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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A这几天干吗，他说没什么。我说：“球踢过吗？”他说：“踢过。踢了一次。”我说：“别的呢？没到哪里去玩吗？”他说：“没出去。就在很近的周围走走。没出去过。在家里打游戏，上网。嘿嘿。”他这个“嘿嘿”倒蛮有意思。我说：“唉。”他说：“今年我还没有对你说新年好呢。”我说：“时间还没到。至少要再过几个钟头。我在发烧。”他大声说：“啊？！”然后好像说不出什么来了，顿了顿，说：“那么傻啊？”我说：“什么叫那么傻啊？什么话呀！”于是我们两个一起在电话里呵呵地笑起来。我可以想象他和我对对目光，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手心的温度从头皮一直传到我的脚底心去——“呼”的一下，我的脚下面好像连草也长出来了。其实我还是希望他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不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不常做这个动作。可是，我猜想，假如他现在在我的面前，一定是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他应当知道，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手心是那么热，永远比我的额头要热一度半。嗯，今后我是会告诉他知道的。不过不是今天。
我说：“喂，我把你家的地址掉了，你再给我一个吧。”他说：“你认识路就可以了，要地址干什么？”我说：“说不定哪天，我要寄一张恶形恶状的卡片去呢？”他说哦，就把地址报了一遍。我从枕头边上摸出一支4B铅笔，把他报的直接记在墙壁上。
高考后七个月（2）
接着，我开始问他记不记得高二那次我们班去杭州春游。那一次，我和B、F一起，在西湖对面找到一家卖洋泡泡（就是气球）的店。其实那里卖的也不完全就是洋泡泡，是一个礼品店，里面有许多许多特别漂亮的洋泡泡——特别是有一种，好看得不得了，要二十多块钱一个，是专门用来装礼物的：把礼物放在里面，然后打气进去。但是服务员说，这不是人能吹得起来的，一定要把礼物带过去，让他们帮着用机器打气。A说：“真可惜。”我说：“是呀。那一次我们先是吃了天使冰王，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洋泡泡的店。真是好。为什么他们不开到上海来呢？”A说：“他们不到上海来，我们可以到杭州去呀。”我说：“哎，是的是的！”A又多了一个地方要带我去。其实，最高兴的就是在他向我许诺要带我去哪里哪里的那一刻——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会兑现诺言。A已经让我那么高兴了，所以A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我说我把A的家庭住址直接抄在墙壁上——是啊，我非常习惯于在床头墙壁上写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妈妈每次帮我晒床，就会唠叨个不停。我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墙壁上写字就是一个要不得的习惯。在那面墙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地址、公共汽车路线，还有施特劳斯的诞辰——6月10日——是A告诉我的，他叫我到时不要忘了纪念一下，可是我忘记问他是哪一个施特劳斯。另外，还有我高三背的《祭妹文》：“纸灰飞扬，溯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唉，写得真是好，没想到在课本里还藏着一篇这么好的文章。
有的时候，我做了梦醒过来，假如还能记得，就赶快把它记录在墙壁上。可是梦这种东西，永远是在记录中慢慢地丢失，记到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梦——这就好比一粒种子，长成树之后，多了许多枝叶和不必要的水分，就再也无法弄清楚它的真相了。我的梦一个叠着一个，深的叠着淡的，新的叠着旧的，在我枕头旁边的墙壁上。我醒着无聊的时候，就探访探访它们，打个招呼。嗨。
