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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社交活动进行得更加顺利。首先来访的是古斯塔夫杜朗和他的妻子波特。他们是特意从瑞埃赶来看望海明威夫妇的。见到海明威，波特感到非常高兴。在斯托克俱乐部的舞会上，厄内斯特同波特跳舞时，他私下告诉她，说古斯塔夫是位英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波特听了真是惊喜交集，兴奋得说不出话来，陶醉在欢乐的友情之中。厄内斯特多次地提到在拍摄《丧钟为谁而鸣》的影片中没让古斯塔夫担任技术顾问。古斯塔夫夫妇听了，对于海明威这样慷慨的支持表示十分感谢。第二个访问者是苏里达索拉诺。他是在一九四○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占领巴黎时逃到美国华盛顿来的。他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邀请海明威到他那里去作客。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到安德森——前《小评论报》的编辑的情况。据说他现在日子很难捱，常常挨饿。厄内斯特听了当即主动拿出四百美元偿付安德森到美国来的旅费，并安慰苏里达，要她不要着急，只要他们之中哪个身上还有钱，就可以大家一起享用。
厄内斯特此时感到心情格外愉快，飘飘欲仙。一天晚上他和杜朗在冬园参加晚会，观看演出，多纳尔德弗莱德交给他一张十万元的支票。这是他一生中头一回看到一次得这么多的钱。于是他们一起到林迪酒家去尽情庆祝一番。海明威把支票展示给侍应生看，立即消息就传开了。在场的人都十分激动，纷纷向他祝贺，有的同他握手，有的拍打他的肩膀，整个晚会上洋溢着欢乐之情。
厄内斯特突然得了伤寒，周身疼痛，卧床不起。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伊尔威尔逊访问他时，发现他斜靠在床上，枕头压得皱皱的。身上穿着浅蓝色睡衣，戴一副蓝眼镜。他们见面后谈起约人见面的艺术。厄内斯特说他在同别人谈话时，从来不作笔记，只凭观察和判断讲话。一谈起拳击赛，他就想起拳击手们比赛时，鞋子踩在搽了松香的帆布上发出咔嚓的响声或想起赛棒球时，球员打完一局，把手套往旁边一丢，扬长而去的情况。后来他把话头转到古巴。厄内斯特说，他是被凯岛上的奇异部族所吸引才迁到那里去住的。他还谈到斗鸡俱乐部，谈到他如何写出那部颇有名气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这时，玛萨象一阵风一样欢快地走迸房来，手里拿着一捆杂志，往海明威床头一放。海明威说道，“要不要我告诉伊尔，我破产后你如何到芬兰去攒钱来维持生活的。”
“别告诉他，”玛萨随便回答说。这些话她早就听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房间到隔壁房去了。
当厄内斯特病愈时，他的儿子波比从学校来看他，并在那里度过周末。星期六日晚他们一同去看电影，并在乔治布朗体育馆上了两次拳击课。厄内斯特把这情况写信告诉哈德莉。他的话仍然充满着热情。波比现长大许多了。《丧钟为谁而鸣》一书的销售量仍经久不衰。一月二十七日，他们结束了纽约的度假生活，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到洛杉矶去。库伯夫妇到机场迎接他们，带他们到好莱坞参观了两天。厄内斯特仍然希望库伯在电影里扮演约旦，可是扮演玛丽亚的人还找不到。英格丽·褒曼当时正在离内华达边界六百公里的六月湖上滑冰度假。多纳尔德弗莱德要大卫赛尔尼克把她叫来同海明威夫妇会面。贝格曼在一月三十日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车，然后在雷诺乘坐飞机到三藩市。她和海明威夫妇见面后，后者请她到餐馆吃午饭。席间他们讨论了那部即将开拍的理想电影。厄内斯特提醒她，为了拍电影她得剪掉头发，他还仔细看了她的耳朵，觉得还容易上像。
海明威夫妇到远东去的第二段旅程是搭乘马特索尼亚号客轮到夏威夷去。这段旅程进行得十分顺利。厄内斯特的姨妈格拉斯迎接他们时给他们戴上花环。记者们围着他又是提问题，又是拍照。接着他们在瓦基奇的哈勒库拉尼旅店下榻。有五六个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临时决定在渔人码头举行一次午餐会招待贵宾海明威。海明威勉强答应了他们的邀请。当主人陪着海明威到来时，年青小伙子们已经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了，大家都饥肠辘辘，以一饱口福为快。东道主是辛克莱教授。他滴酒不沾。因此，饭桌上也没有准备酒。