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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庸人，作深沉浅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帧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武帝全盛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人，汉极盛矣”。（《地理志》）其中官奴婢约二十万口。何炳棣计算，国土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
［赵翼论武帝之善用人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
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禄者，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禄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奋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
其驾驭豪杰如此，直所谓条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怯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何按：刘彻有复兴华夏文化之功。《艺文志》：“汉兴，承秦之败，乃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事传说，皆充秘府。”刘彻平生手不释卷，雅好辞章，诗赋俱领一时之寇。招揽文学才士，厚禄以待。《楚辞》屈赋，赖之流传。］
［在政治制度上，由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原型多来自武帝时期所创制。］
清赵翼论秦汉以来政制之变云：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
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书·贡禹传》论武帝云：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立，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宦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薄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
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尊于官。
故俗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司马光论汉武帝曰：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疾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杜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何按：武帝为抑制贵戚、权贵、豪强、民变，推行其政令，使用酷吏及峻法治天下。《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
武帝治国，阳儒阴法，以儒典为文饰，政术所行乃法家之道也。
汉初约法省刑，元光元朔间，张汤为太中大夫时，受命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断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避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以法治国，视法度高于一切，不仅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实践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司马光指出，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才大抵多酷暴。”
贡禹评论武帝时政云：
“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敢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酷吏搏击诸侯王、豪族强宗、富商大贾、不法官吏。如义纵任长陵和长安令，行治不避贵戚，曾惩处王太后的外孙修成君子。迁为河内都尉，族灭豪强穰氏。杜周任南阳太守，即捕县官后家居而横行郡中的宁成；南阳豪强孔氏、暴氏因此逃窜。周阳由治郡必灭豪强，尹齐斩伐不避贵势。凡治诸侯王狱，武帝多委任酷吏，如张汤、咸宣治淮南狱。御史也多以酷吏担任，所以刺史六条所察的对象，也就是酷吏所搏击的对象。二是“督盗贼”，就是镇压吏民暴动、起义。如当“郡国盗贼并起”，武帝迁“以杀伐为治”的田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明倩起义，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血腥镇压。
［《汉书·酷吏传》，武帝朝酷吏九人，即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广明、以及张汤、杜周计十一。其中最著名者为张汤、王温舒、杜周、宁成等。］
［张汤出身长安史，曾为宁成掾，田汀魑┫嗍罚钟捎谔锿‘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大事株连，杀三百余人。迁为太中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武帝重用张汤为廷尉。
［汤见武帝好文学，就用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
张汤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又善处理同僚关系，调护故人子弟及穷兄弟，造谒诸公不避寒暑。
元朔三年（前126），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责斥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导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出空，为什么要乱改高皇帝的法度？我看你从此要灭种了！”张汤巧言善辩，汲黯辩论不过，怒不可遏，骂：“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怀惧，仄目而视！”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又因张汤治淮南、衡山两狱有功，进一步提升他为御史大夫。自此以后，“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
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时，打击“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郡中无犬吠之盗”。元狩三年（前120）迁为中尉。
元封二年（前109），杜周继王温舒为廷尉。杜周概以武帝意向治狱，从不依法，凡武帝想打击的，就罗织以罪，武帝想开释的，就拖延审理，一点一点地显示他的“冤状”。宾客问杜周：“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答：“
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公孙弘曾对汉武帝谈论宁成，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武帝用宁成为函谷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皆畏之，云：“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何按：武帝一朝削平了困扰文景时代的同姓王问题。极大地加强了君权。但其结果，却使得皇帝孤立，失去了外部的屏藩。导致士人阶层及行政官僚集团的权力强大。皇帝不得不依靠外家即舅氏通过控制军权屏藩王室，又不得不加强宦官的权力（此武帝晚年的办法），即以内朝去监督和控制外朝行政官僚。又以酷吏去监督内外臣官僚。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矛盾（最激烈者即演为东汉党锢之祸），遂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一代常困扰以至汉朝亡国的根本政治问题。］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帝者极多。”其略述曰：
“一、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有年号始此；
二、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进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此；
三、仲舒请不在《六世》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议立明堂，遣安车蒲轮，束帛加壁，迎鲁申公。专用儒家始此；
四、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征匈奴始此；
五、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信之。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之黄金矣。方士求仙始此；
六、是年女巫楚服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诛楚服等三百余人，废皇后陈氏。巫蛊始此，废后亦始此；
七、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置苍海郡。开朝鲜始此；
八、是年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以补右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始此；
九、六年，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藏罪，置赏官，名曰开功爵。级十七，各有定价。卖官始此；
十、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以叛。秋，将军路博德等讨南越，斩品嘉，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开南蛮始于秦，今再复之；
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叛汉，自称武帝。将军杨仆击东越，斩余善，遂徒其民于江淮间，其地遂虚。开闽越始此；
十一、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禅泰山下东北肃然山。封禅始此；
十二、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皆始此。
是中国之政治于汉武者，凡一十二事。］
［何按：夏说遗漏设中书以内官参决机要，（史称“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设十三部刺史建立地方官吏监察制度，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铸五铢钱、以马蹄金改革币制统一金融，租及六畜、告缗（征财产税）等；以及由汉初节约自持，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演变为扩张皇权，收揽一切权力于君主的“大有为”政治。］
［汉武帝很重视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的作用。元狩元年（前122年）平定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后，兴起大狱，为了表示与民“更始”，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后三年又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即冬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又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又派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举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元鼎二年（前115年）江南水灾，又派遣博士“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汉书·武帝纪》）。从元鼎四年起，武帝就多次亲自大规模出行，也或称为“巡狩”。当他一开始出巡，就发现郡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有的太守因此自杀，有的太守因此被诛。《史记·平准书》载：
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仓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
既然太守这样失职，监郡的御史又不举发，要天子亲自出巡方才知道，说明监御史形同虚设，所以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废去监郡御史。大典本《汉旧仪》说：“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到元封五年，就创设十三部刺史，这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郡国的监察工作。
刺史制度有下列五个特点：
第一，刺史为中央派遣常驻在监察区的监察官，设置固定治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
第二，刺史隶属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纯为监察官性质，对于所监察的郡守等二千
石地方官，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做到了《商君书·禁使篇》所说“监”与“官”的“别其势”，权势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督和检举的作用。
第三，刺史只是监察而不是行政长官，它和秦代有兵权、人事权的监御史不同，而且刺史有规定的监察范围。
第四，刺史秩卑、权重、赏厚，使便于监督察，乐于劾举。
第五，刺史定期巡行所部郡国，叫行“行部”。通过“行部”可以考察守、相治迹，广泛接触吏民，了解下情，因而对守、相的劾举，往往有事实依据，可以击中要害。
设置刺史确是当时比较有效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创设刺史之后十七年，又设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本为督捕诛杀巫蛊而设，后来就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成为类似刺史的官职。武帝也还为临时发生的天灾或事件，派出使者“巡行天下”，先后有四次之多。此后长期沿用这种制度。这种临时派遣的使者所担负的任务，多数属于慰问救济性质，所谓“存问致赐”；或者附带督察吏治，选拔人才，所谓“举贤良”、“举茂材异伦之士”、“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等等；或者着重平反冤狱，例如五凤四年（前54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汉书·成帝纪》）。这些平反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