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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叫做立体反恐，所谓立体反恐，不单是指在军事上对恐怖组织加以重拳出击，它实际上还包括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政治领域，技术领域等等各方面。所谓的立体它也是有几层含义了，第一层是联合国为主，联合国主导的反恐。那么各位可能也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呢，到9·11之前，以联合国主导共签署了12个单项的反恐国际条约，包括反劫机的、反劫船的等等。9·11以后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373号决议》、《1390号决议》，联合国组织的反恐，得到了基本上所有会员国的同意和支持。
另外，在很多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上，反恐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美之间、美欧之间、俄美之间、中俄之间，他们的很多交往里面都有反恐合作的内容，包括技术合作，包括情报分享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边合作。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打击三股恶势力，一股叫做民族分裂主义，一股叫做宗教极端主义，一股叫做国际恐怖主义，在上海合作组织这么一个框架之内，去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搞了多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我想这个立体的合作，对恐怖集团所产生的震慑效应是比较大的，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巴联军，美国的部队和巴基斯坦的军队，在巴基斯坦的边境部落地区，南瓦济利斯坦地区开展了清缴基地和塔利班残余的活动，所以这些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压力，对恐怖分子产生的震慑作用是不小的。
国际反恐尽管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它迟滞的一方面。首先它出现在各国对恐怖主义定义上的不一样，据我们院的专家分析统计，全世界一共有160多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这里面方方面面，有的是双重标准，你可以把这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但是某一个国家却否定它，所以这些构成了当前国际反恐合作迟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谁反恐，谁来主导反恐，是联合国主导反恐，还是由某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出于他本身的国家利益来主持反恐，这个也是有争论的。第三个问题到底是以权为公，还是以权谋私，打恐、反恐里面也有谋私的一方面。有些国家借着反恐的旗号，占领了很多战略要地，刚才我讲到欧亚大陆更高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中亚这一带，在南亚这一带，在9·11以前有一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是没有展开的，但在9·11以后，这些国家打造的反恐阵地和传统的地缘战略的要地，它是相重叠的，所以这里面反映出了大国之间明着是反恐的，但实际上暗中还有一种战略较量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当前在国际问题里面的一个热点和焦点。
那么从9·11到3·11，我想各国在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本身也是加紧了对本国内部的防范。内部防范从危机管理的专业角度来看，它无非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未雨绸缪，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加强这方面的防范。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反恐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等等，他们在这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
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去年韩国大邱发生了地铁纵火案，另外一个是莫斯科的地铁发生了恐怖袭击的案件，但是从我们专家的分析来看，韩国的大邱地铁纵火，尽管不是恐怖主义所为，但是由于事先的反恐教育，危机的管理意识国民不到位，另外很多硬件设施也不到位，所以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但莫斯科的地铁，尽管是恐怖分子所为，但是由于俄罗斯从血的教训里面取得了经验，火车地铁的司机也好，乘务人员也好，快速反应部队也好，包括乘客自己的自救能力、意识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当莫斯科恐怖事件发生以后，伤亡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大家可能看电视知道，前两天在莫斯科的地铁，又发现了炸药，发现炸药的是一位乘客，因为他对危机管理意识，对反恐意识神经比较敏锐，他发现座椅底下有一个可疑包裹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这是不是炸药，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危机意识的教育加强，反恐教育的加强，这是一个国家危机管理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在这方面从专业角度上来讲，还有就是情报的搜集，情报信息的搜集，俄罗斯在车臣地区，格罗兹尼、奥赛梯等地区，包括莫斯科的红场地铁出现过很多的爆炸，恐怖爆炸，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不灵，这是一个值得汲取的教训，那么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未雨绸缪。危机管理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快速反应。快速反应它包括军队、警察、医务、消防、媒体等各个方面的部门，套用我们中国的俗语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量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情掌握在可控的范围里面，从9·11到现在，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从法律上赋予军队反恐的职能，赋予军队恢复秩序的职能，另外一方面组建特种兵部队，组建反恐的专业队伍等等。另外一方面加强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美国在9·11事件以后，我们从专业的危机管理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美国人这方面的经验是比较成熟，是比较老道的。
