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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磨工请我们坐在这张惟一的床上,就是这张床,给我们的前任四眼老兄留下了一段痛苦的回忆,还有他身上通红通红的大疱。
我朝我的翻译瞥去一眼,他显然很担心会一脚踩在小石子上滑倒,结果还真的差一点摔在地上。
“你难道不愿意我们都坐到外面去吗?”阿罗嘟囔着,他第一次失去了冷静,“这屋里,也实在太暗了。”
“这个,你用不着担心。”
老人点燃了一盏油灯,放在床中央。油灯里的油不太够了,他便出去找油了。他很快又转了回来,拿着一个装满了灯油的葫芦。他往灯盏里添了一半油,便把油葫芦留在床上,就放在装酒的葫芦旁边。
我们三个都盘着腿安坐在床上,围绕着那一盏油灯,我们都喝了一盅酒。离我几厘米的地方,被子卷成没有形状的一团,堆在床的一角,边上还有几件脏衣服。就在喝酒的当儿,我感到有些小小的昆虫,正隔着我的裤子沿着我的一条腿在向上爬。我偷偷地把一只手伸进裤腿,却感到另一条腿上又有虫子在痒痒地爬着,它们根本就不把我这一套大干部的制服放在眼里!我很快就感觉到,那些不计其数的可爱小虫早已聚集在了我的躯体上,很高兴换了一顿饭吃,很高兴我的血管为它们提供了新的盛宴。一口大锅的形象迅速地在我的眼前掠过,一口大锅,四眼脱下来的衣裳在里面的开水中翻滚着,浮上来,又沉下去,又浮上来,又沉下去,水面上挤满了黑黑的泡泡,到最后,他的衣服竟然让位给了我的新中山装。
老磨工出去了一会儿,把我们单独留在房间里,任由虱子猛攻一阵,然后,他返回房间,带回一只碟子、一只小碗,还有三双筷子。他把它们放在油灯旁边,然后上来坐在床上。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连一秒钟都没有想过,他还敢拿对待四眼的那一套来对待我们。不过已经太晚了。碟子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里面装满了小石子,小小的,很光滑,呈现出一种灰色和绿色的光泽,碗里装了一种很清澈的水,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变得半透明的。在碗底,几粒粗大的晶体使我们明白到,那原来是一碗盐水。我们的虱子侵略者依然在扩大它们行动的地盘,它们甚至已经入侵到我的帽子底下,我感到,在我头皮不可抑制的痒痒之下,我的头发一根根地竖立了起来。
“请随便用,”老人对我们说,“这是我每日里的下酒菜:盐汤拖玉珠。”
他一面说着,一面抄起筷子,他从碟子里夹起了一粒小石子,把它浸在盐水中泡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得几乎像在做祷告,然后慢慢地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吮着。他把小石子久久地含在嘴里;我看到那粒小石子在他那发黄又发黑的牙齿之间滚来滚去,然后似乎消失在了他的喉咙口,但又冒了出来。老人呸的一口,把它从一边的嘴角中喷出,吐到离床很远的角落里。
踌躇了一阵子后,阿罗也拿起了筷子,津津有味地品尝起了他的第一口玉珠,心中充满了一种敬佩,同时混杂了一份怜悯。我这个从北平来的同志也跟着学起了他们的样子。那汁水并不太咸,小石子在我的嘴里留下了一种甜丝丝的滋味,略带一点苦涩。
老人不断地往我们的酒盅中添酒,请我们跟他一起“一口干了”,而从我们的三张嘴里喷射出的小石子,呈一段抛物线在空中划过,落到地上,有时候正好撞上已经铺在地上的石子,发出一记清亮的响声,干脆而又欢快。
老人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他有一种真正歌手的专业意识。在给我们唱歌之前,他出门去停住了石磨,它的嘎吱嘎吱声实在太响了。然后,他关上了窗户,以改善一下音响效果。他一直光着膀子,只是紧了紧腰带——一根长长的草编绳,最后,他从墙上取下他的那把三弦琴。
“你们不是想听古老的小曲吗?”他问我们。
“是啊,这是为了一份重要的官方杂志,”阿罗向他承认道,“只有你能够帮我们,我的老爹。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采集一些真实的、原本的东西,带有某种革命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它是啥子东西?”
