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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鸿兵的其他低级笑话
1。所谓美国总统的死亡率远高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士兵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道MBA逻辑考题：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广告上说，海军陆战队的死亡率远低于纽约市民的死亡率。这个考题的荒谬性在于，将参军的年轻人和普通市民中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混为一谈。同样，宋某也是将诺曼底登陆士兵的执行任务时间（几天到十几天）和美国总统的在职时间（一任4年，实际数月至数年不等）混为一谈。条件不同则不可比较，宋鸿兵连这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甚至自作聪明地在书中喋喋不休了好几次。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地方是，普通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这就使得对美国总统、议员的保安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在十九世纪更是如此。一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敌甚至仇家，到底是谁指使刺杀了这些总统和议员，宋某不经过严密论证就统统归到银行家头上，所以，宋的文章只能是一篇拙劣的小说。
退一步说，假定这些总统和议员的确是被银行家指使刺杀的，当然，这些银行家必须谴责和惩处。但比起那些独裁者们还是要好得多。因为银行家只是杀了几个上流社会的人，对基层民众没有什么影响；独裁者为害的何止千千万万。
2。究竟谁应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
宋鸿兵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罗斯切尔斯家族的内森如何通过滑铁卢之战大发横财，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的“凯旋门”的故事。按宋某的口气，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不应该赢。
如果内森不该赢，那谁该赢？难道是那些碌碌无为、贪婪又恐惧的跟风者、投机者？事实上，内森的操作是有极大的风险的。只要当时英国国债市场上有另外一个有实力的投资者获得了战争的准确信息，内森抛售债券就会赔个精光。要是平时倒也罢了，滑铁卢之战如此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有实力的投资者远不止内森，想到就可以做到）派出专门的人打探和报告消息，不怪他们自己能怪谁？？？
如果说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他使用了规则以外的不正当手法获利。例如，他故意跟人说威灵顿公爵战败了，这就是散布谣言。但内森及其助手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抛售，而抛售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是跟风投机者们自己将这种抛售行为理解为英国战败。其实只要他们稍微理智和镇定一点，就会想到，当时反法联盟的总体实力和总兵力都比法国强得多，威灵顿和他的英军也不是无能之辈（威灵顿曾在西班牙让法军吃了很大的苦头，不少法国将领都害怕他），即使战败，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即使在滑铁卢一败涂地，说反法联盟就此失败也为时尚早。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抛售公债，至少不会急于在那么低的价位（5％）还要不顾一切地抛售，内森的“凯旋门”也就不会那么高大，那么轻松－－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内森尽自己的能力做了情报搜集工作，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孤注一掷地抛售。他赢得有道理。
以上仅举两点足矣。全书的荒谬之处远不止此。宋鸿兵很喜欢在每章开篇，大量引用某些西方政要抨击银行家和金融制度、政策的言论。其实，这些制度和政策能被议会通过，政府采纳，自然正面评价和支持的声音会多得多。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可以将这些正反意见都公诸于众，让人们自己判断。当然，断章取义，只剪裁对自己有利的资料，也是左左们和宋鸿兵们一贯煽情和骗人的把式。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看到的一篇文章：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国考察了一圈，对西方国家的成就和优点只字不谈，通篇描写一个在街边流浪乞讨的人（其实是街头卖艺者），如此这般的感想感叹一番。当然，这个知识分子很好地交了“功课”，但这种用高倍显微镜放大西方社会“阴暗面”的手法，恐怕在他自己的内心都要呕吐不已。
最后重复一次本文的中心：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是一篇精彩、煽情但拙劣的小说；宋的主张，仅用已有的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和价值观就可以否定；不是说西方现有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没有问题，不需要改善，但它们至少比宋的主张更加大大地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共识。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的确存在风险和挑战。但要防范这些风险，应对这些挑战，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学习国家先进的思想，引进国际先进的制度，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优秀的分析师和能干的操盘手，并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情报网络和反应机制。总之，就是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立足于“打老虎”，敢打“真老虎”，而不要学那邋遢道人，对“国家资本大鳄”害怕得要命，以一个农业社会的土财主思维就想“避老虎”、“防老虎”－－再次友情提示：强国论坛的数学、邋遢道人和凯迪、天涯的左派大佬等人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右派，而且是“老右”。
相关以及评论 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于近200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该书的欣赏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缪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monetaryfinancingofbudget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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