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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是猜测，”亨利爵士说，“我也尽可能地让它周密些。我们假设巴顿小姐精神上有问题，由精神错乱引起的案件远比你们想像的要多，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开始相信她有义务解除世上某些人的生命——也许是那些生来就不幸的女人。没有人知道达兰特小姐的过去，但是她确实有过去——不幸的过去。巴顿小姐知道了她的不幸，决定履行她的‘义务’。后来她的‘正义’行为开始让她不安，她甚至完全被这种悔恨淹没了。她的结局证明了她精神上的错乱。现在，马普尔小姐，你同意我的推测，对吗？”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说，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我认为最后结局说明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足智多谋的女人。”
珍妮·赫利尔发出一小声尖叫打断了马普尔小姐。
“哦！我真笨，我能再猜一次吗？这肯定是——敲诈，那陪伴想敲诈巴顿小姐。我只是不懂为什么马普尔小姐说她很聪明地让自己也死掉。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啊哈！”亨利爵士说，“你瞧，马普尔小姐肯定会给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圣玛丽米德的类似的案子。”
“你老在嘲笑我，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责备地说道，“我得承认，这是让我想起了特路特太太，有三个老太太在不同的教区死去，她领了她们的养老金。”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行为。”亨利爵士说，“但我看不出来这对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有何帮助。”
“当然没有，”马普尔小姐说，“对你倒没什么，但对于一些很穷的家庭来说，养老金就是这些家庭中孩子们的命根子。我知道，局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我想说的只是，之所以有这样的事发生，是因为一个老人看上去与另一个很相像而引起。”
“噢？”亨利爵士迷惑不解地说。
“我总是把事情越说越糊涂。我是说当劳埃德大夫一开始描述那两位女士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谁是谁，我想旅店里的人也分不清她们俩，当然了，一两天之后，大家都能分辩清楚，但刚好是第二天，其中的一个就死了。如果活着的那位说她是巴顿小姐，我想没人会提出异议的。”
“你认为……啊！我明白了。”亨利爵士一字一顿地说。
“只能这么想，亲爱的，班特里太太刚才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钱的雇主要杀害地位低下的的陪伴呢？事情该倒过来才是，我是说，只有这样才合理。”
“是吗？”亨利爵士说，“你真让我吃惊。”
“当然，”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她不得不穿上巴顿小姐的衣服，这些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有些紧。因此，一般人从表面上看她是长胖了点，那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要提那样的问题的原因。男人们肯定认为这位女士长胖了，他们不会想到是衣服小了，这才是正确的解释。”
“但如果艾米·达兰特杀了巴顿小姐，她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班特里太太问，“她不可能永远欺蒙下去呀。”
“这个角色她只需要扮演一个月左右就行了。”马普尔小姐指出，“在此期间，我猜她定是到处旅行，远离那些认识她的人。我前面说过，年龄相仿的两人女人相貌上差别不会很大的。护照上的照片与真人的差异肯定没人注意，大家都知道护照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然后，在三月，她来康沃尔，开始装疯卖傻来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当人们在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看到她的最后的字条以后，不可能再去思考一些常识性的推论。”
“什么推论？”亨利爵士问。
“没有人淹死，”马普尔小姐坚决地说，“那是明摆着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不相干的东西分散注意力的话，包括那些反省、后悔的表演都是障眼法。根本就没人淹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你的意思是说……”班特里太太说，“你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悔恨，她……她根本就没死吗？”
“她还活着，”马普尔小姐说，“又一个特路特太太，她特别擅长障眼法，但她碰到了我这个对手。我一眼就看穿了那位悔恨交织的巴顿小姐。自己把自己淹死？要我猜呀，她定是去了澳大利亚。”
“太对了！马普尔小姐。”劳埃德大夫说，“没错，你是对的。事情总是在我的料想之外。要是我早知道你的这种结论，那么那天我在墨尔本所遇到的事就不会令我吃惊了。”
“那就是你说的神奇的巧合？”
“是的，对于巴顿小姐或者是艾米·达兰特小姐——随你们怎么称呼她——来说，确实是够倒霉的了。有一段时间，我在船上当医生，有一次船在墨尔本靠岸，我下船在岸上溜达，一眼就看到我认为已在康沃尔郡被淹死的那位女士。看到我，她肯定认为一切都完了，于是她采取了一项很冒险的行动——把我当成知己。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完全缺乏理性的人。她生活在一个九口之家，是家里的长女，一家人穷得叮当响。他们曾求助于英国的那位有钱的堂姐，遭到拒绝。为此，巴顿小姐与父亲大吵了一架。家里实在太缺钱了，因为最小的三个孩子体弱多病，需要支付昂贵的医疗费。于是，艾米·巴顿决定施行她的谋杀计划。她启程前往英国，在船上当保育员以充作船费。她得到了给玛丽·巴顿小姐作陪伴的这份工作，改名为艾米·达兰特，并租了房子，往里放些东西以证明她的存在。淹死她堂姐的方案纯属即兴之作。接下来，她一直在等待现身的机会，她导演了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然后回到到澳大利亚。在这期间，她的家人作为巴顿小姐的合法继承人继承了她的遗产。”
