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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只是改名换姓而已。读者读后感到作者脸上戴着一个假面具……可以想象到这个人一定沉默寡言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一定十分拘谨，死心眼，疲惫不堪，失意落魄，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卡斯金还写道，海明威那毫无表情的笑容说明了他内心充满了可怕的矛盾，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失调，使他频于毁灭。在文章的结尾卡斯金用了一句醒目的概括语：“一个健康的身体上长着一个不健康的脑袋。”
海明威前不久写的那本书在《斯克里希纳》杂志上分期连载。他在书中极力想向读者说明一点，对于世上一切邪恶的威胁，包括死亡在内，他早就加以藐视，丝毫不感到可怕。他说：“我曾在战场上被枪炮打伤，走不动。别人把我抬走。我随时随地作好准备让生命离开我。我，说实在的，对死亡已感到无所谓了。”至于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民主的享受，这在他年轻的时候已完全做到了。他再也不去当兵了，他下定决心自己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昔日在军队中那热烈、友爱的同志之情换成今天的孤芳自赏——从写作中寻求欢乐。
尽管他把自己囿于写作这个孤独的小天地里，海明威仍希望别国的读者能了解他。他对卡斯金说：“有人这样威胁说，如果你不参加共产党，或没有马克思的观点，你就不可能交结朋友，你就会感到孤立。这些人似乎认为，孤独十分可怕，不结交朋友就活不成……我现在还不会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受任何约束。首先我要自己照料自己，一心干我要做的工作。其次我要照料家庭。再其次我要帮助周围邻居。但对于政府我绝对不予关心。政府，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合理地语言……我对它丝毫没有感情。”
海明威续继写道：“作家就象吉卜赛人，处在社会生活的外围……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你就不会喜欢统治你的那个政府，甚至你会起来反对它……如果一个作家的天赋不好，那他就只有阶级的意识，而缺乏艺术的意识。如果他的天赋很高，那他的艺术才能就会为各阶级所接受。他从他们那里吸取创作的素材，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便成为他们共同的财富……真正好的艺术品是不朽的，不管它的政治色彩如何。”
当海明威获悉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时，他既高兴又自负。他写信告诉伯金斯，他的作品在苏联的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多斯帕索斯、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说，他的小说《下午的死亡》在苏联读者中轰动一时。这个事实说明，人们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看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因为他本人和他的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海明威认为在这方面，经济和创作有相似之处。他们（一些无名的普通敌人）现在利用宗教取代经济，来毒害人们的思想。这就给某些批评家有可趁之机，使之有理由排斥，指责海明威的作品。但是只要一个作家能够写而且愿意写，并且写出好作品来，任何批评和指摘都无损他一根毫毛。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又当别论。海明威的作品在苏联如此受欢迎，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人”现在暂时不会加害于他。他自己认为，他不但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且越写能力越强，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学习，吸取新的营养。
