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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4）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担负起抗日的领导责任，必须造就大批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
毛泽东提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应抗日战争的情况，应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对日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主要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应当由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转变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说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党的工作转变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白区代表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推动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红军的抗战准备，对进一步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胜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后，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认识，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利用比较稳定的时机，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并首先在抗日红军大学进行演讲。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那种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仅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杰出的哲学著作，亲自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思想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两论”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
《实践论》和《矛盾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正确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前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涌现出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领袖。但是，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来说，却远远不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也及时提出：
“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子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5页。＇
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卷第4期，第35页。＇
据此，中国共产党除加强干部的在职教育外，付出极大精力，创办学校，培养训练干部。
1。创办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于江西瑞金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与干部同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编入中央军委第3纵队。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抵瓦窑堡，学校恢复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1935年12月初开始招生，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2月，党校学员和部分教员随主力红军东征，学校暂停招生。5月继续招生。
1936年6月，党校迁至保安，设1个高级班和8个普通班。还增加了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统战工作的干部。同年10月，党校迁到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校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5月，罗迈（李维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学校按学员的学习重点，分别编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班、老干部班、少数民族班、白区学运干部班、抗大转学干部班等13个班。
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
2。“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抗大”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红军大学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干部团部分教职学员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建立了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为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4卷第14期。＇
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063人，共分三个科。一科主要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干部，三科为班、排干部和部分红军老战士。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并亲自授课。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由保安迁至延安，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人亲临学校演讲和授课。
“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到1937年7月初，“抗大”共培训了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干部上的初步准备。
自从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4万余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遭到破坏的领导机关陆续开始恢复和建立。
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后，即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打通抗日路线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准名了力量。
为加强红军的对日抗战准备工作，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在《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任务是：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抓紧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一）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特别是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改名以及停止土地革命等政策措施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产生若干松懈麻痹情绪，忘记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了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都不利于党和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使红军的广大指战员认清国内和平实现后抗日的新形势，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自觉地为实现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工农红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的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
在教育中，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等文件，针对一些同志所产生的疑虑，着重解决：
革命根据地改名为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在共产党手里；
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而且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们力量的机会；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分过的土地并不收回给地主；
在新形势下，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及传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聚的核心；
在和平统一后，红军的任务更繁重，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
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了组织干部讨论会、开展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为使教育进一步深入，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并对部队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健全了党的生活，严格了组织纪律。
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