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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花生已经拉住我的胳膊往另一条路上走，她告诉我有一家小摊专门卖一种外国造的十二生肖巧克力。当然我很想听听我的命，得到那个咒语，改变我未来的坏运。但我怎么能在大庭广众说这种话！“嗨，花生，给我点钱，让我也找个好丈夫吧。”
兴许这个算命女人不可能把一切全告诉我，让我改变我的命运。
也许她只不过是玩玩通常的花招，她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但是她说的与我有关的一切全应验了：不幸伴我一生，我无法不让这块胎记遮住我的眼睛。这句话也应验了：花生没有嫁给她第一次抽签时命中要嫁的那个本地小伙子，而是嫁了一个上海人。那个被算命女人用咒语赶走的本地小伙呢？这些剩饭残羹全留给了我。
不，我不相信迷信。我只是在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你怎么能说运气和机会是一回事呢？机会是你走的第一步，运气是跟着机会来的。你说的那种机会没道理，只不过是不想自责的借口。你要是没有机会，别人就会把他的运气给你。你要是交了坏运，那么你就得再找个机会把坏运变成好运。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看得出──你刚说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了。我们丢了小功和小高，然后我们找到了文福。我和这事没关系，后来──是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我们走遍了市场，找小功和小高。花生一路骂着他们，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似的。“坏小子，老是惹麻烦。干吗不听你们大姐的话？”我们从一个摊头到另一个摊头找他们，连看一眼有趣的小玩艺的时间也没有。
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观众席前，和大家一道等社戏开演哩。观众席是用绳子圈起来的，舞台上竖着一块大招牌：“新年社戏，奉献村神，欠债穷人，欢迎光临。”
“你还记得吧，”我对花生说，“跟去年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和弟弟们一起看社戏。这是一出滑稽戏，每年的最后一天，村民们都要这样表演一番，这已经成了老传统了。平时，如果有人欠你钱，你可以追上他，叫他还，一直到新年前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都可以这样。但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地主和商人总是要在这一天追穷人，一直追到天黑。穷人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社戏场，这是一出献给村神的戏，只要逃进绳圈里面，就没有人能逼你还债。
当然，年关到来前还清债务的规矩还是有的，能还清债务是一件体面的事。但现在社戏只是逗乐而已，站在绳圈里面的不是真正的欠债人：他们是被人推进去的，本身成了社戏的一部分。
我至今仿佛还能看到、还能听到那个演社戏的场面，铙钹声和锣鼓声震天动地，穿着廉价的戏装的演员们一个个上场了。一个老太婆上来，手中拿了一把扫帚，哭她的失踪的儿子当了土匪。远处一条龙从海上游了出来，尾巴像波浪一样掀动着，它大吼着把乘着贪心人的船只吞下去。这两个戏混在一起唱，难听死了。
突然，舞台上的演员全都停止了表演，一个披着破外套的乞丐从观众席中跳出来，一个箭步冲上舞台。然后他就绕着那个老太婆和那条龙来回兜圈子，来抢扫帚和龙尾巴，一面冲着他后面的某个人说，“我没欠你的钱！我发誓！”
另一个男人也从观众席跳上舞台，手里还高高举着一盏灯笼。“啊！”观众席上起了骚动。“这个地主真够凶的！”他穿过舞台，追赶乞丐。乞丐有三次差不多要被他抓住了──或是头发、或是耳朵或是破外套的下摆，但每次都成功地逃脱了。观众席上响起了阵阵起哄声、笑闹声。扮演老太婆的女演员装出一副很烦的样子。“别闹了，静下来！我们正演到要紧关头呢。”她喊道。那两个男的还是围着她兜圈子，她就把扫帚对准他们扔过去，但没有打着──啪的一声，却打在了龙尾巴上。台下又是一阵哄笑！然后那个拖着龙尾巴的人探出头来，摸摸被打痛的头问道，“我这是在哪儿呀？”观众笑得更开心了。
然后那老太婆又喊道：“让开！到一边去！”观众席中走出两个人，把大家往后推。过了一会，那乞丐跑到舞台边，双手撑地倒立起来，凌空向前翻了三个跟斗，跳进了绳圈内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拍起手来。那个手中提灯笼的地主此刻在绳圈的另一面，气得直跺脚，大伙儿全在取笑他。
