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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那扇门的时候，黄色的窗帘沙沙作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她双手按在玻璃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忧郁。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没有反应。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属于这儿的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离花店没几间门面的三福贸易公司，它的货架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管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卖佛教葬礼上用的那些东西，什么纸钱啦，纸珠宝啦，香烛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话里，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据我母亲──或者不如说，据她的香港顾客们说，“三福”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说“傻乎乎”。
我母亲曾说过，“我早就劝他改个名字，那样运气会更好些。可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够好啦。”
“嗨，珍珠，”我一进门，洪先生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葬礼上要用的。你替我带给她，好吗？”
“没问题啦。”他递给我一包软乎乎的东西。
我猜，这就是说，姨婆的葬礼将以佛教的方式举行。尽管她加入第一华人浸礼会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我母亲就不再参加活动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姨婆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灾降福的迷信仪式她都坚信不疑。
以前每当进她的屋子，我总是爱玩她的祭坛，一个红红的小寺庙，里面摆着中国神像，前面是一个仿铜的香炉，插满了点燃的香，旁边供奉着橘子、幸运牌香烟、飞机上出售的小瓶约翰尼牌红威士。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马槽上的基督的中国翻版。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花店门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只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看上去又熟悉，又凄凉。红框店门上的防盗铁框已锈蚀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写着“丁和花店”几个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因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总是黑洞洞、局促促的，今天也还是那个样。
所以，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选择的地方实在不能说是闹市区，但看来她们干得还蛮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棒极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们几乎没有赶过时髦，也没有使这地方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开门，铃声叮当作响。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扑面而来，这种气味总是使我联想到殡仪馆。室内光线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灯管吊在现金出纳机上方，我母亲就在那儿，她站在一只小脚凳上，以便能从柜台上照看到外面，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老花眼镜。
她正在用中文打电话，话说得飞快，一面不耐烦地打手势叫我进去等着。她的头发从后脑直垂下来打成一个结，一丝不乱。今天，这个纽结由于加上了一□假发而变得更加浓密，她管这假发叫“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戴上它。
实际上，凭她那尖声的大嗓门和一连串否定词“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断定她正在用上海话，而不是用普通话踉对方争论著。这就严重了。争论的对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鲜花供应商。我母亲一面按着计算器上的数字，一面大声地报着计算结果，好像这些数字就是法典。
她按了一下现金出纳机上“停止营业”的按钮，抽屉一弹出，她就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发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开，然后报出一连串数字。
“勿！勿！勿！”她毫不让步。
这个现金出纳机通常被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出纳机已经坏了。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初次买下这房子和所有家产时，她们马上就发现，每当交易额加在一起里面出现一个“9”字，整个出纳机就卡住不动了。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出纳机。我母亲对我解释道，这是为了“防盗”。一旦她们遭劫（这类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强盗只能抢走小抽屉里的四个美元和一堆小钱。大笔的钱放在柜台底下一把破茶壶里，那茶壶放在一个少了插头的电炉上，壶嘴已经摔断过两次，是用胶水勉强粘上去的。我猜，她们想没有人会在抢劫商店时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对我母亲和海伦舅妈说，强盗决不会相信店里只有四个美元的。我认为她们至少得放二十个美元在现金出纳机里，这计谋才行得通。但我母亲认为二十美元给强盗太多了。海伦舅妈也说要费那么多钱她会“急出病”来的──既然如此，要这计谋干吗呢？
