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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分了解她。勃比里得脑子枯竭，枯竭无用……一点用也没有……我还没有替格雷格克拉克说句公道话。也许我伤害过他。伤害他是太残忍了。不过他很难相处，因为他不是扁的而是圆的，圆得八面玲珑……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爱打猎、钓鱼和钓鱼用具；他爱枪和有关枪方面的书……他也爱思考，而且很会思考，但从来不冥思。他也喜欢想起加拿大。凡是我不喜欢的他也不喜欢，但他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格雷格很有一点浪漫派的思想。可是我对于他的内心世界一点也不清楚，因为他是个浪漫者。我也是个浪漫者，麻烦就在这里。你不能开除他，也不能让他靠边站，因为他总是在积极地干活。不过很难说干活到底有多少价值。他也有内心的活动。他既是个武官也是个谦和君子。这样可能更好些。他为大众做事……他的脾气好，我从来未见过他发脾气……如果说，他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他的感情太脆弱了一点。他写文章登报比谁都好。虽说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但谈不上对他了解。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有到那个人伤心得大声哭泣的时候。迟早你会见到人们大声哭泣的。哭泣就象化学反应。当你大声哭泣的时候，你内心的东西就分散显现出来，就看清了。格雷格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对他的了解没有象我了解欣德马斯那样深。欣德马斯是个狗娘养的东西，他是个骗子，这种人你很容易了解他。真正的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狗娘养的人要了解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对格雷格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对赛马和拳击一窍不通。边两样东西是衡量男人的勇猛和气魄。但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同他过不去。再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醉了酒……我可喜欢看到人家喝得烂醉如泥。人，只有当他喝醉了才能真正感到自己的存在……我喜欢喝得酩酊大醉。从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克拉克对厄内斯特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十分客观，合乎情理的。他说，“厄内斯特有一对乌黑的眼睛，深红色皮肤，样子有点象拉丁人，举止粗犷豪爽……他说话口齿不清。一件事他要用三、四种表达方式才能说清楚”。克拉克和玛丽罗雷注意到厄内斯特讲话时有点口吃，特别在发L字母音的时候。克拉克说，当厄内斯特要说出斗牛士维拉尔塔的名字时，他总说成“维屋达”。他对写文章特别认真。当他从毕尔巴德那里拿回《我们的时代》这本书的校对稿时，他来到办公室大喊大叫，“我又有新的发现了”。于是摩莱卡拉罕不无羡慕地拜读一番，然后问他，“你在法国的朋友对此书有什么评价？”这时，厄内斯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埃日拉庞德说，这是他四十年以来所读过的最佳小说”。卡拉罕觉察到，厄内斯特尽管表面上沉着冷静，可在他心里“对于任何会妨碍他的写作的成功的人，他是冷酷无情的”。
《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已在圣诞节出版了。精巧美观，封面上印有报纸的标题和图案。扉页上有木刻的青年作者的像，是仿照一九二二年迈克斯特拉特为他作的一幅拳击家画像刻制而成的。可惜这本书只印了三百本，因为一位法国印刷商粗心大意用水彩纸去复印木刻画，结果报废很多。只有一百七十本书上有作者画像。巴德留了五十本作为赠送别人的礼物和备下次修订用。厄内斯特立刻邮寄一本给爱德蒙威尔逊。