小功和小高看得津津有味，整个场面重复了两三次，由不同的演员扮演那个乞丐，同一个演员扮演地主。最后，那个地主气得发疯，把灯笼摔成两半，然后宣布他要回家了。“算了，忘了那笔账吧。”
他喊道。大伙儿全都欢呼起来，好像他们也得胜似的。但那地主正准备开步走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对观众大喊，“不错，我是要走了，但你们大伙都欠我们演员一份新年礼品，表示你们的慷慨！”
于是所有的演员全都从舞台上跳入观众席，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只讨饭碗。那个带龙尾巴的用胳膊桶桶花生，这个男人就是文福。从他盯着花生的眼神和叫花生“好太太”的口气来看，他肯定知道花生会给他一大笔布施。
我告诉你，他不像你父亲。不是那种男人，你一见到就会说，啊，这男人长得真帅，我要嫁给他。但文福能使你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他，他有一种使你感到特别放心、特别大胆的风度。当他说“好太太”的时候，他的口气听起来很真诚，可他的脸却在戏弄人：他的乌龟眼睛眨巴着，但没有朝别处看，他宽大的嘴巴露出牙齿笑着，他──怎么说呢？──还是很有魅力的。
我当时在他身上还看出了另外一些苗头──花生后来跟我说她也注意到了──说明他出身于大户人家，很优雅，你不能小瞧他。他的衣服很合身，尺寸跟他的手脚配得很得体。他穿的是一套西式服装，一件宽领衬衫，一条裁剪讲究的裤子，腰上配一根细皮带，裤管收得紧紧的。他的头发又密又亮，四周刮得很干净，不像那些农民，要么邋里邋遢，要么齐头剪平。他的眉毛──我们俩都喜欢他的眉毛──又浓又黑，由粗而细，好像毛笔的锋头。他的牙齿看上去很好，整整齐齐，一颗也不少。
他手中拿着一只小饭碗，是用来兜钱的。“不是为我自己，”他又一次用那种真诚的、令人放心的口气解释说，“是为了岛子南头我们正在造的医院募捐。”他的眉心上扬，显出一种关切的神色。他先看看花生，再看看我。当然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身无分文。于是我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责备他不应该打扰我们。
花生朝他笑了笑。“扮龙多辛苦呀。”她说道，然后就给了他几个硬币。我们转身往回走了。但这时文福又叫住了小功和小高：“嗨，小兄弟，我给你们几个压岁钱算是回报吧。”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红纸包，给他们一人抛了一个。一会儿，他们就发现红包里装的是金纸包的硬币样子的糖果。“是真的吗？”小高说着，拿起一颗在太阳下照了照，看看它发亮的样子。然后他们很郑重地把他们的硬币放入红包。
“谢谢你，叔叔！”他们说。
“你们看我的龙尾舞得多精彩了吧？”文福问他们。他们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笑了笑。“也许你们想看整条的龙吧？”于是他们的腼腆一扫而光，上蹿下跳地向舞台冲去。文福看看花生，又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天下午剩下来的时间，文福就跟着我们，或者不如说，他领着两个男孩子去看各种各样的景致──斗鸡啦、用沙包弹击沉木船的游戏啦、卖老虎牙的小摊啦──我们反倒成了跟在他屁股后面走的人。
当然，我们一开头就反对说，“不去了，已经给你添那么多麻烦了。”可我想，我们两个心里都暗暗认为他很讨人喜欢。我们叹着气，好像我们已经无可奈何了，然后又格格地笑，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兴奋的心情。
他帮我们拿袋子，不时用他的钱给两个男孩子买些小玩艺。后来他又要买东西给花生和我，他见我们很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串纸做的龙啦、一块花生已经盯了好久的羊形的巧克力啦──“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每次都反对，或者不如说，只有我反对，花生只是笑一笑。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有从文福手中拿过什么礼品，花生拿了。她说她会告诉她母亲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价格都很便宜。可我总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光是撒谎，而是从一个男人手中拿东西。许多老话都这么说。便宜一阵子，吃苦一辈子，吃人一块糖，肚子要遭殃。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文福已经在打花生的主意了，他眉飞色舞，整个下午都是如此。