我有一段时间，写作文很要写“嗨”的，而且总是故意写成“哈”。其实在高中里的那种作文当中，需要用到“嗨”的地方是微乎其微。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总是随随便便，高兴在什么地方加“哈I”就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句子写到一半，我劲头上来了，就随手写个“哈I”——我自己都简直没来得及意识到。我的语文老师帮我把所有的“哈I”都划掉，接着给我一个微乎其微的分数。后来，B来劝我，叫我对待自己好点，别这样干。可我每天写议论文写得是如此绝望，实在忍不住不写“哈I”。我的语文老师对我面色不善，我一直在等待他有一天跑来，把作文本扔到我脸上，说，你可以不用写了，ｗ一样的文章。——ｗ就是上海话里粪便的意思，我们高三的老师都有一种说ｗ的习惯：ｗ一样的文章、ｗ一样的分数、ｗ一样的大学你们千万不要考……后来我们全部染上这种习惯了，我们说：哦哟，那个老师啊？ｗ一样的老师。整个一年，我们就这样友好地相互骂来骂去。不过，到最后语文老师也没有骂我的作文，于是有一天，我写“哈I”的毛病就痊愈了。
我知道自己很嗦。那是发烧的原因。一个人如果生了病，捂在床上，心情愉快，就自然而然会嗦起来。有一天B对我说，我们已经进大学半年了，还一天到晚纠缠那些高中里的事情，是不是不大好？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是不大好吧？B握着我的手，笑笑。她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和C分开。后来——也不过是两三天之后，早晨我抱着书、Walkman、笔袋，走在校园里，想起了B的问题，突然之间，我仿佛非常非常真切地看到了B的脸、B的表情、B的动作……我总是这样一下子又一下子地懂得她，每次之间都隔着漫长的潮湿的沉闷的黑暗……要隔很久很久，很长很长，然后突然刺眼地亮一下，一闪而过。我抱着我的书、Walkman和笔袋，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晃了晃，于是那一瞬间就过去了。我明白：这样子是对的。我继续朝教室走去，心里惶惶不安地想：B真可怜。可是我已经忘记了这样想的理由——我完全忘记了，只不过刚才好像从楼上掉下来，因为自由落体的缘故，喉咙里面有点怅惘想要说出来。
我说不出来。
我在大学里，继续漂流在不同的教室与教室之间。上课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睡着，一睡着就做梦，即使睡一分钟也能做一个梦。醒来之后，我把那些梦支离破碎地记录在桌子上。我的梦漂流在不同的教室和教室之间，一张一张支离破碎的课桌上面，温顺地躺在成人笑话的身边。
下午我睡了一觉，醒来时已经是傍晚。爸爸妈妈好像在自己房间里看电视，从隔壁传出某个主持人难听至极的声音。我在被子里动了动，让自己平躺在床上，手臂伸出来，直挺挺地放在外面。我宁愿爸爸听古典音乐，也不愿意他看电视联欢会。他们一无聊就喜欢穷看联欢会了，越看联欢会越无聊。爸爸还说什么一天不听古典音乐就会耳污心浊——他那么多年培养出来的耳聪目明，看一场联欢会不是就全没了吗？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拿那支4B铅笔出来，开始在墙壁上记录刚才做的梦。
高考后七个月（3）
我坐在一个O型血的人旁边。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知道她是O型血，总之我就是知道，而且除此以外我不知道她的任何事情。突然，我开始跟A打电话。我对他说：有一次我坐在那个O型血的人旁边——我跟你说过O型血的人吧？A的声音说，说过的；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他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电话，认真地看着远处，门那里（有一扇门在我后面），嘴里说，说过的。于是我大声笑起来了。我又回到那个O型血的人旁边。她在写什么东西，我就摇她的胳膊。随后，我在电话里对A说，她在写什么东西，我摇她。A听了就大笑——我看见他坐在我对面，大笑，他的脚从地上抬起来。他说，也有你这种人的！下次我来摇你。A不见了，我重新坐在O型血的人旁边，我摇她，她说，我杀了你。我笑眯眯地说，你杀了我吧。我又开始同A打电话。我说，O型血的人说要杀了我，我就说杀了我吧。A大笑。我再次回到O型血的人旁边，她看着我，作厥倒状，说：真是……真是……我穷摇她，说：求求你杀了我吧！A走过来，指着我说，人家怎么受得了你？人家要发火了。我说，不会的。A说，我来打你一顿。我说屁！A说，不要说屁。很难听的，听了不舒服。我说，不说屁，我活不下去。