厄内斯特回奥克派克作短暂的采访。哈德莉没有跟着去，主要是路程太远，婴儿受不了，此外，也怕耽搁了他们一月份返回巴黎。厄内斯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各方面比以前老练成熟多了，感到格外高兴。他在许多方面真象他的外祖父厄内斯特霍尔。他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星期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谈话。你谈起对人生的看法。你的人生观和你外祖父的很相同……我还记得他这样说，“爱国主义往往被走头无路的暴徒和恶棍所利用”。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认为只有世界爱国主义才是正确的。我的孩子，看到你对外叔祖父泰勒那样的热心和慷慨，做母亲的再高兴也没有了。欢乐的泪水滚淌在他的双颊上，母子两人坐在音乐室的一角，抱头哭了一场。你无法体会，一位母亲在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志气有出息的时候，感到一种非语言所能形容的快乐的心情。
厄内斯特对哈里欣德马斯的看法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坏。他从奥克派克回来之后，便意味深长地给约翰勃恩写了一封辞职信。他希望约翰勃恩不致于把他的慷慨陈词误解为鲁莽。他住在欧洲时，他一直同勃恩打交道，可是后来，他的老板却是欣德马斯。昨天，欣德马斯还说，事实证明厄内斯特既不聪明，正直，也不忠诚老实。情况既然如此，继续在欣德马斯手下做事就没有意思了。厄内斯特的辞职从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在离多伦多去巴黎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让厄内斯特夫妇做好旅行准备。他们准备跨越过公寓住房的六个月租期，于是和朋友们商量把屋内的物品全部先寄放在朋友家里。这样房里的东西——他们结婚时的礼品，画像，都全部搬走了。后来他的一位记者同事杰米柯旺结婚借他的房子时，屋内只有一张双人床，一架租来的钢琴。一月十二日晚，康纳布尔夫妇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到车站送行的人中只有玛丽罗雷是《明星报》的记者。火车头喷出的阵阵烟雾直升空中同凝滞寒冷的空气混合在一起，列车慢慢蠕动起来，到纽约去的漫长旅行开始了。厄内斯特夫妇忙着照顾孩子和行李，根本来不及回过头来再看多伦多一眼。
木匠的崇高愿望
在纽约等待邮轮安东尼亚号起航的时候，厄内斯特自由自在，高兴得象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马卡雷特安德森和杰恩希普都在纽约城里，于是厄内斯特带他们到马迪森广场花园观看奖金拳击赛。厄内斯特在观看时作出的评论对安德森夫人来说简直是莫明其妙。她说，“坐在我们附近的观众都紧张地向前倾着身子听他讲解。晚上散场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又讲起拳击赛来。讲了一场又一场，又具体又详细，真是不厌其烦。他那股兴奋激动的劲谁也比不上。”伊塞贝尔西蒙夫妇到坎纳德码头为厄内斯特夫妇送行，厄内斯特的侄子华尔特·约翰逊也去了。他看到海明威穿着不合身的花呢金黄色裤子，毛袜子，头上戴着一顶无边帽，手上拿着一支多节的木手杖，不禁感到好笑。显然，厄内斯特是有意做出这般希奇古怪的样子的。
到了巴黎，首要问题是租赁住房。埃日拉在山普圣母院街的房子又太潮湿，不适合婴儿住。不过在较远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幢房子，二楼里还有空房出租。楼房所在的那条街很特别，它从观察大街和摩特巴纳斯大道的拐角地方起开始问低处倾斜。从这里到爱丁堡公园很方便，哈德莉可以带孩子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这里离一家叫丽拉的咖啡店也不远，特别是到格特鲁德斯坦恩家，从这里去比原先住在卡迪那雷蒙恩大街要近得多。新的邻居虽然并不比原先的安静多少，但却更加客气，更有礼貌。海明威家的窗子正对着堆木场和锯木厂。堆木场和锯木厂的主人是一个叫皮尔乔达的人。他和妻子及一只狗住在一楼。电锯发出来的撕耳鼓的尖叫声，带动电锯的马达轰鸣声，新锯出来的木板抛丢堆积起来的响声以及那些把木板运走的老式卡车引擎发出的阵阵轰隆声交杂在一起常常弄得厄内斯特无法静下心来执笔写作。
