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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厨房。病人的床边，就在便盆、在挂着输液瓶的三脚架旁边，满地杂七杂八地堆放着饭锅、菜锅、切菜板、鸡蛋、蔬菜、酱油瓶、醋瓶、盐罐，一派乱糟糟的景象。在这一午饭时分，有些人正俯身在冒着烟的热锅上，把筷子探进锅里，搅和着面条；另一些人则在炒鸡蛋，鸡蛋在热油里劈里啪啦地乱响一气。
这一背景把我弄糊涂了。我不知道，在一个县医院里竟然会没有食堂，病人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还是患了病的住院者，行动根本就不太方便，更不用说，还有一些病人是手脚受了伤的，甚至还是肢残者、畸形者。这些小丑般的厨师展现出一派纷杂喧闹、乱七八糟的景象，他们身上花里胡哨地捆绑着红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石膏，好些地方的绷带也散了，在滚水锅冒出的蒸汽中飘荡着。
在一个放了六张床的病房中，我找到了濒死的牧师。他在输液，身边围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都是四十来岁的年纪，还有一个老妇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一只煤油炉上为他做饭。我悄悄来到她的身边，蹲了下来。“你是他的妻子吗？”我问她。她点了点头表示没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都快拿不住鸡蛋了，我赶紧从她手中接过鸡蛋，替她把它们打碎了。
她的两个儿子，都穿着蓝色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一脸严峻的神色，看来像是当干部的，或者像是殡仪馆的职工，然而，他们的举止却像是记者，全神贯注地伺弄着一个很旧的录音机，它吱吱扭扭地转着，好像生了锈似的，黄色的漆皮已经斑驳成了鳞片。
突然，一个尖利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出，像一声警报，回荡在病房中，差一点把正在各自病床上吃饭的其他病人的饭碗从手中震落。
小儿子终于掐灭了这一声魔鬼般的噪音，这时，他的兄长把一个麦克风伸到老牧师的嘴唇边。
“爸爸，你说几句话吧。”大儿子在求他。
牧师满头银白色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他的脸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瘦得那么厉害，简直就只剩下了一张皮包着一副骨头架。薄得跟纸一样的一张皮，蜡黄蜡黄，死气沉沉。他的身体，以前曾是那么强壮，现在却已经彻底萎缩。他蜷缩在被子底下，与痛苦顽强地搏斗着，终于，他好不容易睁开了沉重的眼皮。这一生命的信号令他周围的家人惊喜交加。麦克风又伸到了他的嘴边。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开始转动起来，发出一种碎玻璃踩在皮靴底下似的刺啦刺啦声。
“爸爸，再使一点儿劲，”儿子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给你录音，你就给孙儿们说些啥子吧。”
“要是你能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一个简短的句子，或者，一句革命口号也成，来吧！孩子们将会晓得，他们的爷爷不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儿子大声说着，仿佛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录音师。
一阵微微的颤抖掠过了牧师的嘴唇，几乎难以发现，但是他的嗫嚅却听不见。在一分钟期间，他不知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反正谁都听不明白。即便连那个老妇人，她也承认听不懂他的话。
然后，他又昏迷过去。
42．用巴尔扎克找到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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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儿子倒回了磁带，全家人又一次听着这神秘的信息。
“这是拉丁语，”大儿子说道，“他在用拉丁语做他最终的祈祷。”
“这才是他。”老妇人说着，用一块手绢轻轻地擦着老牧师被汗水浸湿了的额头。我站起身来，一言不发，朝门口走去。就在这一时刻，出于纯粹的偶然，我突然发现了那
个妇产科医生的身影，他穿着白大褂，从门口走过，恰如一次菩萨显灵。就像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看到他最后吸了一口烟头，然后，慢悠悠地把烟从嘴里吐出，扔掉烟蒂，消失了。
我急忙穿越病房，撞翻了一只酱油瓶，被地上一只空锅绊了一脚。这一眨眼工夫的耽误实在是要命，等我冲到走廊中时，已经太晚了，医生早就不在那里了。
我挨着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他，见人便问有没有见到那个医生。最后，一个病人用手指头给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
“我看见他走进了那里，那个单人病房。听说，那里头送进来一个工人，是红旗机械厂的，被机器切掉了五根手指头。”
走近那个房间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号叫声，尽管房门紧闭着，那哭叫声还是传了出来。我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门毫无抵抗就悄悄地开了，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医生正在给受伤的工人包扎，那工人坐在床上，脖子挺得僵僵的，脑袋向后仰着，靠在墙上。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光着上身，肌肉发达，脸色黧黑，脖子粗壮。我走进了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他那血淋淋的手只包了薄薄的一层纱布，白色的纱线上满是鲜红的血，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落在放在床边地上的一只搪瓷盆里，滴答滴答的流血声混杂在他的呻吟中，像是一座走得不稳的挂钟发出的声音。
