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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缅甸中东部一个城镇。
在海明威夫妇的远东之行期间，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里召开了一次关于普利策奖金①谘询委员会会议。鉴定者一致同意推选在一九四○年出版，海明威著的《丧钟为谁而鸣》作为美国的最佳小说。但是，大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墨雷巴特博士说，“我请诸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将一年奖金授予写这一类作品的作者之前再慎重考虑。”委员们，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阿瑟克洛克，听到这一否决后很不愉快，私下里议论了起来。但这种议论立即就停下来。这样，由于大人物的阻拦，从未取得主要文学奖的海明威，这次获奖也被否决了。几天之后，在马尼拉，海明威得知，一九四○年美国没有授予任何人普利策文学奖。由于他还有一万八千里的旅程要完成，厄内斯特并不急于从香港返回美国。他在香港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常常渡海到九龙去。因此，感到疲惫不堪，心情烦躁。他写信给伯金斯时发很大的脾气，埋怨对方没有经常写信给他，也不知道他的书销售的情况。虽然他常给玛萨写信，但显然对玛萨经常不在爪哇感到恼怒。后来，他讲了一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说一天晚上科恩从广东军阀那里给他找来了三位美丽的姑娘。开始，他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三个女性。后来灵机一动，建议大家都去洗澡。洗完澡，还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于是他把灯关了，大家鬼混一阵。
①美国一种在文学、音乐、新闻界内颁发的年奖。
出远门旅行的人常常碰到的一种巧合。海明威在香港遇到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马德里结识的雷曼拉威利。拉威利娶了一位西班牙老婆，住在九龙山坡上一幢房子里。他已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女孩名叫温迪。海明威第一次看到她，感到非常可爱，简直被迷住了。他十分爱抚地把小女孩抱在怀里，一面告诉拉威利，他一直盼望有个女孩。虽然他后来对拉威利说，香港防卫得很好，安全不成问题。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宣传而已。他个人的看法是在香港的英国驻军力量单薄，不堪一击。他说，“英军好象老鼠一样死在捕鼠机上。”不出所料，到了第二年圣诞节，日本人占领了香港，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拉威利的女孩温迪。而这个消息是过了好久之后他才知道的。近三年来，拉威利靠用苏格兰威士忌酒贿赂日本关卡人员或哨兵进行走私，把商品从香港运进大陆内地。在离开香港之前的一星期，海明威跟拉威利跑了一趟。他们跑到离新界三十公里的地方去，绕过日本驻军的防卫线，同中国的游击队接触了几个小时。拉威利的广东话讲得很流利。他获取了关于日本在广州市以外地方集结新的兵力的情报。除了这一次的冒险活动外，海明威在香港的主要活动是社会活动。他曾单独同匡首相夫人共进晚餐，也曾把重庆的情况简单介绍给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但是这两件事都减轻不了他心头逐渐积压起来的忧郁。特别是他从伯金斯那里得知谢乌安德森和弗基尼亚沃尔弗已经去世的消息。由此他想到，美国的作家象苍蝇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先后地死去。一九三九年作家马多克斯福特和汤姆沃尔夫先后辞世；一九四○年司各脱去世，现在一九四一年又死了两个。死亡的阴影越罩越紧。弗尔基尼亚之死他倒没感到十分悲切，而谢乌本人却是希望多活几年。对于他的死确是悲痛的。他想，再过不了好久，除了艾迪斯，奥斯伯特·和塞切维尔·西特维以外，其他的人都通通会死去。
