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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要去美国了，干吗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当时，我认定，不把这最后一件事了结，我心里是永远不会舒坦的。
我认为我不是在意气用事。我有证明我被错判的文件，我有签证和电报，证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说我还有一个计划，一个谨慎的计划。事情就这么进行了。
王贝蒂发了个急电给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贵重包裹一个，需您两人签收。请于5月10日下午两点，随带电报和印章到广西路电报局包裹处认领。”
你想这个贪婪的家伙肯放过这个机会吗？两点钟，他果然准时到了，还带着他的新女人，两人急急忙忙冲过排着的长队。我和胡兰、杜阿姨就站在后面的办公室里瞧着。王贝蒂拿着纸条，转身去找包裹的时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柜台上，要他们在回单上签字。
可他刚想签，她猛地把回单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认识你的吗？你不是已经和江雯丽结婚了吗？”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现在不是了。”他说。
“那么，这是你的太太吗？”王贝蒂问，看看站在文福身边那个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这包裹给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和那个人离了。”
“当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说，“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向我们提这个问题？”
这当儿，我冲了出来，杜阿姨和胡兰也跟在后面。“你承认了！”我大吼道，“现在我们有证人了。”这间拥挤的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张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见了鬼。
我把离婚证书递给他签字。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从1941年起就已经离婚，是在昆明办的。他声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声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个签章：我的、胡兰的、杜阿姨的。
“你签这儿。”我说。
那胖女人不高兴见我，我看得出。她说，“你们玩什么花招？”
“不是花招，”我说，“他签不签，我无所谓。我手头有张法院文件，证明我是被错判的。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去美国，做另一个人的妻子了。但没这张纸，你在中国就没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远没有地位。”
电报局里的人全都笑了。这女人气得要命！
“签了，和她一刀两断吧。”她对文福说。他一动不动，一直没跟我说话，一直用他那副丑态盯着我。但随后他笑了，笑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难看。他狂笑着签了字，盖上他的印章。
他摊开双手说，“好了，一切都了断了。”他把纸递回来，然后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个人笑。那女人哼了一声，抓起柜台上的包裹，两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里装的是我早上捡来的干驴粪蛋。
就这样，我终于离了婚。你能怪我一定要这个吗？你能为随后发生的事怪我吗？
他肯定在我们的住处盯了好几个钟头，也许有好几天了，因为他一直等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才敲。我听见有人敲门，我没想到，咳，我真太大意了，我去开了门。他推开门，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枪对准我的脑袋。
他骂我，说我永远也别想逃出他的手掌，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
他看到我收拾好的箱子，就把它扔到房间对面，我的衣服、车票，还有我的重要文件全掉出来了。他从一个长圆筒里抽出一筒卷起来的纸，拉掉上面缠着的丝线。那就是我的离婚证书，就是这东西使他丢尽了脸。他把它撕得粉碎，告诉我，“现在你就跟以前一样，成了婊子了。”
他又捡起一张纸，这是你父亲的电报。他怪腔怪调地念了一遍，也把它撕了，还说吉米的诺言就像空气那样空洞。
然后他发现了我的护照和机票，其中有一张是第二天飞往美国的。我叫了起来。我求他不要撕我的机票。他把机票拿在手上掂掂分量，好像它们是金子似的，“我怎么会撕呢？我要去卖个好价钱。”
我哭了，我求他放我走。他把护照和机票放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拉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拎起来，说，“求我，求我，说你要做我的老婆。”他挥舞着手枪。我身边是那张放着机票的桌子，我这辈子的机会全在那儿了。我面前是手枪，我的生命马上就会离开我。我知道他在撒谎，我要是服从了，他还会把机票拿走，他还会要我的命。
我该怎么办？我软弱，我坚强。我有希望，我有希望。我不能放弃我的希望。于是我求他。
结果，我猜对了，他撤了谎。他说他要把我的机票拿走。他把机票放进了裤子口袋。然后他进了浴室，让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哭。可就在这当儿，我看到了桌上的手枪。我伸出手去，用双手紧紧地把它握住。然后我叫他出来。
他一见我握着枪，眼睛就睁大了；然后他皱皱眉头，嘲笑我，“你不知道怎么开枪。”
“我会学了杀你。”我说。
