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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彼得拉斯撰文分析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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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斯撰文分析中国开放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金融市场出现深刻变革，为其向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虽然暗藏风险，自由化的进展在中国循序渐进，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加大了市场和国际金融的脆弱性，并使中国金融部门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如对经济政策失去控制、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盲目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带来了风险、投资咨询公司和大型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等。中国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继续西方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还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新的挑战恰恰就源自中国经济的成功。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国从资本进口国转为资本输出国，易变的证券市场和海外风险投资既可以带来巨大收益，也可以造成严重损失，引发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并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诸多严重后果。 【本刊讯】西班牙《起义报》9月27日刊登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高增长率与自由化的高风险，唯一选择？》，全文如下： 近年来，中国加速向经济超级大国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其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深刻变革为它向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伴随强劲增长、大规模的金融投机和对外扩张而来的是各种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会破坏中国的持续增长和政治稳定。 经济和金融快速增长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持续增长，出口、手工制造业和经济其他部门每年都在以两位数上涨。各国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3万亿人民币的个人存款总额，以及富翁阶层的迅速发展壮大。此外，虽然2007年夏季欧洲和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截至7月中国的贸易顺差仍旧创下了244亿美元的纪录。尽管石油进口量在增长，对出口商的补贴在减少，利率也在上调，但中国的出口依然增长34％。预计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将接近11％（2007年7月《金融时报》），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增长。 正当美国的政治家、专家和工会组织继续诋毁着中国的低工资政策所带来的优势和不公平贸易时，中国正在向着建立在对研发机构的大规模长期投资，以及对外投资基础上的新发展阶段迈进。今年上半年中国通过新的公司上市筹措的资金超过520亿美元，中国大陆因此将成为今年全球股票上市的主要中心（《金融时报》7月5日）。随着中国个人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海外股票和债券市场，会有超过1。3万亿美元的私人存款流出中国（《金融时报》8月28日）。包括香港证券市场在内的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如今已超过日本。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与世界接轨， 中国的跨国企业和投资者已经准备好向由美国和欧盟掌控的原材料市场提出挑战。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企业将与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争夺商务飞机生产市场。美国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尽管如此，美国的中国商品进口额还是从2004年的5120亿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7920亿美元，并有可能在2007年至2008年增长至1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技术投资大国，2006年中国用于这方面的投资为1340亿美元，占GDP总量的4。9％，大大超过美国。 中国在宏观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以及它在缩小与欧美传统大国之间差距方面展现出的能力已经引起了一些敌视和焦虑情绪，并产生了一些旨在破坏其优势的想法。西方国家和日本也同样遭到过对其环境保护、商品安全和工会权益方面的抱怨，甚至更为严重。在提出这些抱怨的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试图阻止中国作为超级经济大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一些疑问目前尚未受到外部批评家的关注。 新的挑战恰恰就源自中国经济的成功，这是因为中国已从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经济上升为具备中高水平生产和服务能力的经济体，也是因为中国摆脱了加工厂和工业生产高度依赖于完全建立在自主技术基础上的手工制造业地位，资质较低的剩余劳动力已开始变得无用武之地。 随着中国贸易的多样化，它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并与俄罗斯、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经济更加融合；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国从资本进口国转为资本输出国，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风险。易变的证券市场和在海外的风险投资既可以带来巨大收益，也可以造成严重损失，并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诸多严重后果。这些风险将随着中国政府自由化计划的加快而增加，并逐渐波及经济其他部门。 中国金融自由化和美国对外经济战略 毋庸置疑，开始于70年代的中国自由化政策的迅猛发展是政府高层作出的内部政治决策的产物。然而，一些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都施加了压力，尤其是从80年代开始。