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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把剪刀全掉地上了。
我呆呆地望着它们，所有的鸟嘴剪刀全张了口，所有的不吉利都跑出来了。
“哎！真可怕呀！”我喊道，“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
“没关系，没弄坏。”那女人说着，弯下身子去捡掉在地上的剪刀，可我已经拔腿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听见她在后面叫我，“你的剪刀，你忘了拿了。”
我走得很快，什么也不想，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这时，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全一样，但又全不熟悉。我觉得就像在噩梦里，不知自己现在在哪儿，也不知自己要到哪儿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是停下来，某种不祥的东西就会把我抓住。
所以你瞧，我做了一笔坏交易，就像和魔鬼做了一笔交易。为什么？我后来才发现随便哪儿都买得到这种鸟嘴剪刀，甚至价格还更便宜。许多人都在做这种剪刀，不光是在中国。就在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在斯坦福大街五号和十号。是的，你想得到吗？当然，我没买。
如果你觉得我这么说有点迷信，那么为什么那天我会把那么多剪刀都弄倒在地上？为什么紧接着就发生了可怕的事呢？
胡兰正在家里等我。一见我回来，她马上跳起来，用手掩住口，然后叫我赶快到医院去。“车祸！”她叫起来，“文福受了重伤，说不定快死了。”
我恐怖地叫了声，“这怎么可能？”然后我们马上出门，等在门口的一辆军车把我们带到医院里。
半路上，胡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他正在开一辆军用吉普，直奔睡美人山。但一个轮子掉了，吉普翻倒，就把他抛出来了。”
“哎呀，都是我不好，”我喊出来了，“是我造成的。”
“别说傻话了，”胡兰责备我，“怎么会是你造成的呢？”
然后她告诉我，家国已经下了命令，把文福送到一家由中国和外国修女开的法国教会医院去了。胡兰说，本地医院破破烂烂的，挤满了人，只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家国真是个好人！
我一走进医院的走廊，就听见了文福的呻吟声和叫喊声。这是一个受折磨的男人，一个已经神志不清的人发出的声音。然后我就看见了他。他的头顶全用绷带包起来了，他的脸肿得发紫。真可怕呀，要是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文福，我简直就认不出他来。我紧紧盯住他的脸，想找出那熟悉的眼睛、鼻子和下巴。然后我就想，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这不是我的丈夫。
“文福？”我叫了一声。
“他听不见你说话，”医生说，“他的脑子受了重伤。他们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昏死过去了。我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他的心跳才恢复。”当然，我谢谢医生救了我丈夫一命。
我再回过头去看文福，轻轻地叫他的名字。突然，一只眼睛开了一下！我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中间又黑又大，周围布满了血丝。这只眼睛望出来的眼神很生气，一点也不和善，他整个看上去就像魔鬼一样。
过了几天，在肯定文福还活着后，家国到医院里来说，“雯雯啊，我不得不把坏消息告诉你。”
我不动声色地听了一切，没有哭出来。那天下午，家国告诉我，他可能不得不开除文福，可能还要送他去坐牢。他告诉我，我丈夫没有获得批准，擅自开吉普车。他买通了一个驾驶员，那个人现在正在受罚。他不是因为轮子坏了才翻车的，而是开得太快，差一点撞到一辆迎面过来的卡车上，他一个急转弯，车就翻倒了。然后我又听家国提起了一个姑娘。谁知道这姑娘是怎么坐进他的吉普车的？不管怎么说，那姑娘被压在车底下，当场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丈夫在和别的女人鬼混，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第一个。但当时我还不敢相信。或许文福到睡美人山是去看莫愁的墓，或许那姑娘坐进吉普是为了给他带路，或许他只是由于心肠好，因为他看到她很可怜，或许她根本就没和文福在一起，也许她正好站在他出事的山坡上，所以就被压死了。
当然，这些借口都不能使我放下心来，相反，我好像看到文福沿着弯曲的公路在开车，一面吻着一个像花生那样的姑娘。他给她唱歌剧中的片断，两人大笑着，他开上开下，开上开下，就像在云间游泳。
