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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到馆子里去吃餐饭是件大事，有名饭馆早就让人家结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经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挤不进去。“上昆”诸人带我到一家叫乔家栅的饭馆去，果然吃了闭门羹，他们提议道：“那么我们去‘越友餐厅’吧。”我一听，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坏小说写不通就用巧合来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发生的。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4）
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共住过三个家。刚到上海，我跟兄姊他们住在虹口多伦路，那时候堂哥表哥统统住在一起，十几二十个小孩子，好不热闹，吃饭要敲锣的。后来因为我生肺病，怕传染，便搬到沪西郊区虹桥路去，一个人住了两年；病愈后，考上了南洋模范小学，才又回到市区来，住在法租界毕勋路（现汾阳路）一百五十号里，在那儿住了半年，最后离开上海。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从前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多伦路变成了海军医院的一部分，作为小儿科病房，因为是军事机构，不能随便参观，需要特别申请，才能入内。从前那些卧房里都是些小病人，满地滚爬，我隔着玻璃窗向他们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地举手挥摆，十分可爱。房子的外表红砖灰柱倒没有改变，只是两扇铁门却锈得快穿洞了。骑楼下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我敢断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们打球的那一张，那是一张十分笨重扎实的旧式球桌，虽然破旧不堪，架势还在那里。那时我们人多，经常分两队比赛，轮番上阵，喊杀连天。我们有一个堂哥，年纪最大，球艺不精，每打必输，到今天我们还叫他“惨败”，“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进去的。房子配给了高炮单位，住进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口，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道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出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5）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阴，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今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希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进大门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做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露水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子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壁画，颜色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起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做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花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花，开得分外鲜艳。水池干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水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精光。毕勋路一百五十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拉出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6）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交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物美，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子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几位朋友痛饮了几瓶加饭酒，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历史，那份惊奇，我只留给了自己。一餐饭下来，我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脑子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毕勋路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中西女中和圣约翰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个叫陶丽琳，是二姊的同学，英文歌唱得极好，那晚她唱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是支伦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样百出，从前上海学生跳舞是跳得灵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来了，还有几个圣约翰的校篮球队员。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男子们都争着去跟她们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莱坞的B级电影一样，而那幕喜剧，就是在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客厅里上演的。当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欧洲，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真有天壤之别。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风头最健的一个，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舞会，她那张历尽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出一片青春的光彩来。
我跟“上昆”诸友离开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时候，已是微醺，我突然有股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原刊于1987年12月1日《联合文学》第38期
收录于《第六只手指》（台北：尔雅出版社）
第二部分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1）
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日本人有能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剧，德国人有古典音乐，他们对自己民族这种“雅乐”都极端引以为傲。我们中国人的“雅乐”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昆曲。这种曾有四百多年历史、雄霸中国剧坛、经过无数表演艺术家千锤百炼的精致艺术，迄今已濒临绝种之危，如何保存我们唯一现存的“雅乐”，应是文化工作者的当务之急。笔者访问中国当今昆曲第一名旦华文漪女士，畅谈她对昆曲的看法及学艺经过，希望能够引起文化界的注意，共同爱护保存昆曲这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白：我现在跟中国昆剧第一名旦华文漪女士作一个对谈，主要围绕昆剧来发问。听说你九月份被邀请参加洛杉矶国际艺术节的演出，是吗？