近25年来，美国的政策通过逼迫、施压、威胁和强制等手段已使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和结构出现了缓慢积累的变化。 美国政策的目的及其取得的成果和失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中国长期、大规模开放投资；2。更加广泛地减少对贸易交流的障碍；3。签署各项有关专利和许可证的协议，并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4。限制中国对美国最赢利经济部门的投资；5。执行劳动法，提高工资和生产成本；6。借助一些与人权相关的问题，努力限制中国经济向非洲（苏丹）、东南亚和海湾地区国家扩张； 7。持续施加压力，以便消除美国资本进入中国金融、银行、储蓄、借贷和投资市场的壁垒。 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是华盛顿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实际上，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索赔和起诉的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纵观美国的金融战略，第一步是获得中国对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这样就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次级部门抢占了滩头阵地。这一措施伴随着美国私人投资资金获得投资的更大自由化。第二步是把美国的金融巨人引入到中国巨大的内部存款渠道（公共和个人），让其投资于本地的手工制造业、商业、技术和金融部门，从而控制中国各战略经济部门。最后，通过企业并购一旦获得了对中国经济施加金融压力的能力，就直接对政府施压，以便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金融部门主导美国经济，并最具政治影响力。因此，对高盛公司前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为何能变身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决策人物这一点丝毫不用奇怪。保尔森的战术主要表现为，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制造商和政客手中的谈判工具，以便让中国在开放金融和银行部门的谈判中为美国可能的渗透和控制作出让步。如今，主要的金融公司、银行及其外围服务已经取代了制造商成为受控于美国统治阶层的工具。保尔森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华尔街有关，此人已经表现出对力争中国金融市场更大自由化的热衷，无论是在他担任高盛公司总裁期间，还是在其作为美国经济政策“沙皇”的时代。华尔街也好，制定美国经济政策的人也罢，他们都一致认为美国的经济政策目的就是争取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通过直接的制度介入，以及对中国海外投资资金的管理施以间接影响，进入并控制中国的外汇储备、储蓄和投资资本领域。 金融市场自由化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是，自由化的空想家已经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是循序渐进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诸多负面结果，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贷危机并没有说服中国的自由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对危机免疫。恰恰是因为对资本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外国金融资本的限制和禁止投机资金的进入，中国在前几场金融危机中都没有受到影响。虽然国家对金融采取了有益的控制，但中国的一些自由论者还是推崇金融自由化，其理由如下：1。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2。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3。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在1。3万亿美元的储备中，只有2000亿美元用于股票投资；4。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5。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这些对实现金融部门自由化的有力证据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决策层。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对其证券市场的进入渠道。2007年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目前，中国顶住了美国要求取消对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限制的压力。但是，考虑到欧美企业在中国数量的增多，专家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彻底取消这些限制。 中国政府已经对企业以外国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形式进行海外扩张、并购和投资放开了绿灯，并开放合资证券市场，取消配额，同时允许股票价格和利率按照市场规律制定。2006年，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瑞士银行进入中国投资银行领域，并从200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迅猛增长中获益。 中国取消了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私人企业的限制，使得外国资本进入到一些关键领域。2007年头5个月，外国银行的收益已经增长了40亿美元。 西方和日本的资本正在通过分两步走的自由化进程进入中国市场。第一步，国家使能源、通讯、手工制造和银行业实现私有化。第二步，通过直接发售股票，在进入海外证券市场的时候把股票卖给投资者。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美国大银行和投资咨询集团在组织股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获取巨额佣金。美林公司和高盛公司等主要投资银行已经准备好通过向中国私人金融领域提供帮助来获取可观的佣金。中国私人投资的迅速增长为西方金融资本提供了一条重要道路，特别是那些投资银行。大型国有企业一旦决定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市，那么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势必从中获取大量手续费。 自由化的风险 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加大了市场和国际金融的脆弱性。在中国国内，近两年来股票价格增长200％，却没有给企业带来同等收益，自由化已经引起了愈发严重的投机泡沫。价格收益比率已高出合理比率的4倍。这个泡沫迟早会破裂，大批小投资者将失去他们的存款，还有可能以抗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外国金融投资者的逐步定量开放会产生累积的质变。随着对外国投资者的固定费率变得愈发具有灵活性，极有可能使得外国资本数额通过中介或借壳的方式增多，直至占据主要地位。