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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也带去。
我把手上的活计带到外面，以为我能坐在屋子门口一条安静的长凳上，梦想我的秘密的愿望了。但是管家老顾已经站在草地上，正在指点几个雇来的临时工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补。他指指把我们的屋子围得像个大蒸笼一样的黑柳条编的篱笆，有个临时工摇摇头，把手伸进两星期前小功学骑他的新自行车时撞开的大窟窿。
然后，老顾又指指屋子的各个地方，说，“老东屋，要这么修。
新西屋，要那么修。”他说的是这屋子两头不同的建筑样式。
老东屋是大家饮食起居的地方，孩子在这儿出生，老人在这儿死去。它是一幢中式大平房，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是回廊和过道。所有的门窗都是朝里开的。最重要的房间都是朝东的：厨房在一头，叔叔的房间和客厅在另一头。
新西屋是后来建的，说不定是五十年前盖的，那时我们家赚了不少外国人的钱，刚刚富起来，靠卖丝换来天鹅绒、窗帘、毯子。新西屋名副其实，是一幢朝西的二层楼房，屋顶上有三支烟囱。老阿婶有次说过，它是仿照一座豪华的英国庄园盖的。但是多年来，大家都在这屋子前面乱搭乱造，把这屋子所有漂亮的部分都遮住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它跟一个老式农舍的后院别无二致了。
我就到了这儿，踏上新西屋的木头台阶，进了门廊，想在这里做我的针线活。大约在十年前叔叔又盖了这个门廊。那年夏天，老阿婶用纱窗把它从头到底都围了起来，以防蚊蝇飞入。但结果总有几个还是飞进来了，老阿婶就不时用她的拖鞋底追打，所以到处可见蚊蝇的残骸留在纱窗上，它们的翅膀就像碎玻璃纸一样在风中抖动。一切东西都是锈迹斑斑的，门廊上的门在风中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蟋蟀笼子里一样，这可不是我梦想我的前途的好地方。
于是我离开了门廊，最后来到了暖房，那是我小时候藏身的秘密地方。我朝里面瞧瞧，想知道是不是空的。我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下玻璃窗，好像它是一个醒来的孩子似的。那么多年来，这地方一直是空着的。
叔叔刚上这个岛，就在新西屋南面向阳的地方造了这个暖房。暖房看上去就像一只拉开后忘了关k的大抽屉。他吹牛说这就是英国绅士的“癖好”──种种玫瑰啦、兰花啦、华而不实的名贵花木啦。他老喜欢说“癖好”这个词，说只有英语中有这个词，中文里没有一个形容光费钱费时的事情的词。我不明白他干吗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要学外国人的样，好像外国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糟。叔叔每年总要找一种新的“癖好”，而老阿婶则总要冲着他大吼，把他的新“癖好”称之为“屁好”。
后来叔叔对暖房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养英国赛狗上来，为了使他这些宠物跑得更快些，他经常让它们饿着。当他养的狗都死光后，他又买来猎枪，打鸽子，是真的鸽子，因为泥做的鸽子很贵。此后，他又染上了后来使他生病的烟斗。然后又是买来一大堆用牛皮做封面的英文书，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然后是坐在门廊里做昆虫标本。
但是，暖房是第一个“癖好”。在他放弃它以后，暖房就成了一个堆放古怪杂物的地方。比方说，有一天新阿婶坐坏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就进了暖房。老阿婶抱怨叔叔收藏了那么多不认识的祖先的画像，那么多纪念性的卷轴，这些东西也进了暖房。每当有人觉得什么东西没地方好放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送进了暖房。我小时候老是坐在一大堆破椅子上，我还可以碰碰猎枪，想象它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我还假装与我不认识的先辈们一起喝过茶。每年都有一些没人要的东西扔到这儿来，现在全在我眼前。