五月六日，当拉威利到飞机场给他送行飞往马尼拉的时候，他的心情仍然是忧郁的。他搭乘的那架飞机上乘客很多。从香港到马尼拉、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和夏威夷，这种长途的飞行并不怎么吸引人。五月十一日，他出席一个由菲律宾作家协会举办的“盛大”晚宴。到会的人都有意表现出十分轻松愉快，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喝得酩酊大醉。原先他答应给英格索尔的小晚报写六篇报导性文章，在香港只写了三篇。三篇都用很薄的纸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然后把文章藏在鞋子里以免被新闻检查官发现。在马尼拉时，他又写下了一些笔记，寻找具有西班牙风味的酒巴间。不这样，他在菲律宾停留时的唯一收获便是理了一次发。
旅途的后半截也不怎么好。在关岛，海明威把它叫做“垃圾堆”，唯一使他感到高兴的是遇上了彭特·巴尔成。他驾驶轰炸机到中国大陆后正转回美国。海明威十分羡慕他曾去过挪威和芬兰作战，驾驶飞机到过南极和北极，以及和海军上将拜尔德一起横渡大西洋。由于刮风不利飞行，他不得不在关岛多停留几天。五月十五日，他和巴尔成一起去钓鱼，可是被太阳晒了一天，什么也没有钓到。在威克岛毒辣的太阳把他的鼻子晒脱了皮，踝节部发肿。飞机飞往中途岛，航程又长又乏味。飞机到达火奴鲁鲁后，海明威走出飞机，想到：乘坐远程大型客机飞越大西洋可能是世界上最最无聊的长距离飞行了。后来，他回忆起那天他抵达三藩市时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当时五月下旬，海湾地区仍然是春天里的景色，一片碧绿，微风起处，飘送来阵阵花香。即使在起雾的天气里，他也会很高兴地看见金色的大门的。他那令人困倦的长途旅行终于结束了，又回到了平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之为希望和光荣的国土。
弓和伤痕
海明威在纽约等待玛萨归来时，一天下午雷尔弗英格索尔来到他在巴克莱的住所找他。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位秘书在一旁做速写。厄内斯特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了中缅的形势。房内的地上铺摆着他从香港、重庆及仰光等地带去的地图。谈话结束后，英格索尔向秘书口授了一篇相当长的会谈纪录作为海明威特写文章的开场白。
海明威夫妇在往南去的路上，在华盛顿停了一下把他们收集到的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上校查理斯·史威利带领他们夫妇去宪法街美国海军情报所探望约翰W·汤普森。汤普森是得克斯萨州人，现年四十八岁，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里已工作了二十年。他神情严肃，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杰布斯图亚特传记的作者，而且写了很多短、长篇小说。小说里的插图，有许多是他自己画的。一九一八年他在法国荣获了银星奖和海军英雄十字勋章。对此，海明威羡慕不已。但海明威敏捷的思路和才华却使汤普森大为惊异。他喜欢谈玛萨的评论文——评论英国在新加坡防卫不得法。当汤普森和史威利谈到将来日本可能在大西洋干些什么的时候，海明威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没有同他们进行争辩。他觉得，汤普森可能会象过去的史威利一样，有朝一日，可能对他大有用处。
海明威回到凯威斯岛重新和他的小孩子们团聚。他的小孩不久就要和波林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度暑假。几天之后，他接到波林从三藩市拍来的电报，说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他在复电中说，尽管过去他们发生过许多争吵，但他仍然喜欢她。尽管波林在电报的末尾只写了“致意”两个字，他却在自己的电报末尾写上“深切地爱你”的字样。佐鲁塞尔——斯洛彼佐酒巴间的老板，哈里摩根的不久前部分形象消逝了。海明威得到消息后，更加思念凯岛上的老朋友。这位老板是在哈瓦那一家医院里动手术时突然死去的。在近两年来死去的作家中，最使他思念的是佐鲁塞尔，因为他认为佐是普通人之中最不普通的一个人。一九三九年夏天，当他听到福特逝世的消息时，他只是耸一耸肩说，“以前没有死去的人，今年终于死去了。”象已故的汤姆沃尔夫那样，海明威莫名奇妙地牵涉到一起剽切别人东西的诉讼案中去。