“一桩非常冒险且计划周密的犯罪。”亨利爵士说，“简直是天衣无缝，假如在加那利岛死亡的是玛丽·巴顿小姐的话，人们就会怀疑艾米·达兰特，那么她与死者的亲戚关系就会被查出来，但身份的交换以及‘双重死亡’有效地排除了人们的怀疑。是的，计划得太周到了。”
“她最后的下场怎样？”班特里太太问，“你是如何处置这件事的，劳埃德大夫？”
“我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班特里太太。就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而言，我拿不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些事情，且具有说服力。然而，人死了不能复生，对不对？于是，我与她一起去了她的家，看到她家的其他成员。真是一个可爱的家，弟妹们都敬重这位大姐，他们压根儿不会想到他们的大姐会是杀人犯。她的认罪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知道，我也只好顺其自然。艾米·巴顿小姐在我们那次会面的六个月后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一直到最后都不感到内疚，认为她没错。”
“肯定内疚。”班特里太太说。
“希望如此。”马普尔小姐说，“特路特太太就从来都觉得心安理得。”
珍妮·赫利尔打了个哆嗦。
“这太……太可怕了，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是谁淹死了谁。这个叫特路特的太太怎么会与此事有关呢？”
“她与此案无关，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特路特太太只是住在我们这儿的一个人，一个不太好的人。”
“噢！”珍妮说，“在村里，但没有什么事是发生在村里的呀？”她叹了口气，“我要是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的话，我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第九章 四个嫌疑犯
谈话的内容一直围绕着那些未被发现的和未受惩罚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轮流着发表自己的看法，班特里上校，他那胖胖的和蔼可亲的太大，珍妮·赫利尔，劳埃德大夫，还有年长的马普尔小姐，那位至今还没开腔的人正是大家都认为在这种场合下最有发言权的亨利·克利瑟林爵土，伦敦警察局的前任局长，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捻着他的胡子，确切点说是拎着他的胡子，似笑非笑，像是在想着什么有趣的东西。
“亨利爵士，”班特里太大终于开了口，“如果你什么都不说的话，我要向你表示抗议，是有许多的犯罪行为未受惩罚还是根本就没有？”
“你像是想起了报纸上的标题，班特里太大，‘苏格兰场又一次失去了嗅迹，’随后是一系列未揭开的谜。”
“我想，这类案子毕竟是少数。”劳埃德大夫说。
“是的，正是如此。数百宗案子揭案，受罚的罪犯很少被传媒大事渲染，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所在，对吧？当我们在谈及未被发现的犯罪和未受惩罚的罪犯时，它涉及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被发现的犯罪属于伦敦警察厅不知情的，也就是没人来报案的那一类。”
“我想，这类案子为数不会很多。”班特里太太说。
“是吗？”
“我认为，”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道，“数量不会少。”
这位可爱的老小姐，用她那种过时的语言，使她的结论听起来十分地肯定。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班特里上校说。
“明摆着的嘛。”马普尔小姐说，“大多数人都不够聪明，笨人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发现，但也有那么些聪明的人，除非你天生就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否则一想到他们可能干的事你就会浑身发抖。”
“是的，确实有很多人一点儿不笨。大多数的罪案被侦破都是因为一点点的拙笨，每一次罪犯们都对自己说，要不是出那么一丁点儿的差错，谁会知道呢？”
“这就很严重了，克利瑟林。”班特里上校说，“真正很严重。”
“是吗？”
“什么意思？当然是的，是很严重。”
“你们说未受惩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可能如此，但法律之外还有因果报应，虽说散播罪孽的人终收恶果有些老生常谈，然而，依我之见，没什么比这更正确的了。”
“也许，也许吧，”班特里上校说，“但那并不能改变问题的严重性，呃……严重性。”他停了一下，有些接不上气来。亨利·克利瑟林爵士笑了笑，说：
“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毫无疑问都跟你的想法一样，然而，你们知道吗？重要的不是谁有罪，而是那些无辜的人，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明白。”珍妮·赫利尔说。
“我理解，”马普尔小姐说，“当特伦特太太发现钱袋里少了两个半先令的时候，最值得怀疑的是每天都来打扫卫生的那个女人，阿瑟太大。特伦特一家自然认为是她拿了钱，但这家人很善良，阿瑟太太又有一大家人要供养，丈夫还酗酒。因此，他们不想把事情搞大，但他们对她的态度与以往不一样了。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不再把房子交给她管理，这对她来说确实不正常，其他人也开始察觉到这种变化。突然有一天发现是家庭女教师干的，特伦特大太亲眼看见她溜进了房间，这纯属巧合，我把它叫做天意。我想亨利爵士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多数人只对谁偷了钱感兴趣，而最终被抓出来的往往是人们不曾想到的人，就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而那位视名誉为生存第一条件的阿瑟太大却什么也没干。你说的就是这意思，对吧？亨利爵土。”
“是的，你准确地诠解了我的意思。你提到的那位打杂女工还算走运，她的无辜终被认识，而有些人则不得不终承受那些毫无依据的怀疑。”
