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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已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生活的重负，心情的郁闷，天性的压抑，情感的孤独，都会提前并加速她们的衰老，也许三四十岁时，便已皱纹满面、白发斑斑，甚至目光呆滞、言语木讷，毫无魅力可言了。
寡妇是“贞烈女”中的大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贞烈女”，也基本上是“无性化”的，与前述“弱女子”相类。不过，弱女子们的无性，主要是别人不把她们当人；贞烈女们的无性，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何况，贞烈女们虽然有“烈”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也仍然不过只是“弱女子”。
漂亮性感有魅力的女人是“淫毒妇”，刚烈正派守身如玉的“贞烈妇”又没有或不敢有女人味，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充满魅力，又刚烈勇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的女人吗？有，但为数很少。
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经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障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种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修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曾说过誓”要嫁自己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戳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
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谭记儿是一个寡妇，后来改嫁青年官员白士中，过上了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权贵杨衙内为了霸占她，竟向皇帝诬告白士中，骗得势剑金牌，要来行凶作恶。谭记儿为了保卫自己的丈夫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便挺身而出，于中秋之夜，乔装成渔妇，来到望江亭，利用杨衙内贪杯好色的特点，以切脍献新为名，巧语周旋，煮鱼劝酒，赚取了势剑金牌，挫败了杨的阴谋诡计，让那奸贼“满船空载月明归”。
赵盼儿和谭记儿，是这类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们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再嫁寡妇，社会地位都不高，但她们的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卑下，她们的见识也并不因此而短浅。她们的胆量、智慧、镇静自如和处变不惊，甚至让男人也自愧不如。在得知了杨衙内的阴谋后，白士中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而谭记儿却一改往日的娇羞温柔，果敢地说：“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迫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看，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真是何等气魄，何等胆略！
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我最欣赏的便是这一类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既有男儿胆又有女人味的人物，尽管她们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往往很卑贱。她们多半是妓女，或婢女，或再嫁寡妇，或被掳良人，有的失身，有的失节，有的失去自由，但我以为，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的“贞烈女”。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等等。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里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脾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
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妇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
此外，如赵盼儿的“拔刀相助”，谭记儿的“挺身抗敌”，罗梅英的“振我妻纲”，均可谓之“烈”。罗梅英的故事始见于刘向的《烈女传》，后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又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秋胡戏妻》。罗梅英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为了婚后夫妻恩爱，她不愿拣取个财主，却宁可嫁给贫穷的秋胡。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贤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做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也不是封建礼义，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
应该说，这类形象，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女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四）嗲妹妹与假小子
历史转眼就到了现当代。
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a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如沙嗲味方便面），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要之，“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
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什么是“嗲”，或者说什么人才“嗲”。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爆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决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e”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和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档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
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