医生满脸倦容，失眠引起的，就像我上一次在门诊室里看到他时那样，但是，他已经不那么漠然，不那么“遥不可及”了。他展开一大卷纱布，为工人包扎着受伤的手，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在场。我的羊皮袄对他不产生任何的效果，因为他不得不专心致志地忙于紧急处理。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然后，我走近病床，以一种几乎可说是潇洒大方的动作，把那支香烟——我仿佛把它看成我那个小裁缝朋友可能的救星——塞到医生的嘴里，不，是塞到他的双唇之间。他朝我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一边继续包扎着，一边吸着烟。我又点燃了另一支香烟，把它递给受伤者，他用他的右手接过。
“帮我一下，”医生对我说，并递给我一段纱布的头，“把它捏紧了。”
我们分别站在床的两边，把纱布朝自己这边拉紧，这架势就像是两个人正在用一根绳子捆扎什么行李。
流血减慢了，受伤者不再呻吟。那支香烟落在地上，他突然就睡着了，医生说，麻醉开始起作用了。
“你是哪一个？”他问我，一边问，一边不停地为那只手包扎上纱布。
“我是在省医院工作的一个医生的儿子，”我对他说，“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他叫啥名字？”
我本来想告诉他阿罗的父亲的姓名，但是，我父亲的姓名早已脱口而出。接下来的，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我感觉到，他不仅认识我的父亲，而且还知道他的政治挫折。
“你找我想要做啥子？”他问我。
“是我的妹妹……她遇上了一个麻烦……月经有些问题，有几个月没来月经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对我说。
“为啥？”
“你父亲没有女儿。你走吧，你这个撒谎的人！”
说这最后两句话时，他并没有高声地嚷嚷，也没有用手指头指着门口，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生气了；他真该把烟头扔到我的脸上。
我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走了几步之后，我朝他转过身子，我听到自己对他说：
“我建议我们来一个交易：假如你能帮助我的朋友，她将会感激你一辈子，我还会给你一本巴尔扎克的书。”
突然听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他的心里感到了多大的震惊啊！因为眼下这一时刻，他正在县医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在这个离巴尔扎克的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为一只受伤的手做包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犹疑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怎么可能有巴尔扎克的书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脱下了我的那件羊皮袄，把它翻过来，给他看我抄写在光羊皮上的巴尔扎克小说；皮袄上的墨迹比起以前来，已经变得有些淡了，但是依然还能认读。
他一边开始读手抄的小说，或者不如说，他一边做着笔迹的鉴定，一边掏出一盒香烟，递给我一支。他抽着烟匆匆地浏览了一遍。
“这是傅雷先生的译本，”他喃喃说道，“我认出了他的文笔。他跟你的父亲一样，可怜的人，成了一个阶级敌人。”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哭了。我很想止住我的哭声，但是，我做不到。我像个小孩一样“哇哇大哭”起来。那些眼泪，我相信，不是为小裁缝，也不是为我要完成的使命而流的，而是为了我并不认识的巴尔扎克的译者而落的。这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最大安慰吗？
在这一瞬间，我感到的激动甚至令我自己都万分惊讶，直至今天，它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甚至让这一邂逅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都黯然失色。
43．故事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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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之后，礼拜四，由这位兼科医生和文学爱好者约定的日子，小裁缝装扮成一个三十岁的妇女，脑门上围了一条白布巾，迈过了手术室的门槛，而与此同时，因为让她怀上了孕的事主还没有回天凤山呢，我便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等了三个小时，被门后面传来的各种声响弄得提心吊胆：遥远的、模糊的、沉闷的声音，水龙头的流水声，一个陌生女人尖利的喊叫声，女护士们听不见的低语声，匆匆的脚步声……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最后我被允许进入手术区时，那位妇产科医生正在一个充满了苏打水气味的大房间里等着我，房间的尽头，小裁缝坐在一张床上，正在一个女护士的帮助下穿衣服。
“告诉你吧，肚子里是一个女娃儿。”医生悄悄地对我说。
他嚓地一下划燃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支香烟，开始抽烟。
除了我当初答应的，即那本《于絮尔·弥罗埃》之外，我还给了医生那本《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个时代中我最爱的一本书，同样也是那位傅雷先生翻译的。
尽管刚刚动了手术，行走有些困难，小裁缝走出医院那一刻的轻松心境，真有点像一个本来受到威胁要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却被认定无罪而离开法庭的人。