然后我醒了。
刚刚写好的一个梦，看上去总是那么清楚，干干净净地在墙壁是——4B铅笔写的，很深很深，比我对A的爱还要深。
我把亲爱的4B铅笔扔到一边。虽然O型血的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是我一下子顾不上她了。现在，我要开始计算一下，我到底发了几天高烧。我闭上眼睛，捏紧拳头……已经很久不做计算的工作了，我要认真一点……
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两天。怎么？只有两天吗？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烧了一年——至少四天。难道只是两天吗？
很久的时间，过得昏头昏脑——都是烧出来的。很久。不知都干了些什么。我又有那种从前有过的要疯的感觉。从前我还知道一个限期，我知道高考结束，一切就应该好了，于是我看看报纸，做做题目，让A和B劝导劝导，哭哭也就撑过来了。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那么久，才只过去了两天——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哭也没有办法哭过去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度过难关？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也许我没有什么机会了。
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和A在虹桥路上走。我们从一千五百多号走到一千八百多号。我对他说，我觉得舒美很可怜。他说，我觉得张斓也很可怜。我说，可是我说不出舒美可怜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出张斓可怜的原因、于是我们停下脚步，在人行道上抱了一抱，又很快地分开来。然后我说，我要去季风书园。A说好的。季风书园在陕西南路地铁站，我们就坐车去。我们都知道那是很远的，可是远并不能成为不去的理由。我们乘69路换94路，最后胜利到达季风书园。走进店门的时候，我说，我是很爱季风书园的。A说，有多爱？我说，比爱你更加厉害。A说，嘿嘿，不简单。我从一排排直通天花板的书架间走过去，一层一层看过去；墙上挂着木雕画，一幅一幅，隔着一座一座书架。我蹲下来，抽出一本书来看，A也蹲下来，陪我，一句一句地说话，一层一层地翻书，时不时地，店里放的音乐漏一两个小节进来。时间、空间都被无限制地拉长，拉长，长，长，长，雪亮的，朝两头延伸。我不知都说了一些什么。然后A在我耳边说，我发现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一点点办法也没有。我蹲着看看他，慌忙说没有没有——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慌。随即，A站起来，也顺势把我拉起来。我们在一排排的书架和一幅幅的木雕画之间抱了一抱，又很快地分开来。
那是自我们在一起以来的第一次，我和A拥抱没有任何感觉。
我捂在被子里，回想一个礼拜以前的有一天。我回想，我抱着A，手臂用力，就好像抱着一大卷报纸一样。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是多么的伤心。
我在床上坐起来，探出身子去开窗，开开一条缝，然后坐好，靠在靠垫上。
寒冷的空气从窗缝忽忽悠悠地飘进来，落在我的背上。我突然高兴起来，有了精神。终于冷了。冷让一切东西沉静下去——一切东西，包括窗外的房子、自行车、花坛、路、行人、公交车，还有我自己。
晚上八点半的时候量体温，我发现烧退了。爸妈很高兴，叫我睡到他们床上去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说，我不去，我看一次联欢晚会，就耳污心浊。爸爸愣了一下，接着笑起来。爸爸的笑声是呵呵呵的，很傻。妈妈说，既然你不要看电视，就早点休息吧。说完给我关了灯，关了门。
我想了半天，睡了一会儿，被窗外的鞭炮声吵醒了。B打电话来，我们互道新年好。她跟我说：“嗯……我们昨天出去过了。”我说：“谁们啊？”她说：“Van。我和Van。”我说：“哦。”她说：“蛮好。不错。过两天细谈，现在电话忙得很。”我说：“哦。”她说：“就这样吧。”
第二个电话是A。第三个电话是同寝室的熊熊。第四个电话是F。第五个电话是C。中间还插进爸爸妈妈的电话。我只来得及说话，来不及想说了些什么。
高考后七个月（4）