有一天，那还是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穿一身淡蓝色衣服，头发往后梳，目光正视前方，表情严肃得我不敢认她。“妈妈？”我叫了一声，因为我觉得她在望着我。我想象她从画中爬出来，像画上那样直看着我，问我，“雯雯宝贝，这是什么地方呀，有那么多小窗户？”于是我明白了，只有在这种别人扔东西的地方我们母女才能在一起。即使在我长大后，我仍然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我就在这儿坐下来做我的新年的针线活。
我补的是我堂兄弟的衣服──这些愣小子经常有意跌倒，膝盖上和手肘处全是大窟窿！还有那么多污迹。我觉得这些衣服大多数地方已经破得没法补了，兴许，还是把它们送给佣人，让他们的孩子去穿得了。要是以后老阿婶骂我，我就告诉她，我是为我的堂兄弟们着想，要是让他们穿得像要饭的那样，命中就注定了他们要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流浪。接着我又暗自发笑，想起我故意在老阿婶的一件外衣口袋里留了个小窟窿，兴许她的一部分权力会从这儿溜出去呢。
你干吗要笑？你以为你母亲一向是规规矩矩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偷偷摸摸干一些淘气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淘气的事？那次，你不是把那本下流书《飞车追妞》藏起来了吗？我早就料到你没在读《圣经》。
我在你那个年纪，也于过这种事，把一本书藏在针线活里。这是一本讲风流韵事的小说《金瓶梅》，一本禁书。我们寄宿学校的嬷嬷多次跟我们讲过，不能读这本书。我从一个名叫小于的调皮学生那儿借来看过。她老爱干不让她干的事。她说，这本书是讲性的：丈夫喜欢什么，太太喜欢什么，丈夫比太太更喜欢什么，丈夫隔多久履行一下自己的义务，太太又要隔多久。她还告诉我许多黑话──“玉亭”
“品箫”“云雨”──但她没把意思讲给我听。她说，你自己看吧。
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自己读了起来，想弄清那些黑话的意思。可读了十页，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只不过是些要你守规矩的老生常谈──怎么按照人的地位来送礼啦，怎么让你的亲戚朋友开心啦，人生短促、不能光为自己着想啦等等。于是我就想，说不定这本书是个谜，我头脑太简单了，看不透它的意思。也许这里写的美丽的松树实际上就是一种秘密的黑话，含有另外一种知识。这个男人干吗从别人的太太那儿接受两块茶点？这肯定有点不对头。干吗是两块茶点，而不是一块？假如她给他两个橘子那又怎么样？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听见花生正用埋怨的口气喊我的名字：“雯雯！你在哪儿，傻丫头？”我本来不想理她，就像小时候一样，可后来，当然，我想起我们说好要去逛市场的，于是就把书藏在两个茶盘后面，然后带上我的针线篮子匆匆走了。
我们来到自己的房间准备出发，花生嘴里念叨着我们该先去哪个摊头，该买些什么样的东西。也许得给她的弟弟们买些纸做的玩偶或动物形的灯笼，给大人买些好茶叶。另外买几个小钱包给我们的另外几个堂姐妹，老阿婶的女儿过年肯定要带全家来做客的。然后我俩一致同意给我们自己买几个花形的发夹什么的。当然，还要叫算命先生算个命，看看来年有些什么好事落在头上。
“我们不该再去找那个长着一口龅牙的女人，”花生说，“去年她给我算了一个很不好的命，说我流年不利，要我当心。”
于是我想起了去年那个算命的女人跟她讲的话，说她属羊，总是要把自己躲在厚厚的皮毛下面。这个算命的女人对花生说，如果她在鼠年不当心的话，有人会咬破她的皮毛，把她的缺点全抖搂出来。花生气疯了，要问她还钱。这女人不肯，于是花生就大喊大叫起来，让大家都围拢来听：“这女人骗我，给我出馊主意。这里是找不到好运的，还是到别处去吧！”我当时很不好意思，但心里也在嘀咕，这算命的对我的堂妹咋就知道得那么多？
“今年，”花生说，“我只想知道我未来的丈夫和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然后花生就考虑她该怎样打扮才好去逛市场。她把头发卷到一边让它垂下来，解释说，“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式样。”我撇撇嘴，让她知道她这样打扮不好看，但她总是不听我的劝告。然后为了穿什么衣服，披什么大衣，她又颇费了一番心思。
