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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程式 是 “最高裁判官”依据双方陈述而作的办案报告，虽然方式僵硬而且繁复，但与过去相比已更适宜于推究实情。这种报告同时也是“最高裁判官”对审判员，即“承审法官”的案情介绍。它以指派“承审法官”为开端，接着便是一段“纠纷摘要”（demonstratio），一段“争端说明”（intentio），然后是一项对“承审法官”在听证以后如何判决的“判案指示”（condemnatio），或者是一项指令，通过确定每一方所提要求之值并予以最终评断后，对双方有争议的要求作出调停与裁定。在“争端说明”和“判案指示”之间，“最高裁判官”还会简述引起答辩或反诉的抗辩——亦即exaceptio，replicatio，duplicatio
——等等。盖尤斯给我们举了一种“程式”的简单案例涉及出售一名奴隶的诉讼，双方当事人是“张三和李四”。这宗讼案所涉及的是“售让契约”（emptio
renditio），这是最基本而又很重要的一种“诚信契约”。
兹派某甲为承审法官。纠纷摘要： “张三”经向“李四”出售一奴隶。争端说明：若“李四”显然应付“张三”一万塞斯特斯。判案指示：着承审法官即行责令“李四”向“张三”交付一万塞斯特斯；否则宣判无罪。
中世纪律师从罗马人承袭了沿用至今的以公司为 “法人”这一概念，它指一个虚构的摹拟人，有权买进、卖出和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其要求。法人组织容许集资经营，其资本积累能远远超过个人或合伙企业。区别在于：由各成员协议形成的合伙经营从法律角度看，始终是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组合。要起诉合伙经营，请求法庭判决强制处置其成员的资产，就必须传所有合伙人到庭。而要使合伙经营者本身到庭，则一般必须以其所有成员的名义提出诉讼。但是，一个法人却将其股东的实体，化为本身的共同摹拟人格，“自己”就可被控诉或提出控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法人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在中世纪开始采取的形式，乃是其股东或成员不负担入股数额以外的义务 ——这就是“有限责任”观念。一个富有的人可将其一部分财富投入一个法人，其余部分不会有受到损害的危险，万一法人经营失败，他无须以其个人的其余财产偿付法人无力偿付的债务。就罗马企业而言，法人是否曾以这形式存在，颇有疑问。西欧在许多世纪后，对于一般承认有限责任的原则，还存在很大分歧。但中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却可以回溯到公元３世纪一位主要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bian
）说过的话，而不去注意他所写的或许只是罗马国家为某些特殊目的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人阶级。乌尔比安写道：“Siquid universi
Atati，singalis non debetur，necquod debet universitatis singali debet．”——大意是，一个法人的财产和债务，不是其每个成员的财产和债务。乌尔比安还更进而强调这一点，说法人即使只有一个成员，亦成为有别于该成员的法律上的实体。诸如商业公司，中世纪城市，以及整个罗马天主教会，这形形色色机构所具有的法人特征，或许是导致乌尔比安的话成为所有罗马法学中受到最多评论的原因。
“万民法”还对罗马法庭，尤其是对“外事最高裁判官”赋予权力，可以通过对同一案中提出的反诉下令审理，以合理的方式调停争端。例如，假定“张三”和“李四”在账务上有过一系列来往，互相进行过买卖，而“张三”指控“李四”对某次购货没有付款，“李四”则在同一讼案中提出反诉，指控“张三”在那一系列交易中曾有某次尚欠付款项。或者，假定“李四”曾以某货伪劣为由而未付款，而“张三”则诉清付款，那末，“最高裁判官”就可以下令在同一案中断定所欠数额和货品质量，而对“李四”则只能按其依法当付的数额判决。这看来十分粗浅，因为很难设想一种合理的法律制度，会要求将上述任何案件分作两案审理。可是英国普通法法庭直到１８世纪，法国世俗法庭大概要到 17 世纪，都还不允许听取反诉。等到罗马法恢复并被吹嘘为“自然衡平法”和“良心法”，反诉权利才恢复。
任命 “外事最高裁判官”是许多办法之一，据此，一个无权扫除旧制度的新兴阶级，就能创造出与旧制度并行的新制度为自己的特殊需要服务。于是，为较早不同社会关系服务而创立的旧体制，便能迅速地被清除掉它一度含有的实质。它所实施的法律规范，为许多从新制度中借来的东西所渗透，而同时仍保持着它古老特性所赋予的尊严。因此，罗马“市民法”便始终保持着那个虚构之词，说它是从“十二铜表法”和古罗马共和国的立法承袭下来的，尽管它已被有财有势的新商人的工具——“万民法”逐渐压倒。到公元前 150 年，向“民事最高裁判官”提出诉讼的程序已变得同向“外事最高裁判官”提出诉讼的程序一样了。