接着就又睡觉。因为白天睡得实在太多，我提早许多醒了过来。四周都是蓝蒙蒙的。我把被子一掀，翻身打开窗户。
我趴在窗台上，朝下望。室外冰凉而柔和的空气，轻轻贴着脸颊，好像忘记收进去在阳台上晾了半夜的枕头。下面是一条大楼与大楼之间狭窄的走道——午夜的、蓝蒙蒙的走道。白色的路灯光底下，水泥路像一条银色小蛇，被夹在楼房的阴影中间。有种气氛，跟12月31日那天一模一样。于是我想到了那天……那个像冰一样融化的网球场……C的脸……大哭大喊的F……B的蓝色背影……我想不起A怀里的气味——而过去，我是只要一转念，就能够闻到那种气味的……可是现在，空气里只有焰火和鞭炮的残香。
我还能记起其他的……我记得还没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我很早就睡下，晚上十点醒过来——是因为做了一个关于12月31日的梦，所以才醒的。好像记得是1月10日——差不多吧。黑夜里，我跑出宿舍门，披着A忘记拿回去的深蓝色羊毛衫，在宿舍楼后面的弄堂里黄的白的路灯下面，穿梭来，穿梭去，飞快地跑步，跑，跑，跑。后来我跑出去，一直跑到大路上。那是一条石子路……也可能是水泥路。在路旁边的空地上，有人在打羽毛球。还有踢球的人。草坪上是借微弱灯光打牌的人。到处还有一摊一摊下棋的人、看录像回来的人、闲逛的人。还有不知干些什么的人——就像我。
我一边跑，一边回想森林公园野营的那一天……A的蓝衣服。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我还是一往无前地在想，想，想，想，想。
高考前八个月（1）
我思路混乱地打开同桌的五星级题库，看到她画上去的那些坐标、曲线，不由既崇拜又恐惧。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做了那么多的题目。为什么我就不行呢？对此我已经适应了两年多，还是没有适应过来。时至今日，我不仅无法正确地解出一道解析几何的填空题，而且没有能力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我说出来的话都支离破碎。
同桌从后门走进来，坐在我身边，长叹一声道：“厕所里人已经饱和了——挤进去一个，就有一个会被挤出来。”随即她伸脖子过来，又把手也伸过来，用湿叽叽的手指头拈着题库书的书页，翻过来，又翻过去，又翻过来，又翻过去，突然间抬头说：“喔唷，连你也开始做题库了吗？”我笑起来说：“是啊是啊！”她好像很欣慰的样子，说：“不错不错。”说完又低头看了几眼，突然拍拍我的头说：“这不是我的题库吗？——是我做的呀。”我笑道：“是的呀，是你做的呀。”她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说：“喔——唷——还以为你重新做人了呢。原来是我的书。”
同桌开始继续做她亲爱的题库，我开始惹她，把手盖在她的草稿纸上。她打我的手，说，别惹我，别惹我。我嘻嘻地笑，问：“你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做的那么多题目？”她扭头，定定地看了我一下，说：“当然是在你看《申江服务导报》的时候。”
在我的桌肚里塞满了《申江服务导报》以及随便写什么的报纸。我过着把这些报纸从报头看到报屁股的日子。我过着A在118、B在113，而我在111的日子。我从什么也经受不起变成什么也可以接受。我的脑子里除了整天滚进滚出的杂乱无章的念头，剩下的就是盘算着再有几节课可以回家。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回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也不单是回家，只是我一坐在什么地方就立刻开始不愿意坐在这个地方，我就立刻开始渴望到另外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我肩膀上挂着书包冲进冲出，激烈地做车厢健身运动，乐此不疲。
可是今天，今天放学之后，我不想马上就回家去。
在我们的教室门外种着梧桐树，阳光穿过叶子照进来，蹦蹦跳跳的，很快活。空气里有小声音：嘶嘶，嘶嘶。
天气真好。
他们都走了，现在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桌子上、讲台上摊得一天世界（就是上海话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的意思）的草稿纸——张先生给我们理科班优惠政策，无限量供应草稿纸，弄得大家都是一张纸写两三个方程式就换一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