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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玛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时，玛丽就会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车停到一个已经转为供残疾人停车用的车位时，她神经质地笑起来。“噢！”她马上把车倒回来，“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
一开头，我和菲力都发誓，要尽可能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尽可能正常”──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圣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绊倒，我就会对苔莎大吼起来，事后又花十分钟时间向她道歉，接着又是一小时的辩论，正常人是否会绊倒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一次，为了忘记所有这一切，我们到海边去度假，但我满脑子想的还是病情。望着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声问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像海草那样衰弱，像螃蟹那样僵硬。
同时，菲力也经常翻出他的旧教科书读起来，并且留意每一篇有关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论文。然后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医学训练尚不足以理解这种病因，这种病只是被描述为“病因未明的”、“变化很大的”、“不可预测的”和“无特殊疗法的”。他出席有关神经障碍的医学会议。有一次还带我去参加一个多发性硬化症互助会，但我们一看到轮椅就赶紧跑回来了。他给我做他所谓的“每周安全检查”，测定我的反应，检查我四肢的力量。我们甚至还搬到一个带游泳池的房子去住，这样我就每天都能够做肌肉训练。但我们谁也没提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屋子是平房，没几级扶梯，有一个宽阔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话，轮椅可以长驱直入。
我们用暗语说话，仿佛我们同属一个秘密教派，正在寻找一种治疗方式，或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症状类型，或是寻求解脱持续不断的忧虑的办法。最后，我们学会了不谈未来，既不提最坏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们也不沉湎于过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还是遗传因素。我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个烦恼，都使我们有胜利之感──训练苔莎坐便盆啦、纠正付款单的错误啦、找出汽车换档时嘎嘎作响的原因啦，所有这一切成了我们的日常事务，成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
所以我实在不能责备菲力装作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所需要的超过了他所能办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他我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总是从惊恐中醒来，恐怕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几天，我老是为丢了一颗纽扣什么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觉得非把它找回来，我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有几天，仅仅是因为菲力漏买了购物清单上的一样小东西，我就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不体贴的男人。还有几天，我按颜色分门别类整理我的内衣抽屉，好像这样就能排遣烦恼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觉比较好的几天，我会记得我是幸运的──这幸运是用新的标准来衡量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只有过一次大的“发作”，也就是说，我现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烦躁或忙乱的时候。但是我还会走路，还会倒垃圾。有时，我还真的能忘记几小时，甚至差不多一整天。当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来──常常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会觉得我是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介于生死之间。