两个星期之后，即八月份最后一天的傍晚，天气十分闷热，海明威手里端着一杯冷饮来到后厅，坐在椅子里看晚报。当他打开报纸开始看的时候，一个醒目标题映入眼帘。这就真正使他感到烦闷不安。原来报上报导巴哈马斯的热带飓风即将袭击本地区。他一直耽心袭击“彼拉”号的飓风终于来临了。他连忙走进屋里去查对九月份飓风活动周期表。根据提供的资料，自从一九○○年以来在该地区发生了四十次强飓风，清楚地注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表上提供的情况，他估计，飓风最早也要到星期一中午才能抵达凯威斯特岛，也就是说，他大约还有三十九个小时去做好一切防护准备工作。
海明威首先关心的是他的小船“彼拉”号。他几乎用整个星期天的时间来做防护小船的安全工作。港口的工作人员不同意把他的船拖到里面来，因为在他前面已经有许多船了。
于是他花了五十二元从汤普森的五金商店买了新的粗大绳索，把他的小船停靠在潜艇基地一处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用绳索栓牢。九月二日星期一那天，他把放在花园里的木器用具和小孩的玩具，全部搬到房里去；还把房里所有的窗户上方的绿色圆形百叶窗用钉子钉死。这个镇上所有的人家都这么做。人们升起了许多上面画有黑色方格的红旗作为一种警告的信号。红旗在强风中猛烈地扯动着，发出啪啪的响声，仿佛有人在打手枪。温度计上的标度不断地向下降，海明威开着车子又来到停靠小船的地方。他用帆布将绳索全扎起来以免遭受磨损。他想，除非飓风从西南方向直接吹向潜艇基地的出口处，他的小船是可以确保无恙的。他和许多人一起守候在气象局门口等候消息，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最后的消息表明情况不妙，于是他返回家去睡了两个钟头的觉，他的汽车就停在街边上，因为他对那个摇摇欲堕的停车房有点不放心。到了半夜，突然狂风怒吼，下起了倾盆大雨，放在他床头边上的温度计的读数是华氏29．55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慌忙穿上衣服，走出门来，三脚两步跳上汽车准备开走。不料马达出了故障，起不动。于是，他下车小跑起来。他跨过被风吹倒横在马路上的街边大树、电线和高大的棕榈树，好不容易才跑到停靠船的地方。他手上的电筒因电池被雨水淋湿已不亮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心急如焚。心想，要是小船被风刮走了，他再也没有能力买船了。然而谢天谢地，他那心爱的“彼拉”号还在。那小船正象一片细小的叶子在那泛着白沫澎湃汹涌的水面上疯狂地颠簸抖动着。深夜二点，狂风朝西方向吹刮。从四点开始温度计的读数保持不变。到了五点，他猜想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天正蒙蒙亮，便大踏步走回家。他家门口马路边一棵大树被风刮倒了，横在人行道上。他朝自家的院子里一望，空空荡荡的有一种陌生感。原来前院的那棵热带常青树也被大风吹倒了。来到房里，他连忙剥下衣服，把水拧干，喝了两大杯威士忌，往床上一倒，登时呼噜噜地睡着了。
过了好大一会，他做了个恶梦。这次暴风雨只袭击凯威斯特岛。狂风在凯拉哥猛刮。弗罗里达半岛上遍地是被飓风卷起吹倒的红树。而埃斯拉摩拉达和上下马特坎布基首当其冲。除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外，大约有一千名在建设营里工作的退伍老战士遭受暴风雨袭击被水淹死。
海明威急于到遭受暴风雨洗劫的地区去看看。他想，如果有幸存者；他们一定急需要食品和饮用水。他雇请一位舵工和一个机械师一起开船到受灾地区去。船离开凯威斯特码头向海面驶去，这时海上风浪还很大。虽然离开海岸很远了，海面上仍可看到漂浮着的破碎的椽木家具之类的东西。沿海的礁石已无法辨认，即便是有经验的舵工索德斯也认不出来。海滩上停着一条被暴风雨毁坏了的船。在马特坎布下方有一座八十五尺高的塔被风刮倒了，那形状仿佛是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所扭坏，丢弃在一旁。他们登上岸时，索德斯看到好几台自动售货机半埋在沙地里。他开始在机器旁边用手挖，不一会，他手里捧着一些硬币，笑容满面地走回来。