在房子里，有一条幽暗的过道，从住房通到厨房。厨房里有个石砌的水糟和一个双灶煤气炉。饭厅里摆着一张大桌子，一个小卧室与饭厅相通。海明威有时在那里工作。正房卧室里摆一张双人床，一个火炉，还有一个小小的更衣室，其大小只能放一张小儿的睡床。哈德莉重新雇请一个女佣人亨利罗巴奇太太。她以前曾在哈德莉家做过。玛莉是个乡下人，身体硕健。他的大夫叫通通，夫妻俩住在比斯街十号。她的绰号是玛莉科科，这是她在乡下家里用来喊鸡的名字。她很快就掌握了婴儿的生活规律，常常推着那辆从斯特拉特家借来的摇篮车带小海明威去看她的丈夫。他是个已到暮年的退伍军人。锯木厂老板娘乔达太太是个肥胖而有孩子气的女人，黄铜色头发，讲话声音又粗又沙哑。她一开口说话，总要把婴儿吓哭。她对哈德莉的为母之道，似乎有点看不惯。当她看到婴儿每天按时吃桔子汁时就十分轻蔑地说，“IL sera un poivrot me sa move”①厄内斯特夫妇给婴儿取了许多外号，如加里多，梅特和佐。但他们更喜欢“波比”这个外号。因为这是哈德莉给她那长得胖呼呼，暖融融，象小狗熊一般的宝贝儿子所取的绰号。
①他将来会象他妈妈一样是个酒醉鬼。
福特马多克斯已到巴黎创办一种新的文学杂志《美洲评论》。他的出版办公室就在毕尔巴德在利安佐大街的“三山出版社”的后楼。厄内斯特还在多伦多的时候，庞德曾劝他“回家”主持《美洲评论》的编辑工作当时厄内斯特以为埃日拉是夸海口的，没想到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他们第一次在埃日拉的办公室见面时，庞德当着福特的面极力赞扬厄内斯特。厄内斯特这时正踮前脚穿梭走步，摆开架势打着太极拳。后来福特说，“正象那肥头大耳，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埃日拉所研究的中国遗风之一。
“这个年青人，”福特说，“看起来不喜欢中国，他这样做只是想消耗身上的一部份精力而已。你应该说服他让他当你的副编辑。他是个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他诗写得不错。而且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小说写作风格……此外，他也很遵守规矩。”
福特表示有兴趣。看到海明威使他想起皇家在中部军团的一位英勇的青年上尉埃通·奥克福德。于是一切都安排妥当。“福特叫我替他看稿子，”厄内斯特写道，“我经常到他的工作地方去，拿一批稿子回去看……有些文章，出于一时的高兴，我重新写过。”他注意到福特的外貌非常一般。眼睫毛和眉毛都是灰白的，浅蓝色眼睛，浓密的短胡，讲起话来，吃力地吸着气。‘他的躯体活像一个穿着衣服，能走动的倒立大木桶。他发现在卡迪那雷蒙恩大街有一家跳舞厅，便要厄内斯特带哈德莉到那里喝喝酒，跳跳舞消遣一个晚上。可是厄内斯特回答说，“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去过这种地方了。”但是福特还一个劲地鼓动他。“那儿真不错，”他说，“我常到那儿去。我给你画个路线图，你就能找到那个地方。”一个星期三，福特邀他到科安佐大街办事处参加文艺茶会，厄内斯特穿着旧网球鞋，和打补钉的上衣赴会。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与一个衣冠楚楚，一头黑发，宽肩膀，高颧脸的青年相识。从侧面看，他真象古希腊的角斗士。此人名叫哈洛德罗布，是普林斯顿学校十一年前的校友。在学校时他确实参加过摔角运动。不久前，他自己创办一个叫《勃伦》的小刊物，自己兼编辑。罗布比厄内斯特大八岁，他的父母亲是纽约市有名的犹太人之家的子女——罗布家族和格吉亨家族。罗布和一位叫吉蒂·坎奈尔的姑娘都住在爱菲尔铁塔附近蒙蒂休大街一个公寓里，他们是隔壁邻居。吉蒂长得很漂亮，金黄色头发，她是个职业舞蹈家。他们两位当即就邀请厄内斯特带太太哈德莉到托罗斯的涅格耳吃龙虾晚饭。当他们来到锯木厂上面厄内斯特的住房时，听到嗡嗡的响声感到很有趣。但厄内斯特却叫他们“高举拳头，做出一副非常生气凶狠的样子”。
吉蒂认为哈德莉是她所见过的女人中最好的一个。他对厄内斯特使他的妻子穿旧衣服，住肮脏的楼房，过着不应该有的贫困生活表示十分不满。她经常带哈德莉上街买东西，有时还买些化妆用品或首饰送给哈德莉。后来她发觉厄内斯特对此很不满。她便暗中采取对抗行动，为一位恭顺的妻子作出“坏榜样”而从中取乐。不过，海明威家的经济现在确实成问题。厄内斯特替福特干活，当副编辑，可一个子儿也没得到。《明星报》那儿也没有钱给他。更糟糕的是哈德莉继承她父亲的那笔遗产，变得越来越少了。她原先把信托基金投股于她的一位好朋友海伦的丈夫乔治布莱克公司。由于乔治布莱克判断错误，经营失利，害得哈德莉的本金几乎损失去一半。