她是家中的宠儿，有许多好衣服，多半是从上海的精品商店里买来的法国货或英国货。有一件黑色卷羊羔皮大衣，硬翻领，还有织锦缎的衬里，要是把扣子全部扣紧，大衣就会逐渐收紧，一直到她的脚踝，连走路都成问题，除非你步子迈得很小。真可笑！花生竟然决定就穿这一件，再配一双新的高跟鞋。在当地乡下人的眼光里，这副打扮是够气派的了──这些人只要有块布料做一条新裤子就觉得很福气了！但这是新年呀，是一个露富的好机会。
我们是本村最富的家庭，当然，只是在岛上的这一小块地方的范围内算是最富的。这个村子名叫河口，不算那条从渡口来的路和散落在路两边的小铺子，方圆只有一里长，半里宽。这么小的一个村子，只有一幢高楼，几个中产阶级，除此之外，住在这儿的几乎全是穷人。
我并不是说，一家富、百家穷是公正的，当时大家就都这么活着，没人会对这种现象提出疑问，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
那些穷人中有好多是为我们家的丝织厂干活的，所以他们没有挨饿。他们住在我们家出租的小土屋里。他们没有土地，只有堆在地上的垃圾。但是他们可以盼望着一年一度到河口我们江家的屋子里来欢度新年，至少在新年后第三天办的酒席上，可以大吃大喝一通。
当然，我在准备去逛市场的当口可没想这些事。像花生一样，我也正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一条配有鲜红的飘带的过节穿的长裙，上身罩上我最好的有衬里的外套，头发盘在后脑勺，打个大人一样的发誓。这时，我看到花生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过道上，在听院子里的动静。她母亲的大嗓门穿过走道，还在那儿大声训人哩。她回来拉开抽屉，然后抽出一个用很薄的白纸包着，用红缎带扎起来的包裹。
开包裹，从中抽出三只圆圆的不同大小的盒子，然后坐在镜子跟前。原来是面霜！过了一会儿，她就在自己胖乎乎的脸上和小鼻子上扑满了这种面粉般白的玩艺儿。
“你看上去像个洋鬼子。”我不动声色地说，然后撤了一下嘴唇。我有点为她害怕，也为自己害怕。我比花生大一岁，老阿婶会责备我没管好花生。可要是我责备花生，老阿婶又会说，“你算老几，评头论足的？先管管你自己吧。”
所以我一声不吭。眼看着花生又拿出另一个盒子，这个要小一点，盖子是珍珠色的，她往自己的嘴唇上涂口红。
“哇，你把嘴涂得像个猴子屁股了。”我取笑她，想给她泼点冷水。
她拧开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盒子，然后打开她的那本外国杂志，按照封面上那个微笑的电影明星的模样，很快在眼睛四周描上一圈黑黑的眼影线。然后又在眉毛上画了很浓的线条，看上去就像两条黑色的蚱蜢腿，正跃跃欲跳。她看上去真是很吓人，一点都不漂亮。她朝下看的时候，那双描过的眼圈就像魔鬼一般死死地盯住我。
幸亏花生的大衣上有竖起来的硬领，她可以躲在它的后面，穿过黑洞洞的走道，溜出后门，不让任何人瞧见她的新面孔。我拉着小功和小高上了路。他们一见他们的姐姐的模样时，不禁交头接耳，哧哧暗笑，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花生回过头来，给两人头上各敲了一记。他们尖声怪叫着跑开了，一路上还是又笑又闹，不时回过头来手舞足蹈，指指点点的。
到市场通常要花十来分钟，但那天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钟。我走一步，花生的高跟鞋要迈三步。一路上村子里的人都赶到她前面去了，他们停下来瞧一瞧，鞠个躬，然后笑着继续赶他们的路。喔哟，你要是看见花生就好了！她就这样哼哼鼻子──哼！哼！哼！──活像一个王后眼看她的轿夫弃轿而跑，生气得不得了。她涂满白粉的脸上有没有起红晕，我也看不出来。
瞧瞧我的皮肤，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光洁。我年轻时从不涂脂抹粉，我不需要──没有黑斑，没有小痣，没有瘢痕，没有胎记。许多人告诉我，我的脸蛋天生很有福气，所以我干吗把它这起来？
现在我们进厨房去弄点茶喝喝吧。然后我再告诉你花生是怎么在新年里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市场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的生意都不错。