厄内斯特感到怏怏不快，后来他看到有几瓶契安蒂酒，眼睛一亮说，“嘿，这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他一连喝了几杯，缓和一下酒瘾，但是方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除。他有一次结结巴巴地说到“周界线”的问题，可一下又感到自己说错了话感到十分难为情。后来他又装出自己是个目不识丁的人。谈起话来显得十分谦卑。听众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他要嘛是过份谦虚，要嘛是太随便。谈到左派评论家对他的新作《丧钟为谁而鸣》的抨击时，他脾气很大并极力为自己辩护。当一位教师告诉他，说他的学生们正在阅读《永别了，武器》时，海明威劝他们不要读那本书。理由是那本书的内容不道德。他建议学生读他的《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因为他认为那本书的内容比较文明道德。他们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这时他往窗外望去，看到他的许多亲友坐在外面的车子里等着他。他说，“亲戚来了，这是无法不去见面的。”显然，他为自己能摆脱那些大学教授们的纠缠而感到欣慰。
厄内斯特又一次以贵宾身份应邀出席了一个在奥弗乡村俱乐部附近一所大厦里举行的富有夏威夷特色的晚会，他感到很不自然。在席上他喝了很多酒，谈笑风生。特别同曾出席前次午餐会的查理斯波斯洛教授谈得多。波斯洛教授夫人大献殷勤，频频给他斟酒，直到玛萨出面劝阻，她才停下来。可是厄内斯特做手势示意玛萨不要干涉，仍不断地饮喝。后来有一位叫彼塞普的自由作家在同他谈话时，说了一些刺激他的话，他差点要动手打对方。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厄内斯特脱掉上衣，放在走廊里的栏杆上，接着招手要彼塞普跟他到昏暗的院子里去。可是彼塞普溜走了。厄内斯特只好又打转回到厅里，又津津有味地谈起他小说中的人物来。当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某些成就，他就听不进别人的话。这是不是成功所带来的弊病呢？波斯洛教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海明威夫妇的中国之行的第一个月是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度过的。他们住在铜锣湾一家豪华旅店里。虽然日本侵华战争已持续了四年之久，日本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横冲直撞自由进出，但海明威并感觉不到紧张的气氛。厄内斯特说，“日本人的士气十分高涨，但道德败坏。”大约有五百个中国的百万富翁从中国内地带来了几千名妙龄美女。另外驻扎在沿海地带的军队招引来大批的妓女。玛萨觉得整个城市气氛平静，食品丰富，质地上乘。快乐谷跑马场照常赛马，业务兴隆。橄榄球赛和板球赛几乎每天都有。周末常常有足球联赛。
厄内斯特到达香港不久便遇到了一位想通过当兵捞一把的人。此人后来被海明威列入他小说里的英雄谱。此人就是摩里斯阿布拉罕柯亨将军，一个移居国外的英国人。他在一九二○年到中国去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私人保镖。过不好久，他当上广东省的警察厅长，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广东省沦陷。他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身上总佩带着一支左轮手枪。他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还能讲几种其他的方言。讲英文时仍带着很重的科克尼地方口音。他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但却乐于给海明威讲许多有关蒋介石的故事。此外，还告诉他在广东的其他军阀的故事，因为当时柯亨作为香港的情报人员被派到中国的内地去工作。后来，柯亨把海明威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可能海明威受到柯亨的影响，他私下表示宋庆龄是宋氏家族唯一有出息的女子。柯亨精通世界大事，非常熟悉中国情况。这给海明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海明威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要为柯亨单独写一本书，介绍他的生平事迹。
