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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红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同时红薯的种植，反过来又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小麦与水稻的土地。马铃薯是一种喜冷凉的植物，能落地生根，对环境要求不高，凉爽湿润即可，非常适合寒冷的高海拔山区，产量极高，可达到谷物的二至四倍。随着这些农作物在我国的引入及渐渐推广，过去相当大部分因无法种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的丘陵和山地被充分利用了起来。新的农作物的引入，不仅开发出了大量过去无法耕种的荒地，并且这些新的作物还可以与原有的小麦，水稻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不仅丰富了中国原有耕作制度的内容，而且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同时，混种和间隔种植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此外，这种耕作方法还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所以有人说，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农作物的功劳，而这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引入中国的，只不过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以及信息交流的困难，再加上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大大延缓了这些新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待到康乾时期，凑巧赶上了这些新作物的普及而已。实际上，在整个满清统治时期，除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以外，自始至终奉行的都是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这一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不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
工商业受到政府的极力遏制，
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着增加了，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康乾盛世”。事实上，
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在这个所谓的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当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新作物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人口再一次进入缓慢增长期。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二千万，而到一九四九新中国成立时，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人口也不过发展到五亿四千万。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从那时起，四万万同胞就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新中国建立之初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我国基本国情，成为开展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展了第一次普选，而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普选使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普查结果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四万，这个数字刷新了多年来沿用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这个估算的数字。根据普查数据，最终确定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数量为五亿四千一百六十七万。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新的发展点。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人口突然开始了爆炸式的增长，人口增长曲线突然变得比过去任何“盛世”时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开国时的五亿四千万迅速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万，二十九年间增加了四亿二千万，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由于这一增长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所以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之为“毛泽东阶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次的人口增长，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在面临西方世界严厉封锁，中国连续进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恶劣环境下出现的，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有效地进行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无疑将更加惊人。就世界范围来说，这一时期在工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同期整个世界的人口在中国的拉动下也才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由于“毛泽东阶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现在则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预计到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五点三三。当然，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中国的人口越少越好，人口越少，自己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会越多，所以中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不是毛泽东的功绩，而是毛泽东的罪责，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增加了，这些新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有限的资源，从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光明日报》发表的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该作者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其实，朱相远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总共只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即使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真的“误增”了三亿人口，那么承担抚育这些“误增”人口负担的，主要也还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这些“误增”的人口从整体上说还未长大成人，按照中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就是：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生活的改善。当然，这些“误增”人口影响的只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要将这些“误增”人口抚养成人，“就会多用钱，多用粮”，还需要进行教育等其它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恰恰在这些“误增”人口由负担和包袱转化为新的经济力，从而可以加速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人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抚育和培养之后，这些“误增”的人口已经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骨干领军人物，是他们撑起了共和国的天空。说起来，我们更应该的是感谢毛泽东，而不是对毛泽东横加指责。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新增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人口总抚养比持续增长，到一九八二年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毛泽东时代出生人口的不断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到二〇〇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幅度约为百分之四十，年均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翟振武教授的测算，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共节约抚养费约十七万亿元。这个人口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主要还是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只不过当收获这些人口红利的时候，毛泽东已离开了人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然是前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前人不是心存感激，而是动辄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点，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
实际上，毛泽东在一生中为子孙后代做了太多的事情。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历经百年战患，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国家民族贫困到了极点。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无数次的侵略和欺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没有招惹其它的国家，然而列强们却一次次地打上门来，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凌，被逼迫着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解放战争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屿，约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大规模的土改还未来得及全面铺开，匪患活动猖獗，水旱灾害频繁，人民饥寒交迫……不甘心自己失败命运的蒋介石，不仅席卷了一切可以带走的财富，摧毁了一切可以摧毁的设施，而且预先安排布置了大批的潜伏特务，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尚未健全，已经建立的也还未巩固……经济方面，城乡贸易断绝，许多任务厂停工，本来就不发达的铁路交通约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上海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区人民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煤只够烧七天。一九四九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国内连续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以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为一百，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已经达到二千零九十八，上涨了约二十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这个曾经是饿殍遍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绝大多数人口为根本不识字的文盲的“东亚病夫”，这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以致于把煤油叫洋油，铁钉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肥皂叫洋碱，缝衣针叫洋针，机织布叫洋布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严密封锁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形象的描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二十二年之后，当毛泽东告别人世的时候，中国除了拥有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这些尖端战略威慑力量以外，中国大地上奔跑的有驰誉世界的红旗牌高级轿车、解放牌汽车，天上飞的是自主制造的各种喷气式飞机，太空有围绕地球运转的各类人造地球卫星，海上游弋的有万吨远洋巨轮、核潜艇，工业上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并且率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信息技术方面，一九七五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一〇二四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八千八百二十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农业方面，建起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培育成功并推广了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品种。以北京为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周边是没有一座水库的，北京人喝的几乎都是“苦井水”，解放以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北京在周边建起了八十四座水库。北京建造的最后一座水库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开工，一九八三年六月竣工的白河堡水库。此后迄今为止，北京再也没有建造一座水库。现在北京可以使用的水库只剩下约三十五座，首都人的生命之源现在全仰仗“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密云水库。当前正在紧张实施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丹江口水库原来也是没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远景规划后，才在汉江水系上建造的。丹江口水库的建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一路北上，沿途经过的水库和人工水系，全部都是毛泽东时代建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今天想从零开始搞南水北调，无异是做梦。当然，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根除了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只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匪患在中国大地从此彻底绝迹；消除了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基本消灭了麻风、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控制了血吸虫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的流行，使淋病、梅毒为代表的主要通过寻花问柳之类不良性行为传播的性病在中华大地基本绝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结束了中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其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更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提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得比毛泽东还要出色，我们是不是觉得毛泽东一个人应该替我们完成掉所有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可以躺在上面坐享其成？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一种对毛泽东的神化。
我之所以认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样的观点毫无道理，并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当时批判的只是马寅初的人口论而不是计划生育本身，更不等同于鼓励生育，那时一面批马寅初的人口论，一面主张节制生育。无论在马寅初遭到批判之前还是受到批判之后，中共领导人均发表有大量关于计划生育的精辟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人口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对盲目生育的主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斯诺问到：“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