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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涛同志还指出：黎平会议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今天建设四化的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锦涛同志的讲话言简意赅，科学地评价了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
1986年的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是党史上关于黎平会议的第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等七省市（区）的80多名代表，提交的研究论文有60多篇。三天会议，集中讨论了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有关史实问题。黎平县委党史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送给我一本《黎平会议学术论文集》，汇集了那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当时没有来得及翻阅，但通过陈列介绍，就能感觉得到，学术讨论会对黎平会议是充分肯定的。我赞同对黎平会议应给予高度评价。因此，参观完后，在盛情难却之下，我写了这样的题词：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这里，顺便对题词作点解释。所以这么写：
一是强调系列会议的历史综合作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我们党史也不例外，往往喜欢论述单个事件的作用，而忽略发生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前承后续的若干环节的作用。上篇讲通道会议，谈及这个问题。这里再补充几句。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观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但我们分析和评述历史，在不少时候，对不少问题，却没能将这一观点贯彻始终。我强调系列会议，就是想强调合力的作用。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这一系列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既然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个系列会议的综合作用，才推动着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因此，只孤零零地去强调某一个会议的作用，就有割断历史之嫌；如果再有过头之语，更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讲这段历史，首先强调系列会议，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异议。这也符合历史实际。
二是强调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讲系列会议，不是说所有会议的作用完全一样；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也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遵义会议，毫无疑问的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两个《历史决议》，强调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作用，作为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来理解，在我看来，更为科学。
三是强调黎平会议是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泛说，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的这一系列会议，都是重要会议，这没错，我完全赞同。对每个会议的历史地位，我也会这么说的。但有时讲重要不重要，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对许多会议作比较研究，强调它们都很重要，固然各方都很高兴，但无助于推动对客观事物的把握，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这么讲，实际上等于什么没说。我们看体育比赛，有举重项目，分重量级、次重量级、轻量级之类。这一系列会议，虽然没有必要去细分三六九等，但由会议的内容所决定的历史作用的差别，是客观存在，因而也不能不正视。就是属于轻量级的，也不等于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说黎平会议是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一是会议级别。这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此前通道会议的历史作用不能抹杀，但从会议级别来说，它既不是中革军委会议，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一切大政方针。它的影响力是其他会议难以达到的。
二是解决的问题。它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前已引述，陆定一对中央错误路线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通过湘江之战被敌人解决了；一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一路争吵没解决，通道会议没有解决，只是在黎平会议上才第一次明确解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
三是历史影响。它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在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过他的人，都转而赞同、支持和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他的实际领导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三个“第一次”，决定了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扫除我的知识盲点瓮安
瓮安县，过去不太熟悉。只知猴场会议，但不知猴场在瓮安。这次来瓮安，又是一次地理扫盲。到贵州少，地理盲点特别多。其实，瓮安离贵阳，坐车只三小时路程。从地理位置说，瓮安地处乌江中游，为黔中腹地；但其行政管辖关系多变，历史上曾属遵义地区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划归过贵阳专区、贵定专区，后又并入安顺地区，1959年，始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黔南最北端的一个县。
县委胡副书记说：瓮安虽无名，但是古县城。汉为郡置，晋为县置，元代、明代时先后隶属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601年）才划入贵州，始称瓮安县。这是因境内有瓮水和重安江两条河，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这个县属中山区域，海拔一般在800—1200米之间。乌江斜贯北部，河流下切较深，两岸为峡谷地形，高山海拔与沿江渡口海拔的垂直差距在千米以上。乌江为境内大河，将县境切成两块，南块大，约占4／5，多水田；北块较小，多旱地。全县有“七山一水二分地”之说。县境水域面积不大，但水能资源比较丰富，已建成的数十座水电站居全州第一。这里的气候不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即春迟多阴雨，夏短无酷暑，秋早绵雨多，冬长严寒无。山地立体气候明显，垂直差异大于水平差异，适宜于农作物生长。这里是粮食、油菜、烤烟生产基地。
瓮安属少数民族自治州，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古代，这里是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元、明两代实行过土司制度。后来少数民族人口锐减，在万历年间，改土归流置县后，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汉人不断迁入。清代以后，有邻县的苗族、布依族迁入。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主要在建国之后。目前全县有20来个少数民族，但仍以汉族为主体，占总人口45万的95％。人口较多的苗、布依等族多为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县内民族风情不如州府都匀市那边浓。
瓮安的自然条件不算太坏。县域面积达1900多平方公里，物种繁多，植被葱茏，是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但是，县内缺乏大企业、大市场，因而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不过，这里的商品意识不差，传统的小集镇不少。胡书记说：猴场会议的猴场，就是省内著名的十大乡场之一，赶场日的人流量在2万以上。所称“猴场”，不是源于交流“猴子”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南面有一小山像“猴子”，故称“猴场”。现在也叫草塘镇。史书记载：镇北有大塘，周围达数里，“弥望平芜，故名草塘”。像猴场这样以动物命名的集市在这一带不少，比如猪场，过去常在“亥”日这天赶场，故土称猪场，人们感到不雅，现改名为珠藏镇。这里还有牛场、马场、狗场、羊场、鸡场等。这说明，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底蕴，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能还是不小的。