文福对花生的态度用你们美国话怎么讲：他为她打扫脚下的灰尘。他就是这么干的，一点不错。那天傍晚，当花生抱怨她的脚痛得像两块燃烧的煤时，他找到了一个农民，花了几个子儿，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满是灰尘的车上，邀请我这位格格笑着的堂妹坐在她的新花轿上。他把她推回家后，又唱歌给她听，有快乐的歌，有悲伤的歌，还有关于后花园和黑宝塔的歌。我心中暗想，这些歌词是从《金瓶梅》中来的吗？
这时，花生脸上搽的白粉大多已经脱落在她的外套上。我能看出她的脸和我的一样红，她很幸福。我得承认，我的心很痛，我的情绪坏透了。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那天，他真像个演员，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好不迷人哪！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男人会找到一辆三轮车，瞒着我们事先塞给车夫几个钱，然后把我们送回家。要不，他可以请这位姑娘和她的堂姐歇一会儿，到茶馆里吃点小点心，以示他的关心。他不会不留心到她的脚，那么小，那么优雅，难怪要疼了。一个好男人不会偏爱哪个，不会让一个姑娘心生骄傲，另一个心生妒忌。不管他对什么发生兴趣，他决不会要这个姑娘的任何东西作为回报。
但文福要了。他把花生推到大路上，他瞧见了我们的大房子，他瞧见了我们迎新年的旗帜，他请求三天后即正月初三登门拜访，来表示对花生，对她的家庭，当然还有，对我的敬意。
第二天就是新年，大家都装出高兴和客气的样子，互相喊着：“子孙满堂！”“健康长寿！”“升官发财！”这一类话，虽然没什么意思，倒也琅琅上口。
佣人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一天他们不用干活，所有的菜肴早已做好，正月里是不能动刀剪，也不能说粗话的。我们吃甜食和冷菜。
花生和我谈起了文福，不知他三天后会不会来，不知他住在岛那一边什么样的房子里，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真的好得令人无法相信。我没有对花生说起她抽中的签上的那句话，她已经把本地的婚姻赶跑了。
第二天花生一早起来就哭了。她说，她不想见到文福！她怎么能见他呢？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扑过粉，涂过口红的，穿的是那么时髦的衣服，活脱脱一个美的化身。她不能当着她的父母亲在脸上涂脂抹粉，她又不想让文福看到她卸妆后的样子。我想告诉她，文福看到她自然的样子会发现她更好看，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实话，如果他见到她可笑的样子还喜欢她，那么换种方式怎么就会不喜欢她了呢？
但我没来得及说服花生。文福来的时候，她躲起来了。当然，她从躲着的地方，从楼梯顶上，从一个黑房间的门背后，透过暖房的玻璃窗偷偷地打量他。
然后老阿婶和新阿婶见到了文福。他用那么真诚的声音叫她们，“阿姨，阿姨”，好像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团圆似的。一开头，她们给弄糊涂了，她们想不起他是谁。然后他送给她们一篮很贵的水果。他说是他的父母亲要他来的，尤其是他的母亲，好像是老阿婶多年前的老朋友。最后，老阿婶也这么认为了。她竭力回想，终于找到一个有点相像的人。“哦，你就是文太太的公子，我想起来了，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听到这话不禁笑出来了。我佩服文福，如果说我这辈子对文福有过什么好感的话，就是在那一次，也许像这样的另外还有几次。他是那么大胆，那么聪明，那么有趣，那么可爱。你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几桩好事呢。
文福很运气，家里挤满了几百人，所有的乡民都来吃年糕，这是一种用很粘的米做的糕，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年年高升”。所以，如果说老阿婶和新阿婶被文福的来访搞糊涂了，在那一天也是很自然的，人来人往的，谁知道谁的底细呀。
我正端出一碗煮好的汤圆时，文福走到我跟前，“她在哪儿？”
“她不好意思。”我说。
“她不喜欢我？”他问道。他的眉头打了个结，但他仍在微笑。