思索了一阵子后,阿罗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脯前,像是一个证人准备对天发誓:“激情和爱。”
老人抱着他的琴,姿势就像抱着一把吉他,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头静静地划过琴弦。一声弦音震响起来,然后,他哼起了一首小曲,嗓音低得勉强能听出来。
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他肚皮的运动,在最初的几秒钟里,他肚子的一伸一缩彻底地掩盖了他的嗓音、他的旋律,还有其他的一切。多么令人惊讶的肚子啊!实际上,他那么瘦的人,根本就说不上有什么肚腩,但是他干瘪的皮肤在他小腹上构成了无数细细的皱纹。当他歌唱的时候,这些皱纹便觉醒了,像一阵又一阵小小的波浪那样,在他赤裸裸的闪着青铜色光泽的肚皮上荡漾再荡漾。拴在腰上的草编绳也开始疯狂地扭动起来。有时候,它甚至被他皮肤皱褶的波浪吞没,陷进皮肉中再也看不到,但是,就在你认为它将一劳永逸地彻底消失在不断涌动的浪涛中时,它却又浮现了出来,完好无损,真是一条神奇的腰带。
很快地,老人那既沙哑又深沉的嗓音,十分响亮地回荡在屋子中。他歌唱着,他的眼睛不停地穿梭巡行在阿罗的脸孔和我的脸孔之间,一会儿露出一种同谋似的友情,一会儿又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野性。
他这样唱道:
老虱子,怕啥子?虱子虱子老虱子,虱子就怕开水烫。
小尼姑,怕啥子?尼姑尼姑小尼姑,尼姑就怕老和尚。
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一开始只是阿罗在笑,然后我也笑了起来。尽管我们力图控制住笑声,但是,那笑声还是冒上来,冒上来,终于爆发。老磨工继续唱着,带着一种颇为骄傲的微笑,带着他肚皮上皱褶的波浪。阿罗和我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从床上滚到了地上,还是止不住笑。阿罗笑得眼中满是泪水,他站起来,拿过一只葫芦,往我们的三只酒盅里倒,这时候,老歌手已经结束了他的第一首小曲,真实而又原本,而且充满了山里的浪漫主义。
“为你见鬼的肚皮干杯。”阿罗建议道。
我们的歌唱者一只手举着酒盅,允许我们把手放在他的小腹部,并开始深深地吸气,他没有开口唱,只是为了让他的肚子做出奇形怪状的运动。然后,我们碰了碰杯,每个人都一口喝干了自己的酒盅。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也好,他们也好,谁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突然间,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喉咙口向上冒,味道是那么的怪异,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情不自禁地用标准的四川方言问那老人:
“那是啥子鬼东西,你的烧酒?”我的话音还没落,几乎是在同一秒钟里,我们三人一齐把嘴里的那一口全吐了出来:原来,阿罗把葫芦弄错了。他给我们倒的不是酒,而是添灯的煤油。
18.依然与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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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四眼来到天凤山后,今天无疑还是第一次,他的嘴角绽咧出了一丝真正幸福的微笑。天气很热,在他小小的鼻子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他的眼镜老往下滑,有两次,它差点儿掉下来摔到地上。他全神贯注地埋头读着老磨工的十八首歌谣,我们把它们记在了沾满了盐水、烧酒和煤油的纸上。阿罗和我躺在他的床上,根本就懒得把我们的衣服和鞋子脱一脱。我们在山里走了几乎整整一夜,穿越了一座竹林,林子里传来看不见的野兽的嚎叫,始终远远地伴随着我们,直到天亮为止。因此,我们几乎累得半死。读着读着,突然,四眼的微
笑消失了,他的脸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简直是瞎胡闹!”他冲我们喊道,“你们记下来的,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听他这么一喊,你还真的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官,愤怒得发了狂。我根本就不欣赏他的这种口气,但我没有搭理他。我们从他那里期待的惟一东西,就是他能够借我们一两本书,作为对我们这次特殊使命的奖赏。“可是你问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山歌呀。”阿罗提醒他,嗓音很尖。
“我的天哪!可是我明确地告诉过你们,我要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歌词,带革命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色彩。”
四眼一边说着,一边用两根手指头捏着那些纸,在我们的脑袋顶上晃动着;我们能听到纸张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还有他那像小学老师的严肃嗓音。
“我说你们俩,你们为什么总是被那些遭禁的臭东西所吸引呢?”