陪同的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耿副主任告诉我，瓮安还是一个革命老区县，在党史上有不小的影响。一是红军三次经过这里（第一次是1934年10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瓮安，到达猴场后，向东北进发，往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合；第二次就是1934年底的中央红军到达这里；第三次是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长征到达这里，攻占县城，过了春节）。二是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猴场会议。三是由这里突破乌江，进军遵义，形成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四是突破乌江后，在江北岸20多里处的桐梓坡，建立起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及武装，游击队多达数千人。在长征期间，红军三过瓮安，发生三件大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这在贵州乃至全国是不多的。
许多事就是这样，不说不知道，一说真不少。别看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党史专家”，但党史盲点也不少。学无涯，走无涯，到处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才不愧此生。
阳历新年的猴场会议
从瓮安县城到猴场，一个来小时。耿主任说他是“老三届”，“文革”期间插队就在现叫珠藏的猪场，从贵阳去猪场必经猴场，这段路太熟了。不凑巧的是，今天不是赶场日，未能见到万人赶场的盛况。
猴场会议的会址不在猴场镇上，而在距离猴场西两里多处的下司宋家湾。因此，耿主任说，他也未去过。可惜，这个会址现在不存在了。前些年，县里决定修复猴场会议的会址，他们这些老知青都专程赶回来捐款。这次只能去看遗址。
我很想先去看毛泽东的住地。但陪同的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说，也没保存。他介绍了毛泽东住地的情况。当时叫傅家祠堂，是一组晚清建筑，由前厅、两厢和后厅构成一组别具一格的四合院。正厅屋顶两侧翘起高高的封火墙，是他在中央苏区住过的十足的江西风格。庭院幽雅别致，左角有一株树冠很美的紫荆树；另一侧栽有腊梅，正含苞待放。毛泽东住此很高兴，说好地方，在江西也没有住过这么讲究的庭院。
我们直接来到宋家湾。当年开会的会址，是一家姓宋的宅院，目前是一块菜地。据说，当年也是一座罕见的风格独特的建筑。它有高大的空斗，浅灰色的砖墙，将正厅和两厢围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古城堡，但它坐落在树林间，近看像是封建皇室的玉玺金印。老百姓将这所房子叫“一颗印”。当年李德来到这“一颗印”式建筑前，连声说：太好了，太美了，多住几天吧！
现在，在“一颗印”的宅基地上立有一块石碑，刻有1935年1月猴场会议遗址的说明。为了不虚此行，我们靠着小碑留了影。在遗址右侧100米处，有一片比较开阔的坡地。两年前，县委县政府征了2000平方米，按会址原样动工修复，已将四合院的房梁构架和屋瓦盖起来了。因资金短缺，停了一段时间。去年，县、州政府多方努力，向省计委争取到一笔专项资金，决定继续修复，计划年内竣工。这次来，碰巧赶上举行复工仪式，我们跟着参加了，勉励建设者们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将新会址建成优质工程。
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介绍了猴场会议资料征集情况。他说，他们做了些史料征集工作，但很不完全。目前关于猴场会议的原始文献，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那几件。专题研究较少，回忆录中提到的还不少。写长征的书一般都要讲到。现在有的问题清楚了，还有的问题没搞清楚。我问了一些情况，经过交流后，回来又查了一些材料，我以为，猴场会议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也比较一致。
（一）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黎平会议结束后，李德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了反复。1934年阳历除夕这天下午，军委纵队到达猴场。部队正忙着准备在这里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贯彻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主张提出后，立刻遭到许多中央领导和军团领导同志的反对。于是，在刚刚到达猴场的除夕这天晚上，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当时尽管在长征途中，领导方面仍想办法让广大指战员以连为单位在驻地举行迎新晚会，欢欢喜喜过个年。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可谓通宵达旦。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同志外，上次没参加会议的陈云和李德，也到了会。会上，毛主席再次发言，继续驳斥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个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又表明中央开始有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精神状态。“转入反攻”，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期望的，直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才能实现。“通道转兵”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猴场会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二）猴场会议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在湘江战役之后，愈益激烈。在三个星期之内，中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就是这种激烈程度的充分证明。博古、李德的主张虽只代表少数，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那里，这不能不影响否定他们错误方针的正确决议的贯彻执行。因此，猴场会议首次作出了对他们限权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事先都未与闻，只是到要出发了时才被告之。政治局多数人对此极度不满，甚至感到愤怒。为了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博古、李德开始失势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三）猴场会议作出的强渡乌江及其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使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就是不过乌江。只要不过乌江，他们的错误主张就可能有机会死灰复燃。过了乌江，要实现其错误主张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乌江乃天险，过去了就不那么容易再过来。所以，这一决策可以说，完全绝了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后路。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乌江边上他们还要继续提出错误主张的一个缘由。这为以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标志，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备。
猴场会议从1934年除夕之夜开到1935年元旦凌晨，实际时间虽然只有一天，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这样，一天跨两年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次。
猴场会议史料还不清楚的，主要是这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凯丰参加没有？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但目前史书讲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的出席人员，都没提到他，不知何故。二是重要干部的调整是黎平会议之后，还是猴场会议之后？这里主要涉及两位重要领导，一是搞政治的，一是搞军事的。前者为邓小平，后者为刘伯承。有的书上说，刘、邓是在黎平会议整编后分别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有的书上则说是在猴场会议之后。目前都没有原始文献根据，有待以后解决。
反攻第一仗：强渡乌江
在黎平会议确定建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之后，渡过乌江就已成为红军的进军方向。在先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