约在公元150年，罗马法学著述开始大量出版，后来它们成为中世纪罗马法知识的依据。这些由皇帝和法律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西罗马帝国日渐走向结束时变得越来越枯燥无味，而且内容器乏。这些著作大批被编纂整理，摘要抄录，并按主题分类。罗马皇帝格雷戈里乌斯（ Gregorius）在公元 294 年曾有这样一次编纂，包括的时期起自哈德良（Hadrian， 117 — 138 年在位），迄他自己在位之时；君士坦丁（Constanatine）和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两帝，也曾下令进行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编纂工作。
最著名、最完整、并对中世纪资产阶级最有影响的一部汇编《民法大全》（ Corpus
Juriscivilis），是在公元 6 世纪由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它共有三个部分：（一）法典本身，系自哈德良时期至公元 553 年的历代皇帝诏令：（二）“学说汇纂”，与前编相似，但包括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罗马帝国主要法学家和法律思想家的论著；（三）“法学阶梯”，这是为法律学生编纂的前两部分的内容摘要。尽管“法典”和“学说汇编”所选录的诏令和学说在时间上，都不早于公元 1 世纪，但其中多处为引证某特殊法规或惯例的古老性，而追溯到更早的古典罗马法律概念。对于最早的法学家例如盖尤斯尤其如此，他们的著作都在“学说汇纂”中引述。
因此，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并非创新，他完成的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是把成千上万皇帝诏令和法学论著分类整理，通过选定公元533年通行的惯例或法规来消除矛盾，并使全部内容有了系统序列，按题归类于相应的法律范围如：契约法、所有权法、家庭法、诉讼法、犯罪法，等等。 “民法大全”取材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均已佚失：我们仅能从这部汇编的各页中获知其中一些。
然而，查士丁尼仅是一位在君士坦丁堡当政的东罗马皇帝。他所编纂的这部法典在11世纪以前对西欧的商业惯例似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罗马法律观念不再存在，尽管当时西欧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需要运用这些观念的商业生活；它们仍然存在于地方风俗、寺院习惯，以及诸如《西哥德人罗马法》（ Lex
Romana Visigothorum）之类的不完全的法律集成。约在公元 506 年编成的这部法典被归功于权力基地在西班牙的西哥德人领袖阿拉里克二世（AlaricⅡ）。那时期有一些寺院，仍为罗马法律和拉丁学术的中心。但是在此时期，商业生活无疑随着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而消亡，罗马古典法律一些具有精妙构想的专门知识便废弃不用了。
封建法
1789年8月11日，法国国民议会在革命胜利的第一阵狂热中发布公告，宣布 “全部废除封建制度”。 14 年后，《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谈到，“封建制度很多遗迹仍遍布法国国土”，而那是法典要消除的。 800 年以来，一直有许多商人生活在这封建制度之中，甚至还能兴旺发达起来。可是为什么突然发现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摧毁它呢？要理解商人历时数世纪之久在顺应迁就与造反之间的犹豫不定，考察封建社会的某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罗马人的商业军事帝国甚至在它处于公元最初3个世纪的鼎盛时期，就已包含将会使它倾覆的种种矛盾。奴隶劳动挖掉了自由劳动的基础，迫使手艺工人和小农生产者无业可干流浪城市，形成了许多骚乱中心。年轻的基督教会具革命性教义，在下属阶级散布不满情绪，激起当局对其信徒的镇压。沿帝国边境长驱直入的匈奴人，把大批人群赶出中欧，负担和费用日益沉重的官僚机构存在许多行政管理问题。交通运输、保护富人的能力、以及贸易的安全，都在公元３世纪开始减弱，帝国的繁荣即将随之而消失了。
对于最靠近罗马地区的大庄园来说，唯一解决劳动力的办法是，将庄园部分领地出租给自由民或者奴隶，由他们承担在庄园主保留自用领地上的劳动，以此取得实物地租。在帝国边境，为求得帮助以防卫入侵者，罗马自由人被授予土地和 “Coloni
”（移住民）身份，接受具有行政管理职权地主的监督。这些移住民以实物和劳动交付地租，并须参与保卫帝国的边境。某些地区若有可能，就邀请入侵者参与帝国联盟，藉以收买他们放弃侵略。这些“eederati”（联盟者）被授与土地从事耕种，他们宣誓保卫帝国，并改变他们的社会组织，以适应大庄园主对移住民实行的制度，但仍允许保留自己的法律，以处理集团内部的纠纷。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 “覆灭”，只不过是上述解体过程的最后一步。（到了这时，罗马皇帝都已改信天主教——君士坦丁是第一个，他于公元 313 皈教。）一些由主教和大主教直接管辖的城市、以及罗马行政管理中心存留了下来；而由大庄园主、移住民和联盟者占据的帝国广大地区，则变成自治地区，仅在名义上宣布效忠远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为了生存和军事防御的需要，罗马政府和罗马军团的消失，导致庄园制度的出现，那就是后来称为封建制度的渊源。在过去不曾受罗马统治的地方，如苏格兰、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及日耳曼等地，幸存的档案表明，封建体制当时也在发展，以令当地社会组织适应人对食物和防御的需要。在这期间欧洲各地，特别是在日耳曼和法兰西南部，很多自耕农和小农既非罗马人亦非移住民或联盟者，但都曾指望罗马官吏成为他们的管理者。他们是被称为“alloda”（自由地）的大小不一的耕地的主人，由于需要保护或者受武力强迫而卷入了封建制度。欧洲是个大战场，主要是由于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来自南方的摩尔人和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相继入侵。
