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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柬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作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决定暂随方、吉二部出山，再图甫下冀中。
于是将其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指战员们不顾危险奋勇迸击，于9月中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城，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蒋军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晨报》1933年10月17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42期，1933年10月23日。＇
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蒋日的压迫和联合进攻，是同盟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错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但其将近半年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卖国行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对尔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福建事变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1933年冬，以第19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19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往福建去同工农红军作战。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政策，日益不满。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苏区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第19路军将领受到触动。9月22日，第19路军派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到苏区与红军联系。彭德怀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其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
10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填翔等酝酿在福建起事的计划。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同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下辖第19路军总指挥部的5个军和两个空军大队及其他部队。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
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更为阴险的是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19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等跟随蔡廷锴多年的将领，相继叛变，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接连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蔡廷锴等人失败后，到香港继续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参加抗日反蒋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一节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北平、天津），面积1018947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16132000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约占全国人口1/6。＇《华北享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3页。＇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有较多的工矿企业，纺织厂占全国1/5，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日本僵略华北的旱期策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3年多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酝酿制定其对华北的侵略政策。
早在1931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芜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关内的作战，其占领范围“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陆军部于1931年11月16日起草《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指导方针第一条要求“确实占领北满……。此外，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22页。＇ 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起进攻。参谋部同时设计，在对华全面战争之时，将从四个方面对华作战，即：第一，满洲方面，第二，华北和山东方面，第三，长江方面，第四，福建方面。此时，日军以攻占东北为第一要务，未敢旁骛。
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将所谓“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并列提出，该案供认，日本此时最需要的是巩固东北的占领，要使列国消除对日本“对于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页。＇ 以避免列强实行干涉。在这里，对华北的侵略计划包含于“中国本部”之中，尚未单独分立。此后，日本就迅速加快了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