华：是的，洛杉矶国际艺术节委托我组织昆剧团，来代表中国艺术参加演出。这次国际艺术节有二十几个国家、一百多个艺术团体，共九百多个艺术家参加，其中主要宣传十位艺术家，我是其中一位。我想这是个宣传、发扬昆剧艺术的好机会，希望通过这次演出，能有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艺术，喜欢昆剧艺术。
白：这次演哪几个戏？你演什么？
华：这次演出三出戏。有活猴王之称的陈同申和名花旦史洁华合演《孙悟空借扇》，有名花脸钟维德和名小丑蔡青霖演《鲁智深醉打山门》；我和名小生尹继芳、名花旦史洁华合演《牡丹亭》其中的二折《游园惊梦》。
白：我看过你演《牡丹亭》的录像带，演得非常好。《游园》与《寻梦》一戏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很好。《游园》是对春天的喜悦、惊喜，《寻梦》是春花凋谢以后的暮春，那种哀悼。我相信外国人看这出戏会受感动，这么多年在美国还没有正式演过。
华：我们在英国伦敦以及香港等地都演过此戏，演出结束后都有年轻妇女观众上台与我握手，感动得掉泪。过去只是在历史材料中看见，有的演员在台上演杜丽娘竟身临其境，感动得死在台上。还有的看了《牡丹亭》的书也因此郁郁而死。当今妇女看了此戏，也是如此受感动。这都说明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写出了妇女的心声，我着重体现原著的精神。
第二部分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2）
白：请你谈谈为什么《游园惊梦》会成为昆剧的经典巨作，你又是怎样演的？
华：《牡丹亭》表现出几百年前封建社会里的一般女子，受到旧家庭、旧礼教束缚的苦闷，在恋爱上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并无今昔之异的。从艺术上来讲，这是当年一出常唱的戏，经过许多前辈艺术家在音乐、身段上耗尽心血、千锤百炼，才留下来这样一个名贵的作品。后来再加上梅兰芳先生的细细推敲、斟酌，演出时就成为一个很完美的戏剧杰作了。
白：我插一句，据我了解，你与梅先生曾同台演出。
华：我曾参加过梅先生拍摄的昆剧电影《游园惊梦》的演出，扮演花神，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受他的影响很深，对我以后演好此戏起了很大的作用。
白：那你是怎样揣摩演此戏的呢？
华：我着重体现汤显祖原著的精神，抓住反对封建礼教，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加以突出。此戏不像祝英台抗婚和《西厢记》里的莺莺，有个父母的对立面，杜丽娘只有心理冲突的矛盾，是以触景生情的心态来体现。在封建礼教家庭中的压抑和心里的追求，是一种非常细微的内心戏，全要在有意无意之间来透露出一点剧中人的内心感情，所以相当不好演。另外此戏身段繁重，几乎每一句台词都有身段，要在身段的基础上下功夫，为求做到动作优美，如诗如画，并能准确表达词意，我要求自己像个舞蹈演员一样，能够不说话做动作，就能把人物内心表达得一清二楚。
白：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演法，我在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去上海，看过昆剧《长生殿》，第一次看到上海昆剧团的表演，当时我可以说大吃一惊，剧团艺术水准这么高，所以对剧团历史很感兴趣。我想今天请你谈谈，因为你曾经做过上海昆剧团团长，对该团历史一定很清楚，它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上海昆剧团在“文革”前后的历史。
华：我想分“文革”前后来讲。“文革”以前，我们的团叫“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成员是由上海戏曲学校京、昆第一班（也称大班）毕业生组成。“文革”中因江青的一句话，昆剧被砍掉了。她说昆剧是最典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学昆剧的人就惨了，大都改行到工厂当工人，好一点的则在沪剧、淮剧、越剧学馆当老师，那时我被调到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改唱京剧样板戏。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一九八七年经大家要求重新成立剧团，叫“上海昆剧团”，成员由昆剧大、小二班组成。
第二部分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3）
白：那时候大家都回来了，成立剧团后演过哪些戏？
华：本来都散在各单位，后又进行集中。剧团成立时第一个戏是演现代戏《琼花》，即《红色娘子军》，后来就演全本《白蛇传》，新排历史剧《蔡文姬》、武戏《三打白骨精》，恢复大戏有《墙头马上》、《贩马记》、《烂柯山》，折子戏《思凡下山》，等等。
白：据我了解，《长生殿》很风光，《牡丹亭》、《潘金莲》、《钗头凤》，还有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改编的《血手记》，我都很喜欢。你再谈谈大、小班的情形。
华：大班招生的时候是一九五四年，报名有一千多名，只取三百六十名，年龄都在十一二岁，这是上海戏曲学校的前身，叫华东戏曲研究院昆剧演员训练班。后来成立了上海戏曲学校，才招了第二班，也就是昆小班。
白：除了俞振飞、言慧珠二位校长外，你们的传字辈老师有几位在学校教学的？
华：有十几位老师任教，充分发挥艺术人员的才能。
白：昆剧团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行当齐全，各行都能独当一面，你再谈谈大班的同学和搭档。
华：我与两个小生搭档较多，蔡正仁与岳美缇。美缇是女小生，主要唱巾生，和她一起演的戏有《牡丹亭》、《玉簪记》、《墙头马上》等，她的表演十分细腻，身段很讲究。正仁主要唱官生，和他一起演过《长生殿》、《贩马记》、《断桥》等，蔡正仁的嗓子特别洪亮，很像俞振飞老师的嗓音，表演大方，表现力强。另外还与演老生的计镇华同学合作过新编历史剧《蔡文姬》与《钗头凤》。计镇华的特点是会表演，在台上很有光彩，并有创新精神，他们三位都对我启发很大。
白：我看过你和岳美缇的《牡丹亭》录像带，蔡正仁也与你配搭得很好，简直天衣无缝。
华：主要是和他们长期合作，互相有相当的了解和熟悉，艺术观点比较一致，所以在台上很有默契。
白：你和蔡正仁在《长生殿》中配合得好极了，尤其是演到《埋玉》那段，两个人的生离死别的感情有淋漓尽致的发挥，很感动人，相当成功。你和蔡正仁、岳美缇配戏时感觉有什么不同？
华：岳美缇比较细腻，恰如其分，蔡正仁比较夸张，幅度较大，这大概跟戏路子不同有关系。
白：他们两个人是你重要的搭档，而计镇华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华：计镇华比较能革新，除了传统以外，能吸收新文艺界对情感的诠释，讲究感情的真挚，很会表演。
白：你另外几个同学也很出色，像演《思凡下山》、《活捉》中的二位。
华：对。这几出戏都是梁谷音、刘异龙的绝活，他们合作的《潘金莲》也相当出色。
第二部分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4）
白：你们的武旦也了不起，武功应该很高。
华：是啊！王芝泉从小勤学苦练，能这样几十年坚持不辍，是很不容易的。
白：还有陈同申，有猴戏的绝活。
华：对，他的猴戏，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十分感人。在这里我还要向你介绍，这次国际艺术节和我合作的几位同学，花脸钟维德、花旦史洁华、小丑蔡青霖，都是我们团里的尖子、业务骨干，这次还特别邀请尹继芳小姐唱小生，她原来是苏州昆剧团的，根底也相当扎实，表演很有分寸，希望您能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白：这台戏都是专家演出，一定好看，我非常愿意看。一九八七年我去上海看《长生殿》，你正担任团长，谈到担任团长的心得，我想是不容易的；昆剧的文学性能打动知识分子的热情。
华：我是一九八五年当团长的，当时较缺团务经验，只是一种直觉，一定要提高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艺术人员的才能，尽量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一个团的兴旺，主要看它有多少好剧目及好演员。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