因此，在欧洲一度由罗马统治的部分地区，封建主义实际意味着后退；而在其他地区，封建主义则意味着转变，从田园式、游牧式和受战斗支配的生存，转变到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活（尽管仍旧相当好战）。由于土地乃是庄园领地主要经济关系的一种证明，因此衡量土地有各种标准：不论是高庐的 “曼西奥”（mansio
）还是英格兰的“海德”（hide
），都是足以维护一户生活的标准，其大小依地区和土壤肥瘠而有所不同。封建依附关系的成立要举行臣服礼，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公元 9 世纪）起还加上了宣誓效忠仪式。两个人，一个较强（领主）一个较弱（附庸），要面对面站立着来行此礼。按照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描述的，后一人要双手并掌，合而置于另一人两手之间——这是归顺臣服的一种简明表示，其意义有时还须用一种下跪的姿式来加以更进一步的强调。与此同时，奉献出双手的人喃喃而语——即一种非常简短的宣告——承认自己是对面那个人的“仆人”。于是，主仆二人彼此以唇相接亲吻。以示和睦和友好。礼节便是如此，仪式非常简单——但显然恰到好处，可以给对有形事物极为敏感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起到了缔结封建时代众所周知最强固的社会约束协议的作用。
这封建关系的要素在于个人间的维系，那原先仅限于附庸者本人一生，但后来更及于附庸的男性后嗣。因为附庸者所耕种的土地，以及所有可动产，全都 “属于”主人。这种由誓言结成的统领和从属关系，在耕者和地主之间，并通过后者向更有力的领主宣誓臣服，构成了一种新制度，它往往被迫拥护者描述成金字塔式和对称式。
在封建社会里，杀人致死和伤残肢体相当平常，惩罚一般来得很快而且重。但是，对主人施加暴力却属于特殊罪行。且看如下选自《好人查尔斯被刺记》的一段：
“你杀害了谁，为了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杀害他的，你这个最邪恶的博西亚德？”
特鲁安涅的沃尔特向那个当时已死的人问道，那人的剑先刺中了查尔斯伯爵，那是在1127年3月2日，伯爵正在跪着做祈告之时。问者自行作出的简短回答如下：
“你的主人，因为他一心唯求公正，在大斋节，在教堂里，违犯了对他应有的尊敬，”最后又加说道：“你的罪行比犹太人的罪行更恶劣！”
几乎没有什么人生活在封建制度之外。教会也作为封建主加入了这一制度。地方上的教士都从属于一个村庄或领主。不以口和手臣服效忠的人极少，只有：朝圣者、游方僧、行贩、行吟诗人，以及其他被社会遗弃的人。
如果我们看一看公元800年左右的西欧地图，最占优势的就是封建庄园社会。贸易已衰弱到只有稀少的奢侈品交易。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实体。商业主要是地方性的。在庄园以内，生活的质量如何全靠领主的管理人员及其领主法庭控制调节。领主权力，以及他法庭的权力，统辖着从属于他的一切事物。
封建法庭实行的法律，是基于两个有时并不一致的原则：法律的个人性和行之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习惯法。前一原则的起因在于，原先的罗马臣民、以及曾在西罗马帝国最后时期采用过罗马法的那些集团，都已习惯于受罗马法律各种原则的统治，但是，每一个集团却又同时还有自己的习惯法。征服的事实往往导致一个集团带来一种法律体制，用以控制具有另一种法律体制的耕种者。罗马帝国在晚期确立了 “法律的个人性”这一原则，它指的是在法庭上以及在交易中，每一个集团中每一个成员在理论上都有权援用“自己的”法律，亦即本集团的法律：罗马法、勃艮第法、西哥德法，等等。正如里昂地区大主教所指出，当五个人聚在一处个个都会宣称，有接受不同法律审理的权利，那并非罕见。
法律的个人性这一原则除在极个别的案件外，并未留存下来，它已让位于在某一特定地区内对所有的人，一律施行由领主决定的同一法律，其主要依据是风俗习惯或自古以来的老办法。封建关系被认为已提供充分根据，在特定领地内，对特定领主全体附庸施行同一法律。用菲力普 ·博玛诺瓦 1283 年的话来说，有权力决定和说明审判规则的法庭，乃是被告人“睡觉和栖身的地方”。
除此而外，对于法律个人性原则来说，还有实际障碍：互相通婚致使根源难究；不同集团的种种法律体制均欠完备，而且大都毫不涉及封建社会关系；大多数审判员对他们所须施行的法律缺乏了解，有的甚至是文盲，等等。
有些 “个人性”法律概念，仅在某些人——例如商人——中留存下来，他们因具有特殊身份，而且进行了斗争，从而使它得到承认。
法律失去个人性发生在11世纪，当时西欧处于由受罗马法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