我第二次去看文福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这事。他的脸不像上次那么肿了，他睡着了。我想摇醒他，我想问他，“你干吗要这样？现在你就要坐牢去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了。”但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他突然呻吟起来了，他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可怕，使我的心都痛起来了。于是我摸摸他的额头，在他还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的时候，我就原谅了他。
文福终于醒来了，他显得很烦躁，很虚弱。他对一切都不满：床太硬，伙食太糟，伤口又痛，护士的态度又不好，医生又是慢条斯理的。大家都竭力安慰他。当时我以为不是车祸使他变了，只因为他还在忍受痛苦，所以才变得那么难对付。
可随后他的体力恢复了，而脾气却变得很暴躁。他把食物扔向护士头上，骂她们是婊子。骂医生全是傻瓜，不应该在一条死狗身上花力气。他把便盆扔到那个把他救活过来的医生身上。他不肯吃药，当四个护士按住他，硬要他吃的时候，没料到他使出全身力气，一拳把一个护士打翻在地，把她的门牙都打掉了。
一天晚上，他伸出手去摸一个护士的乳房。第二天晚上，她们换了一个老年护士，可他不管，照样去摸她的乳房。
不久谁也不肯来照顾他了。我觉得真丢人哪。他伤势好起来了，可他的脾气更暴躁了。医生说他还很虚弱，不能出院。他的一只眼睛还看不见。他们把他绑在床上，要我叫自己的丈夫规矩点。
每天我不得不听他的哀求，要我放了他。他要我爬进床去和他一起睡，要我脱掉衣服。当我不愿干这些事时，他就提高嗓门骂我。他骂我和别的飞行员睡觉，他说得那么响，连走廊里的人都听见了。
我竭力保持对他的同情，竭力说服自己，是伤口使他痛得受不了，他才变成这样的。可我心里又暗暗想，文福马上要进监狱了，我已经想好了，一旦不需要再照顾他，就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
但他没进监狱，家国没给他任何罪名就了结了这个案子。我后来才知道，是胡兰叫他不要这么做的。她后来告诉我，她是为我考虑才这么做的。
“你要是判了丈夫，也等于判了太太。”她说，“我是这么对他说的。”
我说了许多感谢她的话，我告诉她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让她为救我和我的丈夫担了那么多风险。
“我没干什么，家国也没干什么。”她说，“你还是把这事忘了吧。”她口中这么说，可我知道，她心里是决不会忘的。我也决不会忘的，直到现在我还欠她一大笔人情债。
当然，胡兰不知道实际上她都做了什么，不知道她给我的这份好意我是多么遗憾啊。我心里很不好受，可又不得不表示感谢。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生日那天，老阿婶问我院子里的鸡我最喜欢哪一只，我捉了我亲手喂养的那只。当天晚上，老阿婶就把它烧熟了给我吃。
不管怎么说，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胡兰表示感谢。我叫我的厨师做了她喜欢吃的菜，按照她喜欢的方式做，把蔬菜蒸得淡而无味。
胡兰没说什么，这是正常的，不必理会我的感谢。我吩咐我的佣人把胡兰和家国的房间彻底打扫一下。胡兰没说什么。过了几天，我又给了她不少好布料，告诉她我穿这种颜色不配。
当然，这不是真话，我是特意挑这种布料的，因为它跟我的皮肤很相配。这是一种很漂亮的布料，桃红色的，战争期间很难买到，贵得要命。
“我穿这种料子不好看。”胡兰皱了皱眉头，手指头已经在摸布料了。
“拿去吧，拿去吧，”我说，“我没工夫做针线活，眼下我得照料丈夫。”
于是胡兰也就不再说什么，把布料拿走了。她明明知道我的婚姻有多不幸，还让我用一块漂亮的布料把它遮起来。
我丈夫回家时，我已经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房间。他还很虚弱，不能起床，所以我又专门给他雇了一个护士照料他，给他换纱布，喂他吃饭，听他发牢骚。这个姑娘待了一天就走了。第二个护士大概待了两天。最后不得不由我自己来照料他。
家国和胡兰当然每天都来看他，因为他们和我们住同一幢屋子。
一天，来了三个飞行员。我把他们带到文福的房间里，他们把他看作英雄一般。他们说，只要文福重上蓝天，中国肯定马上能打赢这场战争，诸如此类的客气话。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文福再也不能飞上蓝天了，他只有一只眼睛怎么开飞机呢？但飞行员们还是说着这种很慷慨的话，而文福也喜欢听这种话。
他们都是那么好，我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心想文福也会要我这么说的。他总要用这种方式向其他飞行员表示他的慷慨。事实上，文福确实也说了，“留下吧，请留下吧。我太太烧一手好菜。”我想，他大概记起了我在扬州的那会儿做的一千只饺子。飞行员们马上就答应了。于是我就下楼去吩咐厨师上街，买点现杀的鸡肉来。
晚饭后，飞行员们、胡兰、家国和我继续坐在桌边聊天，佣人来清理桌椅。开始我们都比较安静，怕吵醒文福。我还记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谈起了战争，是的，我们相信，只要有更多的物资供应，中国肯定会取得胜利。
一位飞行员说，他听说中国已经和美国订了一个买美制飞机的合同，大概有一千架，从印度运来，足以对付小日本了。另一位说，中国各地正在建飞机制造厂，说不定昆明马上就有一家了。我们全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在中国造飞机才能确保飞机的质量，不会老是出毛病，像老式的俄国飞机，或新式的意大利飞机那样。中国制造的最好，无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速度飞得很快，而且能全天候飞行。