当海明威对香港不那么感兴趣时，他便计划到战争前线去。柯亨建议他们到蒋介石的正规军所在地第七战区去采访。因为在这些战区里蒋的军队正同日本的精锐部队作战。三月初海明威夫妇乘飞机到南岳，再改乘一部老掉了牙的汽车行驶在黄土公路上。一路上尘土飞扬，最后到达第七战区的司令部韶关。第二天军区将领设午宴招待海明威夫妇，接着开始仔细地研究分析军事形势。刚到那里的时候，玛萨还没感到不适的地方。但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天气寒冷，水土不服，手脚发肿，她感到烦恼不安。当军部里的人介绍她喝一种蛇酒——一种瓶装米酒，里面泡浸着小蛇——和一种鸟酒，即酒里浸泡着布谷鸟。一见到这东西，她心里就要作呕。厄内斯特却十分欣赏蛇酒，他说饮了蛇酒可以医治头发脱落。尽管他喝了这种酒之后感到不舒服，他仍然对斯各奇吹嘘说，这种酒能治百病。过了好几年之后，当他回忆起他同玛萨的中国之行时，他说，玛萨看到当时中国的贫困，肮脏，旅店里臭虫成堆时，就催促海明威，“爸爸①，要是你还爱我的话，就立刻把我从这个地方带走吧！”
①Papa（爸爸）是别人对海明威的一种亲昵的称呼。
海明威虽然思想上也有所保留，但他发现中国这个国家很不错，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他听了玛萨的话，还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说，他怎么以前对这个国家一点也不知道。第七战区所管辖的范围相当于一个比利时那么大。军区将领们步行陪同他们夫妇视察作战阵地，然后乘坐一艘破旧的汽船沿粤北河而下，最后改乘舢板船。上岸后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骑坐一种同大狗一般大小的蒙古小马驹。气候很不好，在他们逗留的两个星期里，几乎天天有雨。海明威一遇到下雨不能外出时，就在屋里喝米酒，和军官们一起看军事地图。他发现和他一起讨论问题的军官们谈吐十分爽直，诚恳，有见识。这里处在作战前线，气氛自然与在香港的英国官员们坐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气氛大不相同，正象格林专业足球队开赛前在衣帽间更换衣服的紧张情形同预备学校学生们上课前的情形之不相同那样。中国的将军问海明威，英国人对中国的步兵的评价如何？海明威由于喝了许多中国米酒，一时酒性发作，他模仿英国人说话的神态和腔调说：
“中国人不错，真的不错。可是你知道，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会打胜仗……”
“什么中国人？”那位将军问道。
“中国人嘛，就是中国人，”厄内斯特回答说。
“真太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将军说，“我来给你讲个中国故事。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参谋们为什么只使用单片眼镜？”
“我不知道，”厄内斯特回答说。
“英国参谋们之所以带单片眼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比他们所能见到的更多的事情。”
“我见到他们时一定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
“那太好了，”那位中国将军说，“请告诉他们，这是从中国人那里来的讯息。”
四月初旬，江南一派春色。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海明威夫妇乘飞机来到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这是一个灰色的山城。到处有被飞机轰炸、炮火击中遗留下来的痕迹。街道斜陡，多雾和湿淋淋的石级。他们住在旅馆里食品丰富，有大量热水供应，同地处前线的韶关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玛萨尽情地洗刷，享受近日来享受不到的卫生之乐。接着他们开始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一系列的会晤和谈话。
其中的一次会晤是单独会见蒋介石。整个会谈长达三个小时。会见是在下午进行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当他们的翻译。会见后，海明威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大元帅实质上是个军事领导人，虽然他正竭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蒋的观点，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从军事上考虑的。海明威发现蒋介石根本没有民主的思想。蒋介石说，“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算有也持续不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临时实行专政统治。”然而，据海明威的观察，这个国家里民主思想仍然存在。想到这点，海明威认为中国是个有前途的国家。
