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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只要多印点钞票好了，”文福说着，露出他那种样样精通的神态，我明白他是要杀杀那官员的威风，“给大家多发点钱不就得了。发得多就花得多，花得多就挣得多。最好是叫外国佬多给点钱。”
家国摇摇头，“馊主意。中国的麻烦一开头就是外国势力造成的，把我们弄得四分五裂，没力量团结起来抗战。”
“所以外国佬得付钱给我们，”文福坚持说，“清除他们造成的垃圾。要他们出足够的钱来打赢这场战争。”
那位官员笑起来了。他把头转向我，朝文福竖起大拇指，“嗯，蒋介石夫人，你丈夫终于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了。很简单，要外国援助。嗨，罗斯福先生，丘吉尔先生，这是我的讨饭碗，给我一亿美元吧。”
我觉得这官员很粗鲁。但我也笑了，只不过出于礼貌。我知道文福不高兴，所以我就尽量激发他的幽默感。我笑着说，“你需要一个大碗。”这可就犯了一个大错。
文福的脸红了。“或许我该给你一个大碗，让你去讨饭，”他生气地说，“怎么样？”大家一下子都静下来了，面面相觑。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忽然，怡苦口里哼着一支歌，摇摇晃晃走过来了。她把自己的手伸在眼前，用她的小嗓子唱着，然后又换了种又粗又高的声音，说了她平时常在学说的那句话。
官员的太太冲上去，摸摸怡苦的额头，“嗨，你的孩子怎么了？
她病了吗？”
这使得文福更生气了。“怡苦！”他吼道，在她手上狠狠打了一巴掌，“停下来！傻丫头，别出声！”
怡苦的身体摇摆得更快了，嘴里唱着这些吼叫。“怡苦！停下来！傻丫头！”我担心地听着。
官员和他的太太赶紧走了，家国和胡兰也回到自己房间打盹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自己几个。文福不断地吼着，说我不配当母亲，没管教好怡苦当个听话的女儿。我感到肚子难受，非常难受，我想这是因为我像那位官员的太太那样，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怡苦的这副样子。
但第二天早上，我的肚子更加难受了。我以为是头一天吃的东西的缘故，于是我对自己说，呵，但愿胡兰不从缅甸人那儿买便宜货。
那些人有许多脏习惯──用他们的粪便做肥料浇瓜果蔬菜，把他们自己身上的病菌，霍乱、痢疾、猩红热都传播开来了。正当我在担心这些病的时候，我发现怡苦也病了。她不哭，整天昏昏欲睡，所以我怎么会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呢？
但当天下午，她就开始拉肚子。到傍晚，还是没停，她不吃饭也不喝水。文福上朋友家打麻将去了。她的眼睛还微微睁着，但好像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我真傻呀！我对胡兰说，“我看得赶紧把她送医院，你说呢？”
我干吗非得问胡兰？我应该马上送怡苦上医院。但我相信胡兰，当时她说，“你得先问问医生，得到他的允许，不能自己跑到医院去。”
我记得医生和文福在同一个地方打麻将，那屋子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要走一刻钟，我拔腿就跑。
我一进屋就走到文福身边悄悄说，“你女儿病了，我们需要医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带她上医院。”
他像没听到我似的，只管自己出牌。医生和文福坐在同一张牌桌上，看看我，问“怎么回事？”我又重复了一遍刚说过的话，告诉他怡苦病得不轻。
“她拉肚子很久，人变得很虚弱，呼吸有点困难，眼睛也由于发高烧而陷进去了。我很怕。”我说。其他男人都停止了聊天。医生站起来了，“我这就去。”
文福跳起来了。“打！接着打！我太太总爱大惊小怪。”他笑着说，“看到一个蚂蚁，她就当作大象，孩子一打喷嚏，她就以为得了肺炎。坐下，坐下，接着打。”
我没有走，医生也站着。“这次是真的，不是大惊小怪。”我平静地说，“她可能会死。”
文福见我竟敢当面顶撞他，大为光火。“她死了我也不管！”他吼道。他坐下，又摸了一张牌。“嗯，她就是想赶在我输光前，把我拉回去。”他说着，发出一阵大笑。
其他男人紧张地笑了笑，然后重新开始打牌。医生也坐下了。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一点儿也没夸大。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死了，我也不管。这是他的原话，那些人全都听到了。我就站在那儿，嘴张得大大的，心里想，他从哪儿得到控制这些人的权力？他凭什么使他们都怕他？
我赶紧跑回家。“没用。”我对胡兰说，“医生不愿去。”
又过了一个钟头，我和胡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打来清水为怡苦洗澡，强迫她喝水。但怡苦什么也不喝，只把头别转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她的小身体开始发抖，然后伸得笔直，接着又发抖。我把她抱起来，下了楼，出了门，跌跌撞撞地摸到黑路上，胡兰跟在我后面。
他们还在那儿玩呀，笑呀，喝呀，抽呀。
“你瞧！你瞧！”我大声喊着我的丈夫，给他看怡苦。这时所有的男人全都停止了玩乐，站起来了。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怡苦的身子在空气中抽搐着，想从我怀中跳出来。医生赶紧向我们走来。
“你这个傻婆娘！”文福连吼带骂，“你干吗不告诉我她病成这个样子了？你算个什么母亲？”
他做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房间里也没一个人出来说，“你撒谎，刚刚一个钟头前，她告诉过你。”医生说，“快，快。谁有车？”
到医院去的路上，文福还是不停地骂我。我不记得他骂我什么了，我根本就没听，我抱着怡苦，把她紧紧贴在怀里。我想让她的身子安静下来，想把她留住，可我知道已经没指望了。
在你要离开我了，”我说，“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我悲痛得快要疯了。
这时我见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打她懂事后，或许这是她第一次这样看我，她的目光那么清澈，好像终于看到了我。
我以为，这只是因为她留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可这时我又看了她一眼。
她的目光清澈，她不哭也不笑，她没把头转过去。她望着我，听我说话。我听人家说过，孩子临死前，他们会好像过完整整一辈子似的。他们理解自己的一生，不管它是如何短促。从她的眼中，我感到她正在告诉我，“这就是我短促的一生，比起长长的一辈子来，它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我认命了，我不怪谁。”
早上，我眼睁睁地看着怡苦死了。文福在听到医生说“没希望了，太晚了”后，就回家去了。但我还在病房里陪着她。
我想起了我做错的所有事情，我没把她保护好，我欺骗了她，说她会过上好日子。我眼看着她从我身边滑走，变得越来越小。我跟她说我对不起她。然后她伸直她那芭蕾舞演员般的脚尖就走了。我没哭，我没有眼泪，没有知觉。
我把她抱起来。我知道我再也不必骗她了。“还是这样好，小宝贝。”我对她说，“你自由了，还是这样好。”
告诉我，要是你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能宽恕吗？
第十六章 大世界
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
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
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