这种微妙的平衡总是威胁到我去看我母亲时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这种可怕的病，而我母亲一直蒙在鼓里。
我本来是想告诉她的，有好几次我已经计划这么做了。在我第一次检查出病情时，我说：“妈，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的腿有点小毛病，还好，感谢上帝，结果不是癌，而是──”
没等我说完，她就跟我讲，她的一个顾客前不久刚刚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订了多少个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他的脸上长了那种痣，”她说，“我跟他讲，去看医生吧。他说，没问题，是老年斑──不要紧的。他死的时候，鼻子和脸全烂光了！”然后她严肃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奥出生的时候，我和她都平安无事，我又想跟我母亲讲起我的病情。可她马上打断了我，怀念起我的父亲来，说他没能见到他的外孙女。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说我父亲不该那样短命。
我父亲死于胃癌，当时我才十四岁。多年来，我母亲一直在寻找病因，好像一开头找到病因，她就能免除这场悲剧似的。
“他是一个多好的好人哪，”我母亲叹息道，“怎么会死呢？”
有时她把这归于上帝的意旨，只不过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她说，一定是我父亲做了牧师的缘故。“他倾听每一个人的怨言，”她说，“他把这些怨言全吞了下去，结果自。倒病了。唉！应该①给他换个工作。”
①原文用汉语拼音。──译注。
应该是我母亲的口头禅。应该也就意味着她本来应该改变命运的方向，应该阻止灾难的发生。对我来说，应该则意味着我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悔恨之中，永无安宁之日。
我母亲为我父亲的死因找得越多，她的悔恨也与日俱增。有一次，她把它归之于环境原因──为我们家厨房重装电线的电工当时已经得病。“他把病根装进我们家里了，”她宣称，“千真万确。我刚打听到那电工也是得癌症死的。当时应该换个人来装修。”
另外还有一种迷信，我后来把它看作她的九个厄运的说法。她说，她听人说过如果有八件坏事同时落到一个人头上，那么这个人命中注定非死不可。如果你事先没识破，来不及阻止这八件事发生，那么第九件事总是致命的。于是她总要琢磨究竟会是哪八件坏事，她应该怎样警觉，及时识破它们。
如今，听她各种各样的假设，宗教、医学和迷信与她的自己的信念全都搅在一起，简直要使我发疯了。她不相信其他人的逻辑──对她来说，逻辑不过是对于悲剧、错误和事故的一种狡猾的借口。对我母亲来说，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她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国翻版，或者更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比方说，上次我到她那儿去，不小心碰落了我父亲的遗像，打碎了玻璃镜框。我母亲捡起碎片，嘀咕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开始以为她不过就这样说说罢了，但她接着就问我，“你知道吗？”
“那是碰巧的，”我说，“我的胳膊不小心碰了它一下。”但她的问题也使我的脑子很快转起来，我的笨手笨脚是否说明我的病情正在严重起来呢？对我的病情发表一大套理论，这病是什么引起的呀，她本应该干这干那来防止这病的发生呀。我不想让她来提醒我。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至今还没有告诉她这个事实似乎使病情加重了十倍。每当看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我总是想到这一点。
玛丽知道这些情况，这就是我对她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不小心说漏了嘴，把我的病情透露出去了，而是因为她告诉了她母亲，我的海伦舅妈。