在他离开纽约的前一天，一个叫曼迪约的剧本作家向洛杉矶法庭提出诉讼，控告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部分内容是从一个叫“威瓦曼迪罗”的电影剧本里剽切来的。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海明威满腹牢骚地来到美国驻哈瓦那副领事的办公室作证。他否认说，一九三九年二月他根本没有参加在好莱坞北阿基尔大街的集会，更不知道曼迪约朗读他剧本的情形。他说，“在我一生中只到过加利福尼亚三次。第一次在一九三十年六月。自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去远东旅行时路过那里。第三次是同年五月我从远东回来，路经那里。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住在哈瓦那的塞威拉比尔特摩旅社。”虽然该诉讼案经过八个月的审理之后加以否决，但八月份当海明威得知他要负担一千元的审理费时，感到非常气愤。他埋怨查理·斯克里希纳不应该揩他的油，还说如果下次还要这样变相地抢劫他，他情愿剖腹自杀。可是，到了第二天他给查理拍电报表示道歉，要对方包涵。
伯金斯多次写信提醒海明威说，“可恶的税务部门对于你近来的可观收入正虎视眈眈呢。”海明威过去有一个信条：在芝加哥所得到的一切在圣路易斯完全丢光了。这个信条现在又一次得到验证。他计算了一下他应缴纳的所得税，大概是一千元。他和玛萨的中国之行使政府的收入增加到到百分之七十五。海明威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竟拿不出一笔六十元的费用为一个因缺乏钓鱼用具而遭受饥饿的哈瓦那老渔民买一条小船。
七月中旬，波林从三藩市写信给海明威，说他对他的两个孩子照顾不周。海明威对此感到哭笑不得。波林说，“非常遗憾，你不能让孩子们同你住在一起。你能否妥当地安排他们吗？”海明威向她耐心解释说，他想通过六个月没有固定的住所来减少他的所得税。到远东去旅行已经花费了三个月。后三个月即从六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他将呆在古巴。他说，奥多布鲁斯可能会把孩子们带到太阳谷去等待他们的父亲到那里去。海明威提醒波林注意，每年他付给波林养育小孩的赡养费六千元，但实际上是二万一千元，税务除外。此外，海明威祝贺波林在即将到来的第四十六个生日中过得美满愉快。波林的生日是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年海明威自己四十二岁。
这年夏天，海明威在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遇到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位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罗伯特P·佐斯。他在一月份偕同他的美貌的夫人珍妮来到古巴。佐斯是个在外国服务的军官。他经验丰富，举止文雅，办事扎实，效果颇好。佐斯夫妇常在星期日下午到海明威的住地芬卡来视察。每次到那里后总在那里吃晚饭，谈天。这样，两对夫妇就成了好朋友。七月份，伊利斯·奥·布里格作为高级军官回国了。布里格的兴趣与海明威的有相似之处。他们喜欢滑雪、打飞鸟。不然，就到芦苇丛里打野鸡或者驾着他的小船“彼拉”号在海上漫游。
九月底，海明威在古巴住了三个月之后，全家出发到太阳谷去，再次同他的老朋友泰勒威廉·阿诺尔德和阿特金松相会。海明威计划在去猎野鸭、野鸡之前，先猎羚羊。于是，威廉建议到离阿科以北的长河区派西米罗山谷。那里有个波拉赫山，海拔一万二千公尺，矗立在四十公里长的山谷之上。在那里文明社会的唯一标志是山谷里有几个采矿工人居住的村落。印地安人把这个山谷称之为“水和树”。海明威听了感到很有趣。在同威廉·巴比·阿诺尔德和他自己的三个小孩开车走在漫长的尘土飞扬的旅途上时，海明威还不时自言自语地念着“水和树”这个名字。
在行车的路上，到了晚上，先让小孩子们睡在车里，其他的人睡在一家普通老百姓的小木房里。人们把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叫作“老居民”。主人因自己年纪大，故称呼威廉为“年轻人”，称呼厄内斯特为“小伙子”。他说，他仍记得一八七六年夏天发生的情况，苏人①在小大角山坡上放火烧掉房屋。甚至说，一八六七年从福特菲尔康尼来的二十八名士兵，在红云岭抗击了三千名苏人士兵，当时他正在那里。
①说印第安语群苏语纽诸语言的印第安人。