小裁缝拒绝在小旅店中休息，她坚持要去公墓中看一看，看看两天前刚刚埋葬在那里的那个牧师。在她看来，正是这位牧师把我引向了医院，并以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下了我跟妇产科医生的邂逅。我们用剩下的几个钱，买了两斤橘子，作为祭品摆在他的坟前。这是一座水泥砌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小里小气的坟。我们很遗憾不懂拉丁语，无法用这种语言，用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过的这种语言，为他做一次追悼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或者诅咒他一生扫大街的不幸命运。我们再三犹豫着，不敢在他的坟前发誓，有朝一日要好好学一学拉丁语，然后再回来用这种语言跟他说话。经过一阵长时间的争论，我们决定不学拉丁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课本（兴许还得去四眼父母那里再尝试一次新的偷窃），而且，尤其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能教拉丁语的老师，在我们这个地方，除了老牧师，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懂得这门语言。
在老牧师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年份，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个人生命的任何信息了，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十字画在上面，是一个红颜色的普通十字，就仿佛他生前曾是一个药剂师或者医生。
我们暗暗发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们有了钱，宗教也不再被禁止了，我们一定要回来，在他的坟前竖起一个墓碑，彩色的，带浮雕的，上面要雕刻一个飘洒着银白色头发的人像，头上戴一个荆冠，就像耶稣那样，但是胳膊不要伸成十字。他的双手，不是手心被铁钉钉穿，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扫帚的长柄。
小裁缝本来还想去一个佛庙还愿，但在那些年里，所有的庙都关了门，她只想从围墙上扔几张钞票进去，表一表心意，感谢老天爷慈悲开恩。但是，我们早已身无分文了。
这就是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的故事。现在，时间已到，我该来为你们描述一下这个故事的最后形象了。应该让你们听一听一个严冬之夜划亮六根火柴的刺啦声。
那是小裁缝做人工流产手术的三个月之后。黑夜中，四下里团团回转着微风的吹拂声和猪圈中的哼哼声。阿罗回到我们山区也已经三个月了。
空气中有一股冰霜的味道。刺啦一下，一记清脆的声音，响亮而又冰冷，一根火柴擦亮了。我们这个吊脚楼的一团黑影，凝定在大约几米远的地方，被一苗微光搅乱了，在黑夜的外套中哆嗦起来。
火柴差点儿中途熄灭，在它自己冒出的黑烟中窒息，但它又获得了一丝新的气息，摇摇曳曳，凑近了躺在吊脚楼前地上的《高老头》。一张张书页被火苗舔到之后，便蜷缩起来，翻卷起来，彼此耷拉到一起，字词飞快地奔向外面。可怜的法兰西姑娘从梦游的幻觉中被火光唤醒，她想夺路而逃，但已经太晚了。当她重又找到她心中所爱的表哥时，她已经被火焰吞没了，而那些金钱迷，她的那些求婚者，还有她的百万家产，也跟她一起全都化为了灰烬。
另外三根火柴同时点燃了《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和《欧也妮·葛朗台》。第五根火柴抓住了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他拖着他鸡胸驼背的身躯，背着他心爱的姑娘爱丝米哈尔达，逃往巴黎圣母院前的街石。第六根火柴落到了《包法利夫人》上面。但是，那火焰就在它自身的疯狂中，突然来了一次清醒的歇息，不愿意从这一页开始烧，那时分爱玛在卢昂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躺在床上抽烟，她年轻的情人蜷缩在她的身边，喃喃地说道：“我想死你了……”这一根火柴，愤怒而又有选择性，挑选了全书的结尾发起进攻，在那一幕，爱玛临死之前，以为听到了一个瞎子在唱：
小姑娘到了热天想情郎想的心酸
当一把小提琴开始演奏起一支葬礼曲时，一股怪风袭来，把书中的火吹得旺旺的；化为了新鲜灰烬的爱玛飞扬起来，跟她那些碳化了的同胞混杂在一起，飘舞着，飘舞着，升上了空中。沾上了纸灰的琴弓和马尾，在金属弦上滑过，弦线闪闪发亮，映出了熊熊的火光。这提琴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小提琴手，就是我。
阿罗，点火焚书的人，这个著名牙医的儿子，这个曾经四脚着地爬过危险山路的浪漫情人，这个巴尔扎克的热心崇拜者，现在蹲在火堆边，心醉神迷，两眼死死地凝视着火焰，中了魔似的，以往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心灵的那些字词和人物形象，现在跳跃在那火焰中，然后慢慢地变成灰烬。他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活像一个疯子。
44．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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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证人出席我们的献祭。村里人，早已习惯了我的小提琴声，肯定更喜欢呆在自己的家里，焐在热乎乎的被窝中。我们本来打算邀请我们的老朋友，那位老磨工，带着他的三弦，来跟我们一起，唱一唱他那些风流的“老山歌”，来抖一抖他肚皮上数不清的细细皱纹，但是，很不幸，他病了。两天之前，当我们前去看望他时，他已经患了流行性感冒。
火刑还在继续着。那个著名的基督山伯爵，以前曾经成功地越狱，逃出了滔滔大海
中的孤堡，这一次却乖乖地屈从于阿罗的疯狂，曾经在四眼的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