危机管理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叫做事后管理，用中国的俗语来讲叫“亡羊补牢”。从事件的发生里面寻取经验，制定措施，提出建议，为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做出研究上的推动。我想整个的危机管理，如果这三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如果能够做到位的话，这个国家基本上，它在社会治安、社会稳定、防范恐怖袭击方面，对它来讲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我自己讲这个恐怖问题，研究这个反恐怖问题，研究这个危机管理问题，总的感到从9·11到现在，实际上各国的反恐警报是常拉不断的。另外一方面各国同时也在加强对国民的危机管理的教育，加强对国民的反恐怖意识的教育，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得细、做到位的话，我们的安全系数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今天呢我想首先介绍这么一点情况。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提问。
王鲁湘：谢谢陆先生给我们的演讲，我想现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我先跟陆先生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国际上对于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有不同的定义，达到160余种之多，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双重标准，我刚才也听您说到，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国家合作内容的中间，要打击三股势力，一股叫做极端宗教主义，一股叫做民族分裂主义，一股叫做国际恐怖主义，那么在我现在看起来，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的恐怖活动中间，似乎这三股势力实际上是合流的，我们所说的这三股势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也是对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的一个定义呢？
陆忠伟：你这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我想上海合作组织，它本身的成立起源于解决双方之间的边界争端，当边界问题解决以后就意识到，或者说各国都面临到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就赋予了这个组织新的内涵，注入了它新的活力。关于这三股势力之间的互相关联呢，我想第一可能是民族分裂组织利用了宗教极端主义，同时使用了暴力的手段，这个分别地来讲，就构成了这三股势力它本身的特征。那么实际上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比方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前，面临塔利班的基地组织的威胁，那么我们最近也分析到，实际上这几股势力在里面合流的，比方说我们感到所谓的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有阿富汗的车臣人，有阿富汗的欧洲人等等，实际上他们都是，首先为了宗教上的一个目标，极端的宗教主义目标走到一起，而参与了这个组织，又使用了暴力的手段，那么从现在来看，打击了这三股势力是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任务。
王鲁湘：我们可以说实际上恐怖主义活动，和一般所说的这种恐怖活动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诉求。那么我们知道政治诉求中间，一定要争取很多人的同情，和很多人对它的政策和主张的一种拥护，但是国际恐怖主义恰恰采取了相反的这种战略，他是以大规模的、大量的针对平民进行杀伤，来吸引全球对他们的关注，或者吸引这种眼球，这种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绝望的一种心理的表现，您觉得这样一种，走到这种绝望的地步，这个其中有没有某些就是我们撇出他的手段的残忍性以外，这个其中的诉求中间有没有合理的东西和正义的东西呢？
陆忠伟：9·11以后，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种说法，有人说是口号，叫做“三反”运动，所谓三反运动就是指反恐怖，反扩散，反萧条。那么我想反恐怖、反扩散大家都好理解，反萧条呢就是指当时的时代，2001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很不景气的，当时的情况日本在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以后，没有出现反弹的迹象，而美国在持续了十年的经济繁荣之后受到了9·11的打击，当时我想如果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头号和第二号的经济大国出现了问题，他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这个大国之间，应该提出反萧条的这么一个任务，这是一种说法叫三反。
但有的时候呢，我也谈“四反”运动，这第四反可能就是能回答主持人你的问题，我说还包括反贫困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解决，或者说部分地回答恐怖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反贫困这个提法说了以后呢，大多数人是赞成的，但是像包括美国的一些非常有名的政要他是不同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本·拉登他是富豪，他不是贫民，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他富豪是利用了贫困的这么一种人群，他就产生了恐怖主义所谓绝望的这么一种心态。那么我就提出来“反贫困”这个四反，从现在来看，大多数的人都是认为恐怖主义不仅要去消灭它，但是同时还要去铲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里面实际上根源也不仅是贫穷一种方面，它包括地区秩序的不公，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或者说民族矛盾冲突的激化等等。
