄奄一息躺在一间没有篷顶的破棚屋里时，听众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他说：“当时与其说还活着，不如说已经死去了。”
听众中有位面目清秀的白发妇人，名叫哈里特·格雷莱康纳尔。她是从多伦多到这里来探望她母亲的。她丈夫雷尔弗身材魁梧硕健，是一家加拿大杂货商店的经理。康纳尔夫妇准备那年冬季带着他们的女儿朵萝施，一位二十六岁性格温柔的女子，在帕姆海滨住上几个月。他们的儿子小雷尔弗比厄内斯特小一岁，生下来就是个瘸子。雷尔弗先生请厄内斯特在他们夫妇不在家时陪他儿子玩。他们可以玩冰球、赛拳、玩游戏或开小型音乐会。家里有仆人伺候他们。派托普也会在那里帮忙料理店务。厄内斯特也不错过机会。他从未卖过杂货，不过他的钱几乎用光了。“我准备去多伦多，”他在写给詹金斯的信中说：“多伦多的东西看起来仿佛是秘鲁的炸面饼圈，香甜可口。”厄内斯特来到奥克派克度假，并决定到派托斯基小住，然后到多伦多去。除夕，他去农村俱乐部参加一个舞会。第二天下午同邻居一位叫易赛贝尔·西蒙学生姑娘一起喝茶。他和杰克以及詹金斯到芝加哥去在威尼斯咖啡店吃午饭。当天晚上他参加了由以前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十五名老战士联合举办的聚餐晚会。会后他将去芝加哥歌剧院看戏。一月六日他和詹金斯约了两位姑娘——爱伦·哥尔斯坦和她大学里的同学到瓦巴斯大街黑市酒店地下室去玩。
一月八日厄内斯特乘火车到多伦多，住进了康纳家在林赫斯特大道一五三号的大厦。这座大厦位于圣克雷大道的小树林边上，又宽敞又舒适。房子里有音乐室，室内有风琴和各式乐器，足以供给一个管弦乐队而有余。还有一间弹子房，这使他想起以前他和康德·格雷比一起玩的情景。屋后网球场浇水凝结成冰，作为滑冰场。此外，还有一个露天的棚屋，里面设有壁炉和长凳，好让溜冰的人休息和喝热朱古力。休息室里有个大箱子，里面放有奖给滑冰获胜者的冰鞋。这样高大美观的大厦厄内斯特还是第一次见到。
厄内斯特虽然腿疾未彻底痊愈，他仍然准备参加冰球赛，这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正式队员有司机的儿子（他才学会打冰球），一位女守门员和一个曾在加拿大陆军和英国海军服役的苏格兰人厄内斯特·史密斯。史密斯过去是大学生冰球队的队员，他穿上冰鞋，手拿曲柄球棒，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朵拉斯和厄内斯特以及派托普（他平时住在基督教青年会，星期天常到他们这里来玩）刚好凑满人数。康纳冰鞋的冰刀不利，滑起来常跌跤子。厄内斯特谨慎有余，技术发挥不足。“四处都有齐腰的积雪，”史密斯说：”当厄内斯特向你滑来，你只要避开，他就停不住，一直向雪堆冲去摔倒，接着他又爬起来，转了个方向又开始滑起来。”
厄内斯特在康纳夫妇的印象里是个“谦虚，有头脑，细心精明的人”。战争结束后，朵拉斯曾在法国和德国的青年会工作。厄内斯特说他和朵拉斯都是老战士，她听了感到十分得意。厄内斯特急于投入工作。他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康纳先生介绍他到当地一家主要报社——《多伦多明星报》工作。这家报纸有日报和周报两种。康纳把他介绍给主管这两种报纸广告的主要负责人阿瑟·杜纳松。杜纳松领他到西王街二十号一幢陈旧的四层楼房子。房子里有一股消毒剂的气味，灰尘很多，还有一种印刷油墨与烟草混杂的气味。杜纳松最后把带到二楼后边一间烟雾腾腾的小屋子里去见两个青年编辑。
这两个年青编辑分别叫格雷葛·克拉克和吉姆弗莱斯。
格雷葛穿得很时髦，有点傲气。他个子小，只有五尺高，是周报的特写编辑。吉姆弗莱斯个子瘦长，皮肤黝黑。说话带有几分讽刺，他主管漫画的编辑工作。他们两人抬头看见一位身穿红衬衫，系黑色皮带，脸颊红红的青年走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