厄内斯特对他的同行者说，这个地区除了令人畏惧的夏季外，再没有其他的季节了。岛上一片荒凉景象，就象才被洪水冲刷过的枯干的河床一样。接着他们看到了死人的尸体。在两码头之间的水区里漂浮的尸体中，厄内斯特认出一具是佐罗沃的。此人是海明威小说《哈里摩根》里的主人公之一。铁轨和路基被洪水冲坏了。那些退伍的老战士当时住在铁路后面的房屋里，现在尸首横躺在地上的红树之间。尸体被水泡漫后发肿，他们身上穿的衣裤显得太小了，随时都可能被炸裂开来。厄内斯特写信告诉伯金斯，那天他在现场所看到的死亡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一九一八年夏天他见过的。他猜测他们当时大概死死地抓住栏杆不放，直到后来巨浪把他们冲到红树林里去。那些老战士的死还可以说是意料中的。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看到两具女人的尸体。赤身露体，挂在靠水边的树枝上。尸体已经膨胀，开始发臭。她们的乳房肿得象大气球。成群的苍蝇，在下身两腿之间不停地飞来飞去。有人仍能辨认出了她们来。她们本来是在一个离渡口三公里的加油站和经营三明治的店子里工作，都是很好的姑娘。
眼前的现象使海明威既惊愕又气愤。当他接到佐诺斯的电报要他给《新马萨斯》杂志写稿时，他立即执笔写了一篇二千八百字的文章，强烈谴责华盛顿当权的老爷们的官僚作风，致使一批老战士白白送死。他私下明确表示，他给《新马萨斯》杂志写稿，并不会改变他对该报的观点。一年来该报连篇累牍刊载文章告诉读者海明威的作品是如何的低劣。
可是到了他们要了解暴风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实际情况时，就打电报给他，要他写文章提供情况。海明威说，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敬重，特别是那个对批评特别敏感的罗伯特福赛德。海明威扬言下次见到他一定砸断他的狗头。
然而，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大多数都有这么一个感觉：海明威的思想倾向于左翼。一位叫查理斯B·斯特劳斯的读者。现年二十九岁，是海明威的崇拜者，他得到一份提前出版的《新马萨斯》杂志。读了海明威在该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后，立即给海明威写信赞扬了一番。他希望海明威今后多写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关系和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方面的文章，少写或不写象杰克巴纳斯和弗莱德里克亨利等人那种离群索居，落落寡欢的文章。海明威十分亲切地给这位读者复信，表示愿意在他今后的作品中注入人类兄弟般的情爱。他说，一个能写出真正反映现实作品的作家，不必公开来表明他站在那一边。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意识，正确与谬误，这一切都明白如镜，披露于读者面前。
《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一书迄今已整整一个月找不到印刷出版的地方。现在海明威决定把书交给菲利普帕西维尔·查理斯·汤普森和J·B·索里万去印。至于他一直非常关切并希望尽可能做得更合理想的书中的插图却已由爱德华谢顿，一位费城的艺术家，办好了。在纽约的评论家中是否有人能对他的作品作出应有的评价，他心中无数。从而表露出一种淡淡的忧愁。不过他还是满怀信心，对于他将在九月中旬到纽约去抱着极大的希望。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安排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重量级拳击比赛，对手是佐路易斯和马克斯贝尔。厄内斯特准备给《绅士》杂志写篇有关这次比赛的报导性文章，以便得一笔稿酬作为去纽约的路费。结果，门票的收入出乎意料地达到一百万美元。但使海明威更为关注的是多年来一直被他嫌恶的人，杰克丹普赛准备在这次拳击赛中作为贝尔的助手。
事后，海明威把这场比赛称之为“大刹风景”的比赛，简直糟透了。比赛进入第四轮，时间还没有到贝尔就被击败了。他在前三轮比赛中竞技状态就不好，他十分惧怕路易斯，简直就象老鼠见猫一样。海明威在那篇报导中写道，他以往也有过恐惧心理。他一想起在怀俄明山上打猎，一次为了猎捕大山羊，不顾一切爬上悬崖，不小心溜了一脚，差点掉入深谷中去，他就感到不寒而栗。在意大利战场上，那天晚上他突然被敌人的炮火打伤，差一点丧了命，整整一个月，他的勇气丧失殆尽。那种恐惧终生难忘。但海明威坚信，恐惧心理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精神净化剂，特别是如果你掌握得法，它并不会给你带来坏的结果。话又说回来，贝尔在那次拳击赛中所表示出来的恐惧又是另一回事，那只能令人厌恶。厄内斯特认为，对手只是路易斯这样普普通通的人，贝尔就那么怕，足以说明，贝尔只有个好看的身架子而已。