“你别太夸张了。”阿罗对他说。
“是我在夸张吗?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它们交给公社革委会呢?你那个老磨工会立刻被指控为传播下流歌曲的坏分子,他甚至会被抓进监狱。我这可不是在信口开河呀。”
突然,我一下子恨起他来。但是,眼下不是发作的时刻,我更希望等着他履行他的承诺,把书借给我们。
“你去呀,你还等什么呢?你不是要去告密吗?”阿罗问他道,“我嘛,我倒是很崇敬那个老人,他的歌声,他的嗓子,还有他唱歌时肚皮的活动,还有他所有的那些歌词。我要转回去,给他带一些钱去哩。”四眼坐在床沿上,把他又细又长的瘦腿搁在一张桌子上,重又读了一遍其中的一两张纸。
“你们怎么会这么傻地白白浪费时间,弄来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呢!我可是没有什么回头路了!你们总还不至于愚蠢到这份地步,幻想一份官方的杂志会刊登这些东西吧,相信这还会帮我打开一家编辑部的大门吧?”
自从他接到他母亲的信之后,他变得实在太厉害了。他对我们说话的这种方式,早在几天之前,还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对未来的一线小小希望,竟然会如此地改变一个人的头脑,直到他彻底地变得疯狂,狂妄自大,在他的口气中注入那么多的欲望,那么多的仇恨。对他曾经答应过借给我们的书,他始终连一个字都不带提起。他站起身,把那些纸扔在床上,走了出去,我们听到他在外屋的厨房中切菜,准备做饭。他的嘴还在不停地唠叨个没完:
“我劝你们把你们记下来的那些东西捡起来,立即扔到火堆里,要不就藏到你们的衣兜里。我可不愿意再看到这一类封资修的脏玩意儿还留在我的屋子里,落在我的床上!……”
阿罗可不吃他的那一套,径直走进了厨房:
“快给我们一两本书,我们这就走。”
“什么书?”我听到四眼在问他,与此同时,他继续噔噔噔地切着他的白菜和萝卜。“你答应过借我们的书。”
“你是在取笑我,还是怎么的?你们给我带回了那些要命的玩意儿,它们只会给我招来麻烦!可你们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当做什么……”
突然,他闭住了嘴巴,匆匆地走进房间,手里还提着菜刀。他从床上捡起凌乱的纸张,把它们拿到窗前,借着屋外明亮的光线,重又读起了那些歌词。
“我的老天哪!我得救了,”他叫喊起来,“瞧瞧,我只要稍稍修改一下歌词就可以了,加进去一些词,再删掉另一些词……看来,我的脑子转得比你们谁都来得快。尽管我跟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但我毫无疑问要更聪明!”