眼前这派忙碌的景象不禁使我更加兴奋起来了。那天，那个在自己家门口卖馄饨的女人不必再放开喉咙高喊，“馄饨！快来尝呀，最好的馄饨！”两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冻得通红的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碗里，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蹲在地上，把碗夹在两腿间吃。
我们走过通常卖水果、蔬菜、鲜蛋和活鸡的摊头。但是那天的水果好像特别大，鸡也生蹦活跳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红的旗幡，每走一步都可闻到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孩子们兴奋地大嚷着，看他们的母亲把手伸向梨子、橘子、袖子和柿子。小功和小高在看耍猴戏，他们在摊头上扔了两个铜钱，那猴子马上就捡了起来，放进嘴巴咬咬看是不是真的，然后举起帽子，向两个孩子敬了个礼，把钱递给他的主人。主人给了他两只干壁虎，它马上就大嚼起来，我们全都拍手叫好。
这当儿花生找到了她喜欢的一个算命先生。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自称什么都知道──爱情啦、婚姻啦、财富啦。她的摊头前面放着一块招牌，吹嘘说她有上上签，所有最吉祥的数字、最般配的婚姻、做生意最能发财的日子，她全知道。她还能消灾去难，使坏运变为好运，担保万事大吉。
“小妹妹，来呀。”她对我们说，然后拍拍她的肚皮，“瞧，我自己给自己算的命，变得又肥又胖。我不是靠算命吃饭的。我干这个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叫我来的，来世她要给我做大官呢。所以你瞧，我给你们算个好命，大家都有好处。算一个吧，哈哈，我担保给你算个最好的命。”
然后，她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对花生说，“你的吉祥数字是八，对不对？”
花生记起来了，她是八月份生的，她在八岁的时候特别幸福，过了新年她就十八岁了。于是花生半张着嘴，就把新阿婶给她的一半钱全算了命。算命的担保她今年嫁一个能使她父母高兴的男人，她未来的婆婆对她好得叫人没法相信，她未来的家庭富得叫她别无所求，当然她会接二连三地生很多孩子。
“那么我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我希望不要太老。”花生用埋怨的口气说，“他的家在哪儿？我一辈子得待在河口村吗？”
算命女人又拿起一根签，然后皱皱眉头，看上去很伤脑筋。然后又换了一根签，又皱了皱眉头，然后又换了一根。“嗯，”她说，“你丈夫年纪还小着哩，好像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是你命中注定，夫家就在娘家旁边。我已经看出了，这不算太坏，可兴许我能使你的命变得更好些。”
花生又加了点钱，那女人就把花生的名字，连同她的生辰和吉祥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然后又附上一张写着像诗一样的东西的纸片，上面写着：“喜从身边来，远流至东海。”
“这话是什么意思？”花生念了诗后问道。
“哦，”那女人说着，把诗拿近些，最后她指指“身边”和“喜”两个词，“看见没有？你要嫁给一个本地人，但我现在已经把他赶走了，把他送给另外人了。”然后她再指指“东海”这个字，“这就是说，你的新丈夫住得很远──当然，没有远得像在外国一样，但起码不在这个岛上，兴许有北面的扬州那么远。”
花生皱紧眉头，脸色很难看。
“兴许像上海那么近。”那女人又说。看到花生笑了，她连忙又加了句，“我已经看到了，富得没法说，五个儿子，全都很孝顺。没有姨太太，就你一个。”
那女人把所有的纸条和诗，加上花生给的钱，全都放在观音菩萨的塑像前。
“好了，你这辈子不用愁了。”那女人跟花生说，然后她又朝我笑笑，“你怎么样，小妹妹？我觉得你命中也有一个丈夫。”
然后她瞧瞧我的脸，再走近来端详一番，她的嘴咧开了，“唉呀！但是瞧，有麻烦了，现在我瞧见了，正好在你的眼睛上！这儿有个小斑点，它能使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黑，”
她指指我眉毛下眼睛上的一块胎记。“我能把它弄掉，”她很快说，“当然，这事不那么好办，要找到一种咒语来驱走坏运。但我可以在新年前给你弄好，你自己拿主意吧。”她写下一个我应该付给她的钱的数目。
但花生已经拉住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