“只是不好意思。”我又说了句。说花生喜欢他，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不好意思呢？”然后他又转向我。“你没有不好意思，这是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呢？哈，是这样吗？”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爱取笑人的样子。
我几乎没法回答他。“我不是那样的──就是说，不会不好意思。”
“那么说不定你也喜欢我。”他马上说。
“不好意思并不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说。
我们就这样聊啊聊啊，我想有礼貌一点，想避开他的恶作剧的问题，弄得我头都痛起来了。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小妹妹，请把这个交给她。”他说，“请告诉她明天给我回音。”然后他就走了。
花生一直在偷看。文福一走，她就从厨房门背后冲出来，从我手中要去了信。
“都说些什么呀？”我问她。我觉得我也有权利读这封信，我为她做了那么多事。花生耸起肩膀把信这起来，就像一只母鸭伸出翅膀保护她的小鸭一样。她格格地笑着，咬着手指头，握紧拳头，扯下一绺头发。
“都说些什么呀？”我又问了句。
花生看了我一眼。“他明天就要回音。”她说，“告诉他我没回音给他，叫他等着吧。”说完她就走开了。
于是我就成了花生和文福之间的传信人。我带着他们的情书来回奔走，一会儿到市场，一会儿到路中间。我帮助他俩，我并没想到要把文福从花生那儿偷走。我发誓，我不会为了免于自责而故意记成另一个样子。
我每次把信交给文福的时候，都要把花生形容一遍。告诉他这天花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玫瑰色的，跟她的脸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她头上戴的什么，一个龙形的发夹，是在想他。我还暗示她茶不思，饭不香，人也瘦下去了。
当然这些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在谈论当时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姑娘们的傻乎乎的罗曼司。
那么结果怎么变成我嫁给他了呢？有时我想问花生。如果今天她在中国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同意的，我敢担保。我并没让文福把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一点也不，是文福自己变了心。
我心肠太好了，和你一样；我很天真，和你一样。所以或许你能理解你母亲曾经是怎样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姑娘，一个没有希望，却有那么多需要的姑娘。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他有魅力，是梦想一种更好的生活的理由。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让他进来了。
第七章 数嫁妆
还记得吗，海伦老是见人就说她当过我的伴娘，她还说我有过一个非常隆重的中式婚礼。
不错，事情就跟海伦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当时海伦不在场。花生在场的，她脸上搽了白粉霜，嘴唇涂得红红的，像猴子的屁股，笑得很开心，好像她真的很为我高兴。
但是就在我结婚前的那个月，你应该想象得出，花生气得连正眼都不瞧我。她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文福才娶了我，而没娶她。我提醒她我是怎么帮助他俩的，她假装没听见。
真的，我一直跑前跑后地为他俩传信，而那些信她都不让我读。
后来我发现暖房里有一个秘密的地方，花生就在那里涂脂抹粉的。我就告诉文福，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可以藏他的自行车。我把他带到花生身边，他俩就可以趁午饭后大家都要睡觉的两个钟头里说说话。
他俩在那儿亲嘴的时候，我站在门边望风，注意老阿婶和新阿婶会不会来。
当然，我没看到他俩亲嘴的场面，可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亲过嘴了，就像那些害相思病的人那样！因为当他们从那破花盆后面出来的时候，花生的脸上、脖子上全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