十月份，海明威到了纽约，住在市东六十九号大街的韦斯特布里旅店。这同他的主观美好设想有点不对口径。他迫切希望有人接受《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他这本书里有几段话可能会引起人们反感和攻击。他把纽约的一般文人作家比作放在瓶子里的蚯蚓，每天彼此从对方身上吸取自己需要的养料。他还把批评家比作在文坛上爬行的虱子，并列举两例说明，有两位著名作家受到这些人的谩骂攻击而抬不起头来。
评论家对于海明威这本书的评论和一九二九年的情况相似，各家说法不一。爱德华威克说，尽管他本人对体育运动十分反感，但是这本书还是相当吸引人的。查理士波尔的评价是该书是他所读过的有关狩猎故事，写得最好的书。卡尔·凡·杜伦读了该书后的印象是，行文流畅，情节多变，对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十分生动。伊斯贝尔派特森说，这本书除了有些地方写得太噜嗦以外，他是十分欣赏的。这本书不仅全面反映了海明威的思想和行为，也反映了他的才能和不足以及其它方面的情况。另外一些评论家的评论令他听起来有点刺耳。路易斯甘奈特把这本书称为“另一次非洲之行”。爱德蒙威尔逊认为这是海明威作品中最差的。伯纳德迪瓦图说：“这是大人物写的一本小书。”T·S·麦修斯也认为这本书没有多大特色。他说：“我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的手上工夫不错……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一边多一个男作家是件好事……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以为他能写点什么，然后拿去发表。也许他能做到。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
海明威对这些评论意见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推敲，最后得出结论是：这本书之所以没有受到社会上的普遍欢迎，主要有三方面的缺点。有两方面属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有一方面属于他自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把书的价格定得太高，又没有进行很好的宣传。海明威自己方面的缺点是，他敢于同批评家针锋相对。因此那些人就采取对策，指责他的书，只讲缺点，不讲优点。但是海明威相信，他的《非洲大陆绿色的峰峦》一书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正如《下午的死亡》一书那样，曾经被人说得一无是处，现在已越来越得到好评。
十二月份，一些左翼文人批评家又猛捅了海明威一下。阿布纳格林曾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就是海明威的崇拜者。阿布纳出生于布鲁克林。父母亲是外国移民。他专写以教育为题材的作品，目前在“美国维护外国出生的公民权益委员会”工作。他在一个新的文艺刊物《美国的准则》上发表了一封致海明威的公开信。信中先对海明威的小说加以赞扬，接着把他登在《绅士》杂志上的文章说成是为混饭吃而粗糙滥制出来的，并极力暗示，作为美国有影响的作家，他应该去寻找或发现重要的主题，而不去计较打了多少猎，钓了多少鱼。厄内斯特读了格林的信后，立即给他回信。他用以前对付伊凡卡斯金的方法，在信中提出许多理由和看法。接着格林又给海明威写信，设法说服他，激发他的社会团结的新觉悟。虽然海明威被格林的高尚品德所感动，但他仍坚持己见，认为一个作家的义务是搞好创作，而不是做好事。
尽管海明威孤芳自赏，但是卡斯金、斯特劳斯和格林等人的主张和看法开始在他身上有所反应。这在海明威的第二本哈里摩根故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本书的书名叫《商人归来了》，已经定稿于十二月十日寄给金格里奇。在第一本哈里摩根故事中，主人公受物欲的驱使，不择手段地进行走私和谋杀。在第二个故事中主要描写主人公在凯威斯特岛和马里尔古巴沿岸之间从事朗姆酒的私运活动。故事一开头就着重描写哈里摩根的孤独无援，耐性和丝毫不怜悯自己也不怜悯他人的处境和性格。故事结尾时，哈里和他的黑人助手韦斯莱都受了重伤，差点没能回到他们在沃曼凯礁地的一条秘密通道。当他们正把一袋袋的酒丢入海里时，一条从凯岛来的专用船已沿着这条通道向他们开来。船上掌舵的是凯岛一位叫维利船长的人。船上的乘客是两个从华盛顿来的非正式官员。他们认出哈里是个朗姆酒的走私者，于是要维利船长把船停下来，但维利没有照办。
“嘿，”维里对哈利大声喊道，“你把东西都倒入海，然后溜回城里去吧？我船上有来自华盛顿的官员，比总统还重要。他说你是非法酿造。贩卖酒的不法分子，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