当时，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来证明我的观点。但转念一想，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此刻当我环顾店堂时，我想，也许她们是对的。谁会跑到这儿来抢几个比公共汽车票钱多不了多少的钱呢？这地方凭它的老样子就能防盗。
店堂里还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地面已经被磨得又滑又亮。柜台上铺着同样的装饰纸，两边是绿白相间的竹叶格子花，上面是木纹纸。甚至连我母亲正在用的电话机也还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机子，带圆盘的拨号盘，话筒线是棉包线制的，不能伸缩，也不会卷起来。那么多年来，石灰墙壁已经泛黄，斑驳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给它增加了裂缝。总之，这地方整个看起来把蜘蛛网的零落和腐叶土的霉味全占了。
“好，好。”我听到母亲说。看来她已经和那位供应商达成了妥协。终于，她搁下了话筒。尽管我们从圣诞节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拥抱和亲吻，而去看菲力的双亲或他的朋友时，我们通常是要这么做的。母亲从柜台边走了过来，口中嘟哝着，“你想得到吗？这家伙居然骗我！想要我付一笔额外的运费。”她指指脚下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铅丝、透明胶纸和一些绿的蜡光纸。“上星期他忘了送来，这可不是我的错。”
“多少额外的费用？”我问。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我母亲会为这几个美元而大动肝火。
“算了吧，不过三个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这几个钱！”母亲气冲冲地说，“他在骗我，这是不对的。上个月，他也想再加一笔额外的费用。”我想她准又要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她上个月发生的战斗了。忽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穿着体面的金发女子，正朝里面东张西瞧。
“开开门好吗？你俩谁会说英语吗？”其中一个用德克萨斯口音问。
我母亲顿时满脸堆笑，连连点头，做手势叫她们进来。“请进，请进。”
“啊，不麻烦你们了，”其中一个说，“你能告诉我们幸运饼干店在哪儿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母亲的脸已经拉下来了，她连连摇头，说：“听不懂，不会说英语。”
“你干吗这么说呀？”那两个女人转身走入巷子时我不禁问道，“想不到你这样讨厌外地游客。”
“不是讨厌外地游客，”她说，“那饼干店的女人有一回对我很凶，我干吗给她介绍生意？”
“这里的生意怎么样？”我有意把话头岔开，以免这场谈话马上变成对那个住在街另一头的饼干店的女人的全面攻击。
“要命啦！”她说着，指指店里的存货。“这么多生意真把我忙死啦。你瞧，光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干了这么多。”
我看看周围，没有流行的插花，也没有标有拉丁文名字的进口货。我母亲打开通向冷藏室的玻璃门，那儿以前是放苏打水和啤酒的。
“瞧见了不？”她说着，给我看满满一货架用康乃馨制成的别在钮孔上的花和胸花，全都整整齐齐地按颜色深浅排列成行，有白的、粉红的，还有大红的，毫无疑问，是准备今晚给我们大家戴的。
“还有这个。”她接着说。第二个架子上塞满了乳白色的玻璃花瓶，每一只都只放一朵含苞的玫瑰、一片棕榈叶、一些满天星花。这类插花可以送给动手术住院的亲人。当你很久不去探望，不知道病人是否还在住院时，送这类花最合适。我父亲刚进医院那会儿和临死以前就收到过不少这类花。“行俏得很。”我母亲说。
“我还做了这个，”她说着，指指最底下的一个架子，里面有半打供桌上摆设用的装饰花，“有些是今晚用的，还有些是为一个退休告别宴会做的。”我母亲解释道。大概是见我脸上的表情一般，为了使我加深印象，她又加了一句，“是威尔斯法阁的副经理订做的。”
她又领我走了一圈，看了放在花店其他角落里她亲手做的工艺品。沿墙排着许多葬礼上用的大花圈。“怎么样？”她等着听我的称赞。我一向觉得花圈既恐怖又悲哀，就像扔晚了的救生圈，只能作装饰用。
“很漂亮。”我说。
现在她把我领到她最得意最骄傲的所在。花店的前半间是整个花店唯一每天能有几小时透进几缕阳光的地方，我母亲把这里称之为“长期订户”，里面栽着黄薛树、橡胶树、矮小的灌木和迷你柑橘。这些都配上红彩带，或是为开张志喜，或是祝生意兴隆的。
我母亲一向来总是为这些红彩带而自豪，她不写老一套的贺词，像“吉祥如意”、“福禄长寿”之类。所有用烫金中文字写的贺词都是我母亲自己发明的，表达了她本人对生与死、幸运与希望的看法，什么“头生子有头福”啦，“结婚双喜、三喜临门”啦，什么“新店开张、财气冲天”啦，“健康恢复、指日可待”啦。
我母亲声称，丁和花店这么多年来之所以生意兴隆，全靠了这些彩带和贺词。我想，她所说的生意兴隆，大概是指二十五年来回头客很多。只不过眼下，为羞怯的新娘和轻佻的新郎订花的越来越少，为病人、老人和死人订花的越来越多。
她孩子气似地笑一笑，然后捅捅我的胳膊。“来，带你去看看我为你做的花圈。”
我大吃一惊，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打开通向花店后间的门，里面黑得像地窖一般，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葬礼上常有的浓重的桅子花味道。我母亲摸索着拉电灯开关线，终于，屋子里一下子亮得刺眼，一只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秃秃的灯泡来回晃荡着，我眼前出现了恐怖的美──一排又一排的花圈闪闪发光，全是用白桅于花和黄菊花扎起来的，红飘带从花架子上垂下来，整个看上去就像天国的仪仗队。
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这要花多大的劳动啊！我想象着母亲用那双羊皮般粗糙的小手，忙乱地拉出散叶，穿进铅丝头，把每一朵花都扎到合适的位置上。