中国的米酒，不管有没有小蛇或小鸟泡浸其中，都不能满足海明威的酒瘾。有一天，在重庆市他听说有个海军上尉莱德勒在中国一家拍卖商店买了两箱威士忌酒。海明威手里抓着一叠钞票，急急忙忙地向停泊在长江口岸码头的一艘军舰“杜迪拉”号赶去。莱德勒上尉还来不及打开威士忌酒。他很快就会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他特意把威士忌酒留在告别宴会上用。海明威却认为莱德勒这样做未免有点鼠目寸光。他说，“既然姑娘爱上了你，你就不要犹豫地去亲吻她。要不，就把威士忌酒的瓶盖打开……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莱德勒认真思考了一下说，“好，我就用六瓶威士忌酒和你交换，听你讲六次课。请你谈谈怎样成为一位作家。”
每听完一次课莱德勒暗暗庆贺自己能用几瓶酒交换来美国最佳作家的文学道路和成功的秘诀。“彼尔，”海明威说道，“当你开始独立描写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必须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而要成为一个有文化，懂礼貌的人必须具备两点：要有同情怜悯他人之心和生气勃勃的工作能力。不要嘲笑遭逢厄运的人。如果自己遭受恶运，别与之相斗，而要随机应变，因势利导，有策略地退却。”最后，海明威思考了一下，建议莱德勒回家去好好品尝一下威士忌。
莱德勒回到贮藏室里打开一瓶“威士忌”酒瓶盖，试了一下酒味。原来，里面装的是温热的茶水。他检查了其他的瓶子，情况也完全相同。这下，他才明白上了当，那个拍卖商欺骗了他。海明威后来知道这一情况，他既不嘲笑莱德勒，也不回避一笔交易中他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件事莱德勒整整二十年没有告诉任何人。自从重庆会晤那天起，莱德勒认为海明威是个很有修养的人。
海明威夫妇在同宋美龄共进午餐的时候，讨论苏联干预中日战争的问题。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中国问题专家奈尔逊·约翰森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中国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海明威对他这番话深为不满，认为是夸夸其谈。但后来他到达成都亲眼见到蒋介石开办的一所军事院校时，他才感到约翰森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在军人俱乐部里见到设备十分现代化，办事有效力，特别是那里充满着一种紧张，严格，有条不紊的军事气氛。
在这个古老的有高大的围墙护卫着的城市街道上，人们仍可以看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骆驼商队。他们从西藏远道而来。那些骆驼慢悠悠地走着，迈着沉着、坚定的步伐，使人们想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可以用千年为单位作计算。当海明威看到大约有八千名工人主要用手工建筑一个能容纳装有四个引擎的大型运输机的飞机场时，更加深了他原先认为中国人落后，办事效力低的印象。他的这种感觉就同他对埃及的印象所得出来的感觉一样。在埃及法老王统治时期，如果你随便在哪一天的早晨从南部的沙漠骑马出发，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工人住的大帐篷，看到人们正在营造金字塔的场景。所不同的是中国工人用手拖着一个十吨重的石滚子在辗压飞机场跑道，而埃及的奴隶所建造的是金字塔。他听到这些中国工人一边劳动一边低声地哼着，好象海浪轻轻地拍打着礁石发出低沉的声音一样。
四月中旬，海明威夫妇离开成都去缅甸的曼德勒。他们先乘飞机去昆明，这是中缅边界的一个中国城市，再往南至腊戍①，跨过湄公河。当时昆明市几乎每天都遭日机轰炸。沿途，海明威见到许多桥梁被炸毁。但是那些不知疲劳的中国人迅速进行抢修。在抢修期间还巧妙地设了临时轮渡，保持交通畅通。从腊戍到曼德勒他们只能乘坐汽车。在仰光，他看到尖顶的寺塔，那尖尖的顶端高高耸入天空，被阳光染成金黄色。他十分不满意地看到仰光是大不列颠的另一个殖民地。它比香港小，但气温却比香港高一倍，温度常常达到华氏一百零三度。玛萨同海明威在仰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