那么在分析这个从19世纪末到现在的恐怖主义形成的这里面，我一直讲三个要素：一个要素是讲条件，就是恐怖主义所产生的一个气侯；第二个是讲土壤，就是当时产生这些恐怖组织、恐怖活动的土壤；第三个就是讲种子，是哪一种人容易变为心态绝望，而转到恐怖组织那一方去。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9世纪末有19世纪末的气侯，20世纪的60年代有当时的气侯，那么现阶段的气侯，很多人都讲到了一个方面，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那么反全球化的那些人群、组合、团体里头实际上跟这个恐怖组织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王鲁湘：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一句话叫做“东方无战事，祸水往西流”。那么现在国际上到处爆炸事实不断，好像我们中国这一边，东方这一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相安无事，也有一点让人想起好像“东方无恐事，祸水往西流”的这种感觉，那么你觉得我们中国的反恐局势严峻吗或者有没有反恐局势？
陆忠伟：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跟你上一个提问是有关联的，我刚才也没有来得及回答。关于恐怖活动活跃，或者说有些人产生绝望心理，它里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有一个叫矛盾激化的因素，我们以前讲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这个族际冲突、宗教歧见、利害冲突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可以在内部通过法律，通过其它的一种手段加以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引诱，没有外部力量的施加影响，那么这些因素它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外部去诱导它了，去影响它，这就变成了“人民外部的矛盾”。那么为什么讲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中国之所以现在的恐怖活动不是那么猖獗，这就是中国的政府，对这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是比较注意的。我们一直讲关心弱势群体，构筑社会的爱心网络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我们中国人也讲，对恐怖活动也好，对犯罪也好，我们都讲一个综合治理，而他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综合治理，所以我想中国人的“医术”，反映在他的施政方面，对防止或者预防恐怖活动的猖獗（管用）。
王鲁湘：辩证施政。
陆忠伟：他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能讲中国已经太平无事啦，我们说居安思危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实际上中国的周边有很多恐怖活动的高发地带，从大的方面来看，高加索、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这是一条恐怖活动高发的弧形地带。从中国的周边来讲，有三个恐怖活动的据点，一个是克什米尔，中国和克什米尔边界线很长，中国边境的外面就是有很多重兵把守，经常发生恐怖活动的地方。第二个是阿富汗，我想美巴联军侵剿部落地区，实际上那个地区呢，边境地区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是很弱的，恐怖分子有可能在那儿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一个地区，那个地区和中国的南疆是正面相对的。大家可能也熟悉，中国古代传说的汉血马就是产生于这个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还生产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政治土匪”，按照乌兹别克斯坦语来讲叫“马斯巴奇”，三五成群的政治土匪，最近或者联想再往前说十几年，整个中亚地区的动荡，它的策源地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从中国的周边来看，中国所面临的恐怖袭击的风险还是不能轻视的，所以我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把恐怖问题，防御在国门之外，国内加强综合治理。
王鲁湘：好，下面请同学们向陆先生提问。
观 众：陆先生您好，从9·11到3·11，我们都可以看到恐怖主义的活动对象，恐怖主义的伤害对象，已经开始转向平民，已经开始平民化，而中国北大、清华的爆炸事件也向我们证明，恐怖主义事件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身边，那请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起像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是像英国军情五处，这样的反恐机制，或是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谢谢。
陆忠伟：从9·11到3·11确实恐怖主义滥杀无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它也促进了各国在反恐政策上的落实。我想这是第一个应该讲的。第二个就是中国实际上从9·11开始，我想已经赋予了军队反恐怖的职能，去年实际上在中国的西北，已经举行了全军的反恐大演习，我也很有幸被邀请到那次演习去做恐怖问题的演讲，同时大家是不是还注意到，去年年末的时候，中国举行了代号为“长城2003”的反恐演习。此外像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有地铁的城市，也进行了关于反恐和危机管理的演习，这是第二个回答。关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建立类似美国的CIA，或者英国的情报局的这个机制，我想各个国家作为它的政权机器的一部分都有他的情报部门，这是第一个。不仅是9·11之后，9·11以前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那么在9·11之后，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所谓的情报部门，它开始把反恐作为一个重要的业务内容，我想美国是如此，英国是如此。其它国家也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日本最近组建了反恐特殊部队，修改了反恐的法律等等，但是有一个方面也是需要大家认识到的，反恐它在某些方面较之与刑事犯罪还是不一样，北大的这个案件犯罪，包括石家庄的靳如超连环爆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是算恐怖活动，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刑事犯罪，比较恶性的刑事犯罪，因为我和有些专家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讲这可能属于刑事犯罪，还不能算是恐怖活动。
王鲁湘：好，那位同学。
观 众：陆老师您好，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想就国际反恐的主导权的问题，向您请教一下。现在有两种观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