也没有来得及多想,他就为我们展示了他的一段改编,兴许还可以说是篡改,于是,第一段歌词变成了这个样子:
虱子虱子小虱子,资产阶级小虱子。虱子就怕开水烫,无产阶级的开水烫。
我一下子腾身跃起,扑到了他的身上。本来,我只是想从他手里夺过那几张纸,但是在愤怒的冲动中,我的动作变成了一记重拳,狠狠地揍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连连摇晃。他的后脑勺撞在了墙上,又反弹回来,他手中的菜刀掉在地上,鼻子里流出血来。我本想抢回我们的那几张纸,把它们撕成碎片,塞到他的嘴巴里,但是,他死不松手。
毕竟我很长时间没有打架了,我的重拳打出之后,自己心中先自发蒙了,我茫然若失地呆了好一阵子,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看到他大张着嘴巴,但我没有听到他的吼叫。直到我们走到了外头,我的头脑才算清醒过来,阿罗和我坐在一条小道边,在一块大岩石下面。阿罗指着我身上的那件中山装,上面沾上了四眼的鼻血。“你真像战争影片中的一个英雄,”他对我说,“巴尔扎克啊,你现在算是彻底跟我们告别了。”
19.到镇上看电影
每当有人问起我来,荥经镇是个什么样,我就借用我朋友阿罗的一句话,无一例外地回答他说:荥经镇是那么的小,只要镇委会食堂一烧洋葱炒牛肉,整个镇上都能闻得到它的香味。
实际上,整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大约二百来米长,一个镇委会,一个邮政所,一家百货商店,一爿书店,一所中学,一个餐馆,全都在这条街上了,街后边,还有一家旅店,一共十二间客房。在小镇的出口,靠半山腰的地方,坐落着县医院。
那年夏天,我们村的村长好几次派我们去镇上看电影。在我看来,这一慷慨施舍背后的理由,全在于我们那台小闹钟对他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还记得我们的闹钟吗,它里面有一只高傲的公鸡,长着孔雀般美丽的羽毛,每秒钟都低头啄一次谷粒;那位早年的鸦片种植者,后来的共产党员,对这只闹钟实在喜欢得很。惟一占有它的方法,即便是仅仅占有一段不很长的时间,便是把我们打发去荥经镇。在我们一来一回的四天时间里,他就能稳稳当当地成为闹钟的主人了。
那是在八月底,也就是说,是在导致我们跟四眼之间外交关系发生冻结的那次吵架过后的那一个月,我们又一次去了镇上,但是这一次,我们把小裁缝也带去了。
电影还是在县中学的篮球场上露天放映,不是别的,依然是那部老掉牙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阿罗和我早已经看过,并给村里人讲过。就是这部电影,在小裁缝的家中,曾经让四个老巫婆流下了滚滚的热泪。其实这电影拍得并不怎么样,用不了看两遍,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扫走我们的兴致。首先,我们很高兴又一次进了城。啊!又闻到了城镇的气氛,即便这只是一个比一块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城镇,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担保,这里的一盘洋葱炒牛肉的气味,跟我们村子里烧出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镇上还有电,而不仅仅只有煤油灯。我并不是就此想说,我们是两个城镇迷,但是我们的任务,村长派我们来看一场电影的使命,能免除我们在农田里四天的重活,这四天里,我们就不必背着装满“人畜粪尿”的木桶去送肥,不必在水稻田的烂泥中耕地,跟在长尾巴的水牛屁股后,时时提防它那鞭子般的尾巴劈头盖脸地朝你抽来。
让我们感到开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一次有小裁缝陪同我们来。由于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我们赶到时,放映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找不到位子,只能站在银幕的背后看。从这里看上去,电影中的一切都是反的,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左撇子。但是,小裁缝不愿意错过这珍贵的场面,而对我们来说,能够瞧着她美丽的脸蛋一闪一闪地映出来自银幕的色彩的反光来,真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啊。有时候,她的脸被一片黑暗所吞没,我们只能看见她的眼睛在漆黑中闪亮,就像是两点磷火。但是,突然,银幕上画面一变,这张脸一下子就放出光芒,绚丽多彩,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