“这一个，”她指指第一排中间的一个花圈，它看上去和别的花圈没什么两样，“这一个是你的，我亲手写了挽词。”
“都写些什么呀？”我问。
我母亲的手指缓缓地在红飘带上移动着，一面用我所听不懂的中文念着，然后翻译给我听，“姨婆大人安息，天堂吉祥。您最喜欢的外甥女珍珠·路易·勃兰特及外甥女婿同悼。”
“噢，我差点忘了。”我把从三福店里拿来的那包东西递给她，“这是洪先生叫我给你的。”
我母亲剪断绳子，打开包裹，里面一大叠纸钱，想来是烧给姨婆做天堂的买路钱的。
“想不到你还信这玩艺儿。”我说。
“什么相信，”我母亲说，“这是尊敬。”然后她的口气又缓和下来，“这里有一亿美元纸钱。唉！她真是位好太太。”
“从这边走吧。”我说着，当我们踏上通向宴会厅的楼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珍珠！菲力！你们来了。”是我表姐玛丽在喊我。打两年前她和她丈夫社搬到洛杉矶去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们等玛丽穿过宴会厅拥挤的人群。她直冲向我们，给我一个吻，然后摸摸我的脸，放声大笑，笑她给我带来的窘态。
“你看上去棒极了！”她告诉我，然后瞧瞧菲力，“真的，你俩都不错。气色挺好的。”
玛丽比我大半岁，今年该有四十一了。她化了浓妆，戴了假睫毛，头发卷成蓬松的一团。一条银狐长围巾老从她的肩上滑下来，她拉了三次，然后笑着说，“杜给我买了这老古董当圣诞礼物，讨厌死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既然我们已经进了饭店。但玛丽就喜欢这样，她是两家孩子中的老大，对她来说，显示自己高人一头，总是最重要的。
“珍妮芬，迈克尔！”她喊道，打了个响指，“过来，跟姨父姨妈问声好。”她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了一下。“来吧，怎么说？”他们不情愿地看看我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勉强点了点头。
珍妮芬已经长得很丰满，眼圈用眉笔描过，显得又小又凶，她的发顶梳成一条条上翘的小辫子，其余部分软软地垂到后背，整个模样就像触了电似的。迈克尔的脸开始出现棱角，下巴上全是粉刺。他们不再可爱了。我不知道将来苔莎和克利奥是否也会变成这个模样，我是否也会以这种目光打量她们。
“瞧他们的模样，”玛丽带着歉意说，“珍妮芬圣诞节刚刚得到她的第一双丝袜和高跟鞋，她骄傲得很，不再是妈妈的小姑娘了。”
“噢，妈妈！”珍妮芬叫起来，随即挣脱了她母亲的手，溜进了人群。迈克儿也跟着走了。
“瞧，迈克尔长得差不多和他父亲一样高了。”玛丽说着，骄傲地看着她儿子离开，“他参加了大学三年级的田径代表队，教练说他是最棒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继承了高身材和运动天赋──肯定不是从我这儿，每当我去慢跑，回来总是一拐一拐的。”玛丽说着，放声大笑。然后，想起她刚刚说的话，忽然收起笑容，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噢，杜的父母在那儿，我最好过去打声招呼。”
菲力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尽管我们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我很恼火。“忘了吧。”他说。
“我会的，”我回了一句，“如果她能忘。她总是这样。”
菲力和我结婚时，是玛丽和杜给我们当的伴娘和伴郎，因为我俩本来就是他们介绍认识的。后来我怀了苔莎，他们成了我们最依赖的人。大约在七年前，当我抱怨成天感到浑身无力时，又是玛丽把我推进了健美班。后来，我感到右腿莫名其妙地衰弱，菲力建议我去找杜看看，当时他是一家运动医学中心的整形医生。
几个月后，杜告诉我毛病可能出在另外地方，我当即吓坏了，以为他说的是骨癌。他向我保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他技术不够，一个人查不出来。于是他把我送到他大学时代的一个老酒友，旧金山医学中心最好的神经科医生那儿。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检查──我自己说服自己，浑身乏力是抽烟引起的，而右腿衰弱是怀孩子时落下的坐骨神经痛──这位酒友告诉我，我患的是多发性硬化症。
玛丽听到这个消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随后又企图安慰我，但这似乎使事情变得更糟。有段时间，她经常带几个按照“刚刚找到的秘方”做的菜来看我，直到我叫她不要带为上。后来她又装出轻松的样子告诉我，杜的朋友向她保证，我的病情真的“相当轻”，说话的口气就像在谈论天气似的。她还说，我的病对我的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到七十岁还能打高尔夫球，而且能打出标准杆数，只不过我得小心，以免体力和情绪过于紧张。
“所以呀，一切正常，”她兴致勃勃地说，“而且菲力会待你更好。此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会打高尔夫球。”我只说了一句。
“我会教你的。”她高兴地说。
当然，玛丽只是出于好意。我得承认，我们的友谊出现裂痕主要是我的错。我从没直截了当同她讲过，她那过分关心的姿态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她当然不会知道，我不需要别人来安慰，我不想让人侍候。好意固然是补偿，但好意也提醒你，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总是在改变，大家认为你得接受这一切，你得变得坚强些或勇敢些，更高兴些，更平静些。但我不想这样。我只是想跟大多数人一样生活──为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操心，但不要为我是否能活着看到他们毕业而担心，为我体重减轻五磅而高兴，但不要为肌肉萎缩而担心。我要的是不可能的东西：我要的是忘记。
我最恼火的是杜和他的酒友跟玛丽谈论我的病情。既然他们可能告诉她那个，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告诉她这个：这种病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我可能拖上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可能明天就突然恶化，走下坡路，每况愈下，结果我将在轮椅里度过余生，或者更糟。
我知道，玛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