即便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当前的自由化政策加大，并逐渐拓展到其他部门，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问题在于外国金融资本具备资金、组织和对市场的指挥能力。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也遇到类似风险。一个月时间里，欧美投资银行和审计的决策已经让中国投资公司（CIC）在其第一笔海外交易中损失了4亿美元。百仕通集团（前译“黑石集团”）以每股31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公司公开销售股票，募集到30亿美元。随后，百仕通集团两大股东史蒂夫施瓦茨曼和彼得彼得森卖掉了持有的股票，获得5亿多美元的收益。随着他们出售股票，百仕通集团的股值下跌至25美元，中国政府为这笔在他们看来属于合法，实为百仕通集团高层操控的交易买了单。中国在持有外国股份的短暂道路上损失了22％的资金。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在资本进入和流出的整个自由化过程中，中国工业增长的大厦也在承担着风险。当中国金融资本利用出口顺差带来的大笔资金进行投机交易和获得金融风险工具的时候，数千万人要面临经济失去稳定的后果。与此同时，更多的被排除在封闭的金融圈以外的人则继续承担着低工资、高教育成本和私有化的医疗卫生体系等后果。当中国的中高阶层可以自由决定资金在证券市场的流向，随意赚取或损失金钱，或是把存款纳入境外银行业务的时候，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大部分普通劳动者和农民还要承担不合理的市场投机行为带来的变化无常的后果。 更大自由化的另一种选择 实现中国金融部门自由化正是美国经济“沙皇”亨利保尔森的战略目标。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美国各金融集团进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是财政部最明显的企图之一，由此引发了对美国工业触及中国13亿消费人口的指责。”美国一些著名金融分析家也同意这一观点。美国金融服务论坛的罗伯特尼科尔斯强调：“保尔森已经把金融服务列入了美国与中国经济事务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如前所述，保尔森在争取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中国取消了对新的外国公司投资金融市场的障碍，并把投资额度提高到300亿美元。 此外，为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从而为西方保险业进入中国蕴含巨大利益的个人保险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对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日渐开放之后，在国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中国的金融部门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对经济政策失去控制；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盲目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带来了风险；投资咨询公司和大型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 中国在投资优质股中的损失所带来的风险在目前这场由销售高风险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这场危机已经延伸至被认为安全的抵押贷款市场和其他证券市场。 随着欧美金融部门与中国银行的合作，它们将有可能使用各种办法对中国同行施加影响力，包括向地方和国家官员行贿和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拓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债券和存款等领域的途径。 与失去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并承担巨大投资损失所带来的风险相反的是，在其国内金融市场，中国具有巨大的低风险投资机遇，这将加快中国经济长期、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每年，中国都要因为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变化而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向资本主义过渡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私有化，数亿农民和城市农村移民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投资500亿美元，在农村地区实行包括专业医生和技术护理，以及提供低成本药品和基础医疗技术等在内的免费公共医疗计划，将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和消费支出，缩小贸易顺差带来的麻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此外，还将有助于减少女婴被杀犯罪案件的数量。 中国对国外市场和对海外投资的依赖也是其国内市场呈现脆弱趋势的结果。 之所以造成国内市场的疲软，是因为工资水平，以及普通劳动者和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国内市场在消费商品方面表现出的疲软态势也是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都集中在10％的少数人手中的结果。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各国中社会不公现象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了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调整最低工资水平、限制工作时间和制定劳动安全法将有助于提高目前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之外的数亿消费者的购买力，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购物。增加对工资的投入将减少收益、削弱精英阶层的强大购买力和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此外，还能缩小贸易顺差，减少海外风险投资。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继续自由化就会带来更多的海外风险投资，失去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社会的不安情绪。 旨在把投资引向国内市场，重建教育和卫生医疗体系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元素。 增加人民收入和外国及本国企业的税收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公现象，控制奢侈品进口。同时，削弱国家掌权阶层和私人的实力，从而避免外国企业通过合资方式控制中国的经济战略部门。 关于通过公共和私人投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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