“我是装装样子的，”他说，“枪里没子弹。我只想吓吓你。”
“既然这样，你怕什么？”我说，还是拿枪对着他，我的心激烈跳动着。我真想杀了他。我不想辩解，也不想监狱，或怎么逃跑，我只想杀了他。要不是胡兰进门把我从着魔状态中唤醒，说不定我已经这么做了。
“哎哟！”她喊起来了，“怎么回事呀？”
“他偷了我的机票。”我说。我没说他强奸了我，但明眼人从我的头发，我的被撕破的衣服，文福正在紧皮带的样子都看得出这一点。
“机票在哪儿？”胡兰问。
“在他的裤袋里。”我说。这时我有了主意，我对文福挥挥枪，“把裤子脱下来给胡兰。”
文福盯着我。我拉开扳机，想对地板开一枪，吓吓他。但没想到枪响得这么快，一下子从我手中滑脱，子弹从文福的头上飞过，打在他身后的墙上。
“你疯了？”他和胡兰两个都叫了起来。
“是的，”我吼道，“脱裤子。”
我又扣动了扳机，这一次打在了地板上。他马上脱下裤子，扔给胡兰。胡兰摸出机票，高高地举起来交给我，一脸得意。
“现在把裤子扔到窗外去。”我对胡兰说。她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也许是怕我朝她开枪，很快走到我身后的窗前，打开窗子，把裤子扔出去了。
“现在找你的脏裤子去吧！”我对文福说。他骂骂咧咧地跑到门外，声称我逃不了他的手心。他一走，胡兰就哈哈大笑起来。
胡兰老跟我讲起那天的事，直到我告诉她不要再提起。我干吗要回忆起来呢？我干吗要听她讲那天发生的事，好像只不过是个有趣的故事似的？
“嘿，”她老是说，“还记得文福想偷你的机票的事吗？还记得你用枪对着他，要他把机票还你吗？但枪走火了，好可怕呀！把他吓个半死。呵，我还能想起他的脸──他几乎是拎着裤子从窗口跳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已经上了飞机。你真运气呀。”
的确。我是运气的。六天后，我和你父亲在一起了。
到了美国，我看到你父亲和我都变了，但我们的心没变，我们的爱情还是一如既往，但他又有了对上帝的爱。他总是讲英语，可我不会。
晚上，他把我抱在怀里，像在上海一样，我们多高兴啊，永远不会分开了。但我经常在梦里哭出声来，“他找到我了，他把我抓住了！”
于是你父亲就说，“宝贝啊，嘘一嘘，不要再想这个了，你现在已经在美国了。”
所以我从来没告诉他，也从来没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九个月后，或许更早些，我有了你。
第二十五章 宝宝的婚礼
我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她说了这么一个严肃的事实，“我怀孕了，我有了你。”
“后来呢？”我说，等她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文福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她说着，找着合适的词句，“现在这人已经死了。”
她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显然很满足。“现在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那么多年来，我以为他会从储藏室里飞出来，或从我的床底下蹦出来。”她的双手做出飞的样子，她腿上的肌肉在跳动，本能的反应还在，“但漂亮贝蒂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瞧？不用担心了，她说，他死了，死在圣诞节。你想得到吗？圣诞节！他死了还在想办法气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开始说。然后，或许是因为我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说什么，我笑了起来，只因为我快哭出来了。
“你这辈子可真够苦啊，”我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你想一直隐瞒住这秘密，不对任何人说吗？”她点点头。“连我在内？”我小声说。
她又点点头。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说着，叹了口气。我心想，那么，真的是这样，这个可怕的男人，这个她恨之入骨的男人，文福，竟然是我的生身父亲。他的血正在我血管里流淌着。我想到这里，打了个寒颤。我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
“冷吗？”她问道，“可以开暖气。”
我摇摇头。我想很快把我自己打量一遍。我一直以为我最像母亲了：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下巴，我的颧骨，我的牙齿，等等，我快三十的时候头上也冒出了几根白发。至于我的身高，我手的长度，这些我以为是像我父亲的──至少，是像那个我以为是我父亲的男人的。
“再说一遍，”最后我说道，“你干吗要瞒住大家？”
她转过头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要是你知道了，”她终于说，“你会明白我这个人多么软弱，你会认为我是个坏母亲。”
“我不会这么想的。”我说。
“你会的，”她坚持说，“我不把我的过去告诉你，你照样以为我是个坏母亲。要是告诉你了，情况就更糟！”
“我从来不以为你是个坏母亲。”我说。
“你是这么想的。”
“我没有。”
“你是这么想的。”
于是我想，我们吵什么呢？她在说些什么呢？然后我忽然想到：
也许她根本就不想告诉我文福是我的父亲。她要瞒我，只是不让我想想她那方面的坏事。
“等一下，你说究竟谁是我的父亲？”
“你父亲？”她反问一句，眨眨眼睛，好像她以前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你爸就是你父亲呀。”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当然，”她很快又加了句，“我决不让这个坏东西说你是他的女儿，他永远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这个。”她的嘴闭得紧紧的，样子很坚决。
现在我更加胡涂了。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重复我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血缘关系、生物遗传、基因、血型、亲子鉴定，不能改变的过去。