“我不得不告诉她，”她不以为然地向我解释道，“她常跟我说，告诉珍珠，多去看看她母亲，才不过一个钟头的车程呀。告诉珍珠，应该邀请她母亲搬来和她住在一起，别让她母亲太孤单了。最后，我跟我妈说，我不能让你知道那些事情。于是她就问干吗不？”玛丽耸耸肩。“你知道我妈就是这么个人。我不能骗她。当然，我要她发誓不告诉你母亲，我说你自己会告诉她的。”
“我能开车，”我对玛丽说，“可这不是我没邀请我母亲和我住一起的原因。”然后我瞪了她一眼，“你干吗要这么说？”
“她不会说出去的。”玛丽说，“我要她保证过。”然后她又反唇相讥地加了一句，“再说嘛，你早就该告诉你母亲了。”
我和玛丽并没有真的吵起来，但打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是绝对冷淡下来了。她已经知道她可能对我干下了最蠢的蠢事。因为在这以前她曾经干过一次，那是在九年前，当时我很信任地告诉她我怀孕了。我的头胎流产了，我母亲老是唠叨个不停，问我咖啡喝多少啦，说流产是我跑步引起的啦，菲力应该让我多吃东西啦，等等。所以当我又怀孕时，我决定等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再告诉她。但在第三个月上，我犯了个错误，把秘密告诉了玛丽。然后玛丽又把这消息透露给她母亲，而海伦舅妈确实也没有告诉我母亲。但当我母亲骄傲地把我怀孕的消息告诉匡家人的时候，海伦舅妈马上拿出她亲手为婴儿织的黄色小毛衣给我母亲看。
甚至在苔莎出生以后，我还是不断听到我母亲的抱怨，“为什么你能告诉匡家人，而不能告诉你自己的母亲？”她越想这件事就越气，责备我使她没了面子：“哼！你海伦舅妈假装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很吃惊地说，‘噢，我不是为珍珠的小宝贝织的，我是怕万一要用才织的。’”
至今，海伦舅妈还没有把我的病情告诉我母亲。但她仍拿我当病人看待。每当我到她家去，她就忙不迭叫我坐下，然后给我找枕头当靠背。她用她的手掌上下抚摸我的胳膊，问我感觉怎样，还说她一直来把我当她的亲生女儿看待。然后她会叹一口气，给我透露一点坏消息，仿佛为了抵消她对我病情的了解。
“你那可怜的亨利舅舅，上个月差一点被解雇，”她会说，“那么多预算被削减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不要告诉你妈哟。我不想让她为我们担惊受怕。”
这样一来我就很担心，海伦舅妈会认为她既已经付出了小道消息作为回报，她就获得了把我的病情透露给我母亲的通行证：“噢，雯妮，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你女儿的不幸消息了。”
所以我很害怕总有一天我母亲会打电话来，以上百种不同的方式问我：“海伦舅妈怎么会知道的？为什么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为什么你让我一直蒙在鼓里？”
到那时，我该怎么回答呢？
吃晚宴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小孩桌”上，只不过现在这些“小孩”都已三四十岁了。真正的小孩──苔莎和克利奥──和我母亲在一起。
菲力是今晚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虽然在过去的家庭聚会上不乏其例。宝宝的前两任太太都被海伦舅妈称之为“美国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在提起一个种族群体。她说起宝宝的未来新娘时肯定激动得要命，因为这位名叫王咪咪的姑娘不但是中国人，而且出身名门，家里拥有三个旅游公司呢。
“她看上去像个日本人。’当我们刚到，被介绍给咪咪时，我母亲说道。我不知道她干吗要这么说。在我眼里，味咪长得怪里怪气，还特别年轻。我猜她年龄在二十岁上下，虽然她染过的橘黄色头发和穿了孔的鼻子使她看上去显得年轻。我听说她正在一家名叫奥利芬的新潮发廊里培训，学做发型师。而我母亲则听说咪咪干的不过是替顾客洗洗头发、整整松了的发夹而已。
宝宝比我上次见他时变了很多，他的头发用发膏梳得滑溜溜的，上身穿了一件黑色T恤衫，外罩闪光的仿鳄鱼皮西装。每当他把咪咪介绍给其他客人时，我总是盯着她的穿了孔的鼻子，真不知道她万一感冒怎么办。
“我喜欢的妞怎么样？”宝宝隔着桌子对我说，然后举起香槟酒杯跟我碰了一下，“看起来不错。我喜欢你这头发，又短，又漂亮。
咪咪，你觉得珍珠的发型怎么样？漂亮，嗯？”他有一套讨好人的本领，就像分发晚会礼物一样，人手一份。我有时真不知道，假如我对他的了解没那么深，我是否会更喜欢他一些。
“嗨，菲力兄，”宝宝说道，又倒了一些香摈，“我看，你又重了几磅。日子过得蛮不错嘛。也许你已经决定买我给你介绍的那种新音响了吧，拿钱换高分贝，合算着呢。”宝宝在“棒小子”音响店推销音响和电视机。他推销有方，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的耳朵和眼睛敏感得很，足以分辨出标准型产品和比它价格高出五百美元的新产品之间的区别。菲力有一回说过，假如让宝宝放手干的话，他甚至能把《圣经》卖给什叶派教徒呢。
在我们后面的“大人桌”上，有一位名叫冯路易的男人，人称“路易舅舅”的，手拿一杯姜汁汽水转来转去，到处干杯，高谈阔论。
“那么，咪咪方便得很，”他说，“只要在自己的名字前再加一个K，就得到了一个丈夫！从‘王’变成了‘匡’①，是不是？”他为自己的笑话得意得大笑起来，然后又转回到自己那桌去重复他的笑话。