厄内斯特打算把格特鲁德斯坦恩早期写的一本书《美国的形成》的稿件寄给《美洲评论》杂志社分期刊登。厄内斯特提出计划同格特鲁德商量。她听了高兴极了。接着他们把格特鲁德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就装订好，并束之高阁的那本书的稿子先抄出五十页寄出去。不久，厄内斯特写信给格特鲁德，把有关的情况告诉她。
福特看了稿子之后很满意，他准备去拜访你……他将在《美洲评论》第四期起连续刊登你的稿子，但在三月份先发表第一部分。他说每一页（他的杂志的每一页）稿酬是三十法郎，不知你愿不愿意。我对他表示，我一定设法说服你，让你同意（我们要做出不是轻易就答应别人的样子）。此外，我说这稿子很有特色，是别家杂志所没有的……是通过我才弄到的。现在只要你同意发表，你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对福特并没表示急于要发表的心情，但也并不无动于衷。归根结底这是约翰奎恩的钱，而这些稿子的稿费可达三万五千法郎。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而稿子对他们也确实有价值。佐斯也将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同数目的款项。
但是《美洲评论》的四月号没有发表佐斯和格特鲁德斯坦恩的作品，而刊登了别的方面的文学作品。转载了以前《小评论》发表过《三篇故事和十篇诗》和《我们的时代》等作品。据说《三篇故事》充满了激情和冲劲。福特的秘书马佐里雷德十分中肯地说，这三篇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界线分明而富有意义，作者叙述简洁，文章里没有赘语。《美洲评论》四月号还刊登了厄内斯特的一篇《印地安人营寨》的短篇小说，但改名为《工作在进行之中》。
厄内斯特自多伦多回来之后，就开始写《印地安人营寨》这篇小说。故事描写住在北密执安的印地安人某个夜里发生了一个紧急事件。故事中除了印地安人外，主要的人物还有涅克阿丹斯，阿丹斯的父亲阿丹斯医生以及他的叔父乔治。阿丹斯医生给一位年青的印地安妇女作剖腹产手术时，他用大折刀作为手术刀剖腹，然后从他的钓鱼用具箱里取出一条九寸长的线为她缝合刀口。手术做完后，医生才发现那女人的丈夫，因忍受不了他女人的痛苦尖叫声，在双人床的上铺用刀子割喉自杀。故事以瓦伦湖为背景，所说的印地安人营寨也与贝根农场附近的印地安人营寨雷同。故事中的医生，医生的弟弟和儿子，显然是以海明威医生，他的兄弟乔治和他的儿子厄内斯特为模特儿的。故事中描述的可怕事件则是厄内斯特虚构的。原先在故事的开头，有一个长达八页的序曲。在修改时，厄内斯特把它删掉了，也没有对谁提起这件事。这段插曲主要叙述小孩子涅克阿丹斯害怕黑暗，于是开枪发出信号好让他在湖上捕鱼的父亲和叔父回来。当他的父亲和叔父回来之后，小阿丹斯告诉他们说，他看见有什么动物在帐篷外面转来转去，一种似狼非狼，似狐非狐的动物。故事中的阿丹斯医生是个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他的弟弟乔治却相反，缺乏他上述两种美德。
厄内斯特为什么要把这段故事的序曲删掉，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为了适应福特的需要把篇幅缩短了；也可能是实行他所主张的写作新方法，删掉这一部分，不但使行文简洁，而且使文章更有力，更引起读者的兴趣，玩味和深思；也可能是作者认为故事中若保留这段序曲就会大大削弱故事的主题——生与死，从而使故事的高潮——暴力摧残受到弱化。最后，作者之所以要把这段序曲删去，可能是作者原来准备把小阿丹斯作为一个小英雄来描写，而序曲中小阿丹斯表现出来的那种懦弱、胆怯的性格显然是与作者的原意背道而驰的。
当小海明威“波比”五个月的时候，海明威夫妇带他到格兰德大街的圣路克圣公会教堂去，在做晚祷告之前举行一次小小的洗礼仪式。琴克史密斯当“波比”的教父，格特鲁德斯坦恩当他的教母。由于哈德莉不专门信奉那个教派，厄内斯特也不准备让他的儿子进入天主教，所以格特鲁德说，圣公会也算是一个教派，于是她开始叫小海明威为“圣子波比”——上帝的儿子的简称。当“波比”满六个月的时候，即四月十日，她和阿丽丝带了许多礼物——好几只橡皮做的动物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