我母亲拍拍我的手。“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平静地说，“当然，每个人都是阴阳结合生下来的。阴来自女方，阳来自男方。
你生下来的时候，我想弄清你身上的阳是谁的。我想去看你爸。我说，瞧，她笑起来和吉米一模一样。我想忘了一切。可我心里明白，还有些另外的东西。”
她摸摸我的脸，把一绺散下来的头发给我持到耳朵背后。“你看上去像莫愁，还像怡苦，你看上去又像淡若，特别像淡若。三个人全在你身上了。虽然这些孩子我都没保住，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了。”
母亲进厨房续水去了。我在嗑瓜子。我一向以为，嗑瓜子的乐趣不在于它的味道，而在于不弄破壳把瓜子仁取出来。
“那么说来，你从来就没想到我像文福。”我边想边大声说出来了。
母亲提着热气腾腾的茶壶回来了，“嗯，说实话，也许想到过一次。”
我把瓜子嗑成两半，“怎么说？”
“也许一共想到过两次。”她想了想又说。
我屏住呼吸。她边冲茶边说。
“那是在你爸去世不久，”她说，“你的脾气变得很坏。”
哦，真是太可怕了，我的性格竟然像文福！
母亲对我皱了皱眉头，好像我又回到十四岁那时候。“在葬礼上，”她说，“你不哭，不肯哭。你说爸爸不是你的父亲。哎！我永远不要听这话！”她说话的口气好像不是在回忆，而是同样的心痛病又犯了，“所以我要打你耳光，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又不能告诉你原因。”
“可我不是那个意思，像你想的那样，”我说，“这是因为……
”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母亲温和地说，“现在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像我想的那样。”然后她又皱了皱眉头，“但还有一次！不用找借口了！还记得你想去海滩吗？”
我摇摇头，我真的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像个野人，”她说，“你跺跺脚，冲我大叫大吼，‘海滩！
海滩！’我问自己，这脾气是从哪儿来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文福！”她的脸被痛苦扭曲了。
“我不能骂你，我骂他。你的所有缺点我全算在那个坏男人身上。所以我没有教训你，我让你去了海滩。可随后，你弟弟也一样发脾气。真野呀！他也喊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这次我听明白了，他不是说海滩。这样我就发现了，你和塞缪尔两个都在叫我‘骚货，骚货①’。”
①英语中“海滩”（BEACH）和“骚货”（BITCH）发音相近。
“不！”我说，奇怪我怎么会说那种话，“我没说过。”
“你说了！”母亲说，“你说了，他也说了。”她笑了，证明那么多年来她是对的，“我太高兴了，我不再把这个怪到文福头上去了。这是从你这儿来的──全是你自己的！你以为我拿不出证据？我还知道你经常在说其他脏话，你举起拳头，伸出中指时说的脏话。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脏话，比你用英语说的还难听哩。你以为杜姨婆只是个老太太？谁对她不好──哎哟！──脏话全蹦出来了。去干这个！去干那个！我想葬礼上横幅掉下来压在她身上时，兴许她正在说这话呢。”
于是我母亲和我全都笑起来了。“杜阿姨够坚强的！”她说，“啊，多好的一位老太太啊！啊，我们在一起过得多快活啊！”然后我母亲朝我笑笑，像个中学生似的，我想她和花生在暖房里说悄悄话时，肯定就是这个样的，“或许你该说声对不起。”
“对杜姨婆？为什么？”
“不是对杜姨婆，是对我。为了说那句脏话。”她还是在微笑。
“可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不要找借口。”
“或许我们都该把账算在文福头上。”
“难道去海滩也是文福的错？一切坏事都是他的错？”
我们又笑起来了。我真是昏了头了，我母亲已经在这里给我讲了她的悲剧。我已经知道说不定我身上就有一半文福的基因，可我们还在笑。
于是我想是告诉她的时候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尽可能用平时说话的口气：“或许另外还有些东西要算在那个坏男人的头上。”于是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她。
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母亲知道我的病情后会怎么办：她得知我生了这种病后会心神不定，她会气我没早点告诉她，她会想方设法找理由来找出病根，她会日夜守候为我治疗。
所有这些我都想过，但我错了。事情比我想的更糟，她简直是大发雷霆。
“你干吗要先去找杜？他算什么医生呀，只会看看踢打损伤！你怎么知道他的朋友是最好的医生？你干吗那么相信别人给你介绍的人？你干吗相信他们说没法治疗？你干吗相信他们说的什么‘病情不重’？既然你老是感到乏力，就说明病得不轻！很严重！你丈夫干吗不多为你把点心？”
她的嗓门越来越高。我见她双臂激烈地挥动着，好像在对付一个敌人，一个她看不见，但一心要找到的敌人。她大吼大叫地说我想把一切都瞒住她。我没有办法，只能说，“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文福把这病也传给你了！”她喊道，“都是他引起的呀。还有微波炉呢，我叫你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你去过没有？”
“妈，别说了，”我争辩道，“不是基因遗传问题，也不是微波炉的缘故。就那么回事。不是谁的错，你对此无能为力。”
可这还是无法阻止她，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怎么能这么说呢！‘无能为力！’谁跟你这么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管这病叫什么来着？写下来。明天我去找杜阿姨的草头郎中，我自有办法。”
她从旧抽屉里翻出一支笔，一张纸。
我还想争辩，想告诉她这么做不过是空忙一场。可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想让她停下来。我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也许不能说是解脱，因为痛苦还在那儿。她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