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太太，艾德娜。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都到同一个教堂去做礼拜，但他们实际上与匡家或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之所以邀请他们是因为冯·艾德娜是礼拜堂中负责订花的，她常到丁和花店来买花，当然，是给她八折优惠的。
①按西俗，女子出嫁后即与丈夫同姓，王咪咪嫁给匡家的宝宝，即应姓匡，原文“王”为“WANG”，“匡”为“KWANG”，只相差一个字母K。
海伦舅妈与路易和冯·艾德娜坐在同一桌上。为了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合，她特意穿了一件粉红色的缎子旗袍。她那肥胖的身材，被旗袍裹得紧紧的，在下摆处形成褶痕，显出圆鼓鼓的肚子。每当她探身去续水的时候，腋窝处就绷紧了，我真不知道哪条线缝会先脱开来。
她那稀稀拉拉的头发刚刚烫过，或许她以为烫发会使头发显得厚实一些吧。但恰恰相反，她的头发使人觉得像油炸过了头似的，连下面的头皮都露出来了。
我母亲就坐在海伦舅妈的正对面，她穿了一件她自己新做的蓝罩衫──实际上，设计者也是她自己，她跟我说起过，“不必用现成的纸样。”样子非常简单，A字形，加上蓬松的蝙蝠袖，使我母亲瘦削的身材看上去像一面信号旗。
“多漂亮的丝绸呀！”冯·艾德娜对她说。
“是混纺的。”我母亲骄傲地告诉她，“可以用洗衣机洗。”这时，克利奥从她自己的椅子上溜了下来，爬到我母亲的膝盖上，“外一婆，我想用筷子吃。”
我母亲推了一下桌上的大转盘，把筷子伸到开胃冷盘里。“这是海蜇。”我母亲解释道，然后夹了一条在克利奥嘴前晃动着。我见我女儿张开嘴巴，活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我母亲投了一筷海蜇进去。
“瞧，你喜欢吃海蜇！”克利奥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并且笑了。我母亲不禁大声说，“你妈小时候说，海蜇吃起来味道就像橡皮筋。”
“别跟我说这些！”克利奥突然哇的一声尖叫起来，嚼了一半的海蜇皮从她张开的嘴巴里流了出来。
“不哭，不哭，”坐在对面的海伦舅妈忙安慰道，“瞧，这里还有些五香牛肉，要不要？像汉堡包一样，可好吃来，喜欢的话，过来吃。”
克利奥委屈地抽泣着，跑过去夹了一片，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我母亲一言不发，把脸别到一边去。
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被她的记忆和我小时候对橡皮筋类东西的偏爱出卖了。想不到一个孩子竟能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伤害她的母亲。
那天晚上结果比我预想的还要糟，我注意到，宴会从头至尾，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都在有意和对方过不去。她们用中文争论著，肉是否太咸了，鸡是否太老了，“全家福”里荸荠是否放多了，干贝是否放少了。我看到菲力尽可能有礼貌地与我表兄弗兰克聊天。弗兰克一刻不停地抽着烟，这恰恰是菲力最讨厌的。我还看到老家的不是真朋友的朋友们正在向未来的新娘和新郎干杯，尽管他们两年内是肯定要离婚的。我木然地笑着，听着玛丽和社的闲聊，仿佛我们仍然是最要好的朋友似的。
我看到我母亲在很多场合坐在桌边，就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孤独。
我感到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使我们无法分担生活中的许多最重大的事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突然，眼前的一切──桌子上的这些插花、我母亲对我的童年回忆、整个家庭──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是一个骗局，既可悲，又真实。
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姿势、积怨长久的误解，还有这些痛苦的秘密，为什么我们要保留这一切？我简直感到要窒息，我想逃走。
一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是海伦舅妈。
“不会太累吧？”她问道。
我摇摇头。
“那么，来帮我切蛋糕，要不然，我得付饭店一笔额外的小费。”当然，我不知道她又要给我透露什么秘密了。
我们走进厨房，海伦舅妈把一大块蛋糕切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只只纸盘里，她舔掉粘在手上的奶油，把一颗草莓嵌在奶油中间。
“这是旧金山最好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