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照秸鞒隽俗约河τ械墓毕住�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往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百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年9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
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次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怔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怔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
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亲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骚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骚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未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三节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一、华侨社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声援。全国抗战开始后，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给华侨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使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更讲实效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进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授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