但我们全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是老生常谈。所以过了一会我们就开始回忆我们一路上经过的那些村子，在那些地方发生的种种故事，谈话变得愉快起来。然后我们就唱起歌来。我们轮流唱起人们在喝酒或庆典时唱的那些傻乎乎的乡村小调。
有个飞行员会做假嗓子，听起来跟女的一模一样，于是大家全都唱起一首很傻的小调来，然后又是大笑又是欢唱：“万朵云来，千只鸟，千只鸟来，百滴泪，我两眼望天空，只看见你，我两眼──”
突然，我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哇──什么东西摔下来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看见了文福，他头上包着纱布，手中拿着一根拐棍。他的脸色苍白，满是汗水，像个魔鬼似的。他在睡衣外罩了件军用茄克。
“你有病别起来！”我喊道，冲过去想扶他回到床上去，家国和其他飞行员也站起来了。
文福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拐棍。“你怎么能唱这个？”他咆哮着，“我是个有病的男人，你是个健康的女人！我是英雄，你是婊子！你两眼盯着别的男人！”
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你做噩梦了吧，”我尽量安慰他，“你在说梦话。回床上去吧。”
“骗子！”他喊道，向前走了几步，用他的拐棍把桌上的剩菜剩饭全打了下来，“都是你的错。你给我跪下，向我磕头，请求我饶了你。跪下！”他用拐棍使劲地敲桌子。
我看看他的脸。他那只好眼睛射出凶光，像醉汉似的。他的脸变得那么难看──我真不明白怎么嫁了这么个男人？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文福肯定用那只坏眼睛看透了我的心思，因为他马上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记耳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结结实实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痛，只觉得无地自容，脸上火辣辣的。大家都看着，可没人敢动。
“跪下！”他又喊了声，举起了拐棍，这时胡兰冲过来，按下了我的肩膀。
“跪下吧，跪下吧。”她嚷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就听他一回吧，就说声对不起，有什么关系？”
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所有的男人，还有胡兰──没一个上去劝他。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头触到地板。他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干，我丈夫命令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你是对的，请饶了我吧。”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跪着请求他宽恕时，他们没有反对，没有对文福说，“够了。”
当我磕着头，请求着宽恕，哭着把我的头撞到地上时，我心里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为什么他们全站在那儿，好像真是我的过错似的？
今天我不怪胡兰当初的所作所为。她像其他人一样，吓坏了。但我还是无法忘记她的所作所为，其他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是危险的，它助长了文福的气焰，使他更嚣张了。
可今天我要是跟她谈起这段往事，她肯定记不得了，就像她记不得我送她的那块桃红色布料那样。前不久我们去了一趟面料市场，我说“嗨，这不是很像我在中国送你的那块布料吗？”
“什么布料？”她问。
“那块布料呀！就是那块呀！桃红色的，缀有红花的。”我提醒她，“我把它送了你，因为你劝家国不要送文福去坐牢。你明白他于了什么，他的吉普压死了那个姑娘。你用那块布料做了件衬衫。停战的那天你都高兴得疯了似的，──想起来了吗？──你跳上跳下地把那件衣服给撕破了。”
“哦，那块布料呀，”她终于想起来了，“那可不是你给的，是我自己买的。老城有家布料店快倒闭了，我就从一个站在桌边的姑娘手里买了这块料子。对了，我现在还记得呢。她出了很高的价，我硬是把价杀下来了。”
所以你瞧，跟海伦这种记性差的人有什么好吵的？她心目中认为真的只存在于她脑子里那一小块糊涂的地方，她只愿意相信所有的好事。
有时我真羡慕她。有时我真但愿从没给过她那块料子。
第十五章 老虎头上的跳蚤
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
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
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