“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某个案子，亨利爵士？”班特里太太马上问。
“我确实想起了一桩案子，班特里太太，一桩很悬的案子，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就是找不到证据。”
“我猜用的是毒药，”珍妮喘着气，“不留任何痕迹。”劳埃德大夫不停地动着，亨利爵士摇摇头。
“不，亲爱的小姐，不是那种美国南方印第安人神秘的毒箭，我倒希望如此。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这要平常得多，平常得无法证明罪犯有罪。一个老人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这种不幸的事故每天都有发生。”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亨利爵土耸耸肩，“也许是有人从后面推他下去的，也许是楼梯间拴了一根绳子什么的，事后又仔细地把绳子收了起来。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这么说你认为那……那不是一次意外，对吧：可理由是什么呢？”大夫问。
“说来话长，但……是的，我们肯定那不是一场意外，我已经说了，根本无法让谁对此负责，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有四个人与此有牵连，其中只有一人有罪，另外三个则是无辜的，除非有朝一日真相大白于天下，否则的话，这三个人将一辈子生活在可怕的被人怀疑的阴影中。”
“我看，”班特里太太说，“你最好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亨利爵士继续道，“省掉开始那一段，因为那涉及到德国的一个秘密社会——黑手党，克莫拉①阵线之后的一个组织，人们通常把他们看成是与克莫拉类似的组织。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敲诈和从事恐怖活动。战后，好像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这样的组织，而且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无数的人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官方的打击行动收效不大，因为组织内的秘密防范很严，几乎无法找到敢于背叛的人。”
（①克莫拉：1820年前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组成的——个秘密团体．一度发展成颇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后因从容诈骗、抢劫而被取缔。——译注。）
“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有关这一组织的情况，但在德国，人们都给吓呆了，然而，该组织最终还是土崩瓦解了，原因是由于一个人的不懈努力。此人就是罗森博士，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秘密工作者。他打入该组织，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并渗透到了他们的核心成员中，在捣毁这一组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果是他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最明智的办法是让他离开德国，至少得离开一段时间。于是，他来到英国，柏林方面给我们来了封信。我们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他的态度很平静，且安之若素，他知道等着他的会是什么。
“他们肯定能找到我，亨利爵士，’他说，‘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他身材魁梧，头脑清晰，声音低沉，只是那一点点喉音能让你判断出他的国籍。‘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已经无所谓了。我有准备，接受这差事本身就是冒险，任务已经完成，这一组织已无法再建立起来了，但组织中还有许多成员仍然逍遥法外，他们会采取他们惟一的报复手段，那就是要我的命，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我只希望时间拉长点。你也知道我正在收集编纂一些非常有趣的材料——我生命的结晶。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项工作。’
“他说得简单明了，语气间充满了庄严，我只有叹服的份儿，我告诉他说我们会严加防范的．然而他对我的话却不屑一顾。
“‘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我的。’他重复道，‘这天来临的时候，你用不着自责，我相信你已竭尽全力了。’
“随后，他谈了他的计划，这计划再简单不过了，他打算住在乡下不受打扰，继续他的工作。他选了萨默西特的一个小村子，叫金斯格纳顿，离那儿七英里外有个火车站，除此之外，它与世隔绝。他买下了一座迷人的房子，做了大量的改造之后，他非常满意地住了进去。同他一起住进这房子的人还有他的侄女格里塔，一位秘书，一个已忠心耿耿地跟了他近四十年的德国女佣，一个干外面杂活兼花匠的本地男人。”
“四个嫌疑犯。”劳埃德大夫轻声地说。
“完全正确，四个人都有嫌疑，这无须多言。过了五个月平静的生活之后，灾祸终于发生了。一天早晨，罗森博士从楼梯摔了下来，半小时后才被发现，发现时他已经断了气。事故发生的当时，格特鲁德太太正在厨房里，门关着，她什么也没听见，她是这么说的；弗罗莱因·格里塔正在花园里种某种鳞茎植物，这也是她自己说的；那个花匠多布斯正在花园中的小屋里喝着他的早茶，他是这么说的；秘书外出散步去了，同样，也是他自己说的。没有人在出事现场，也没人能作对方不在现场的证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外面来的人是无法得手的，在像金斯格纳顿这样的小村子里，陌生人绝对要被发现。前后门都是锁着的，家里的每个人各自都有一套钥匙。因此，范围就缩小到这四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无可怀疑——格里塔，他亲哥哥的女儿；格特鲁德，四十年忠实的仆人；多布斯，一个从未离开过金斯格纳顿的人；还有查尔斯·坦普尔顿，那个秘书……”
“对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