一个星期六上午，他们开始爬山，一直攀登到山顶上。站在山上，只见在塞尔曼河中游分叉处再往北看，群山连绵，千姿百态。在这些地方有大量的羚羊。在约摸一公里外的一处山坡草地上，一群羚羊正在吃草。它们十分机警，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以比特别快车还要快的速度拼命奔跑，霎时间无影无踪。星期天，实际上是第二个星期六。他们去那个老地方捕猎。发现羚羊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巴比阿诺尔德就地拍了好几张照片。接着他们爬上更高的地方。发现无路可走，折转回来，又朝别的方向走。他们翻越过好几座山头，拿出望远镜，纵观山下全貌。当晚他们返回住地时，两手空空，马背上没有什么猎物。他们坐在篝火旁饮喝着有酸味的威士忌酒，倾听那位老居民讲述吊死一个在边界为非作歹的暴徒的故事。
第二个星期一，他们再一次爬山。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又一个山岗，进入山谷，穿过林子，到处寻找猎物。可是海明威那支猎枪老是搁在马背上，根本没派上用场。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开始感到疲倦，准备打转回家。突然，发现在一处只有一个出口的凹地里一群山羊正在吃草，他们喜出望外。海明威第一个跳下马背，拿起猎枪，一阵风向羊群将要经过的那个地方跑去。他后来说，“羊群排列成行，一只接着一只向一个小山丘走去。我选中它们中最大的一只，绕到它的前面去。瞄准着它，轻轻扣一下扳机。子弹立即穿过它的脖子。
打得不偏不倚。”
一年之后，当泰勒威廉谈起那次打猎经过时，仍感到十分惊奇。他说，“我突然看到海明威从马背上跳下来，徒步走了大约一百码的距离，端起枪，一枪撂倒一只在二百码以外的大羚羊。”经过多次同海明威一起出猎，泰勒得出的印象是海明威是个十分勇猛的人。而同时海明威又是泰勒所碰到的在打猎时最容易相处的人。他从不发牢骚，事事考虑得很周到，就象一位精明能干的步兵军官那样，什么都懂，从方言到规章制度到责任感。情况越复杂，工作越艰巨，他越喜欢，干得越起劲。
他们从派西米罗“老居民”那里回到太阳谷。相比之下，太阳谷简直成为天堂了。这里有干净的卧床，可以洗热水澡，条件很好。下午开着车子外出打猎或观赏风景，晚上到兰姆酒家的奇奇酒巴间去喝酒。盖利和罗基库柏也到这个地方度假。库柏连续几天拍照，神情十分疲惫，脸色变青。他渴望有人教他开枪的技术。厄内斯特对于罗伯特泰勒逐渐有了好感，因为虽然泰勒是同他的妻子到那儿去度假的，但他花了相当的时间劝说他的制片主任哈华德·霍克斯聘请伊凡西普曼为技术指导，指导霍克斯正准备开拍的电影“跑马”。
海明威一心要为杜朗在好莱坞找一份职业，但由于好莱坞的领导人害怕共产主义而没成功。虽然海明威和杜朗都无意加入共产党，但是该电影的制片主任山姆乌德对于赤色分子的威胁特别敏感。海明威给杜朗寄去一张一千元的支票（但很快被退了回来）并劝他接受一份推荐给他的职业。介绍人是奈尔逊罗克费勒。他正在罗斯福的政府里办事，专管促进美国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有一段时间，多纳尔德弗雷德想通过劝说大卫赛尔尼克向巴拉蒙购买《丧钟为谁而鸣》的制片权并指定哈华德霍克斯为制片主任，来避免乌兹产生妒忌心理。但这个设想结果落空了。库柏更急于要在制片中扮演罗伯特约旦的角色。他对厄内斯特说，该影片将在不断地反抗法西斯斗争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厄内斯特阅读了爱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弓和伤痕》。这本书里有一篇长文章题目叫《海明威的道德标准》。威尔逊认为，海明威只是在开始阶段获得成功，后来就慢慢地失败了。如写出《生存还是死亡》这样质量低劣的作品来，以及《第五纵队》这种纯粹是小孩子幻想的作品来。他现在已进入了建立个人威信的阶段，摆好姿势照一张漂亮的像，穿着敞胸的衬衫，露齿而笑，样子同克拉克盖布尔相似。这就是海明威的长篇大论，飞扬跋扈，傲气凌人和夸夸其谈的文章。威尔逊最近读到的几篇文章中还发现一种同妇女相对抗的情绪。
他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海明威一种若隐若现的恐惧感——害怕女人超过男人。威尔逊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害怕的心理，使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