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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我活着（2）
后来，1998年11月16日，我走了。我决定回巴黎，我离开了洛特－加龙省，离开了阿让这座城市。您父亲曾在那里的师范学校上学。我一直到了杜拉斯镇，看见了普瓦蒂埃的那幢屋子。那是一座废墟，就像《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中描写的那样。院子里种着一棵树，墙还在。这棵树已侵入毁坏的屋内。我去了公墓，看家庭的合葬墓。上面写着您的名字。公墓在田野当中。四周静悄悄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好了，我独自作了这趟来访。在您去世之前，您曾想回来看看您父亲的坟墓：“扬，我们要去一趟，我求您了。我想再看看那个地方，那个乡村，我父亲孤独地死在那儿，远离我们，远离我母亲，远离他的孩子们，远离我。”而我却不想作那趟旅行。我第一次死不让步。我怕您死在旅途中。几个月来，您虚弱极了。每天，我都觉得是您的最后一天。每天早晨，您还活着，这就是一个奇迹。我不想看见您死在外面，死在路上，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呆在这个套间里，独自跟我在一起，只跟我在一起。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这具躯体死去。我不让您跟外界接触。我知道这其实没有必要，您已经忘了这个世界，您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您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和我呆在一起，我们互不分离，我和您一起等待真正的死亡。我们只等待死亡，其他什么都不做。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分心。我们不知道3月3日将是个好日子，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不知道离这一天没剩几个星期了。我们还以为会一直拖下去呢！我有时真相信您是不会死的。您肯定不会死，您不会扔下我，扔下这个世界；不会停止写作，停止张望；不会不看巴尔塔扎尔，不会不再看我。有一天，那是1996年初。您说：“杜拉斯完了。”我没说话。我不想说什么安慰人的话。假话是行不通的。必须永远说真话。您说：“完了，我再也不写了。”我斗胆回答：“这本书，应该把它写完。这本要消失的书，我们把它继续写下去。”您看着我，然后说：“不，完了。这您知道。”
我低下了头。
两人都沉默了。
那趟杜拉斯之行，我只身前往，没有您。请您好好原谅我。1996年3月3日之前，我不想带您去那里。您可不能死在旅途中。可事先谁知道呢？我怎么敢面对这种丑事：杜拉斯死在路上。不是死于车祸，不，是正常死亡。不这么说又怎么说？一个疯子陪着她作这次旅行，那个疯子不知道死亡已近在咫尺。
我不是疯子，您也没有死在法国的道路上。您在圣伯努瓦路五号家中的床上，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臂，紧紧地抓着，直至早晨。没有人看见这一幕，除了您，除了我。我们看见什么了？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发现您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您停止了呼吸，从此以后，您的躯体再也不动了。就这些。
您在哪儿？
我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谁也想不到您会在什么地方，除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还有别的时空吗？我们不能想起那个词：永恒。那只是个词，被用滥了。那只是个词。然而，我们能发现词中某些真实的东西，有时，是短短的一瞬，极短的时间，几秒钟，甚至还没有几秒，那还是偷盗来的。事先谁也不知道。没人通知，但它却存在。我们相信了。这就完了。很简单。
3月3日的前几天，您坐在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中，昏昏欲睡。您不看电视，您几乎什么都不看。我坐在那张布满坐垫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中的画面。突然，您站了起来。我没有动。您站着，靠着扶手椅。我在您身后几米远的地方。我看着您。后来，您想走到桌边去，就在那时，我看见您的身体倒了下去，很慢很慢，动作极慢。我冲了过去，就在您的头要碰地的一刹那，我用手托住了您的头，没让您的头碰到地上。在我用手托住您的头，没让您的头碰地的那一刹那，您看着我。那目光分明在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我知道您爱我。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永远不会彼此相忘，永不分离，就像现在这样。
“您没办法让我长生不老。您无能为力。我也同样。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躲不过死神，我很想和您呆在一起，再呆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没什么，您知道。这没什么。”
您的躯体在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这说明什么呢？人不在了。那又怎么样？我还活着。我在想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没有别的什么要说。无数读者，遍布全球。孩子们也开始读了。很喜欢。就像第一天那样。
我又重新开始想您，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这一点：想念某人，想念您，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想念？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回忆，没有任何痕迹，没有时间，只剩下爱情，也许这就叫想念。这个要创造的词，是不是在它存在之前就能写出来？
“不，不可能的。这不能写。求求您了，让我安静点吧！听到这样的事情很让人厌烦。来吧，我们到外面去，去勒阿弗尔。我们去看海，看船，看海鸥。这对您会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去开车吧，我等您。”
是的，我们去了勒阿弗尔，一路唱着《蓝色的月亮》。这首钢琴伴奏的歌，在诺曼底的道路上，在全世界的道路上，人们开车时都唱这首歌。您和我也在那辆车里震耳欲聋地唱。“《蓝色的月亮》，是的，扬，我们唱吧！”我唱走调了。管他呢！我们唱了几个小时。后来，必须回去了。得干活了，得写书了。最后一本书。
8
您经常说（事实上，有时是这样）：“您不用写作，不用干这活，多幸运啊！”
我没有任何义务。我拥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可以什么都不干，一丁点儿事都不干。没必要干。一切都正常，不必改造世界，改造人。一切都很美，一切都很漂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是完美的。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真正地看看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上，人人都将各得其所，安居乐业。有时，我觉得世界上并没有恶。作恶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人们不懂得爱，仅仅是跟某个人生活在一起，和您也行。这下把您惹火了，您气得发疯，说：“我们不能这样呆着，什么都不干。这太难了。让人要自杀。我曾试过，我受不了。我写作，我拍电影，写剧本。我不能呆在那恶魔般的电风扇下，像在加尔各答一样。我不是安娜－玛丽 · 加尔迪。不，决不是。是我创造了那个女人，谁想要她就可以要她，这个贫穷的女人献出了自己，关在加尔各答的法国官邸当中。是我写的，这个女人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愿意取代她，成为她。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写她的人。仅仅如此。是我把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关起来的。在书中，她是欧洲音乐的希望。您也是我创造出来的。没有我，您一钱不值。您就是那个灰眼珠的男孩，您就是阿加塔的兄弟，您就是‘大西洋人’，您是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蓝眼睛，黑头发，您是死亡的疾病，也是情人。我都忘了，是我在创造，您是一个躯壳，只有我知道您的什么东西。我无处不在，在特鲁维尔、巴黎和诺弗勒城堡的房间里，您到处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这样做。我写作。我只写作，忠于这美妙的苦差。写作，试图成为您，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干。试图弄清真相。我必须随时随地创造您。
“您是谁？我忘了您的一切。您从哪来？您让我害怕。您在这里是想杀我。是这样。老实说，一次说清。说吧，别整天闷着。别以为沉默很聪明。这毫无用处，毫无意义。”
我在这儿。我活着（3）
您又开始了。又重新开始了。我烦死杜拉斯了。我在那里干什么？和您呆在一起，忍受着这无聊的生活。忍受着您。一个可怜的女人和那些文字，那些要写的书，老是重复同一本书，同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嘛！
“闭嘴！就这么呆着。我只求您不要自杀。我知道，您什么事都不干，这是很难的。但还是不要自杀吧。您发誓。”
我没有发誓。决不发誓。我只说：“我和您呆在一起。我不走。我不死。”
“我一直在想您要去哪里。您没有住处，没有朋友，谁都会把您赶出去。只有我接受了您。您这个家伙，我不知道您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不知道，我不相信，我比你聪明得多。是这样。这很明显。”
我留下来了。我试图重新出走，离开这个房间。我去了奥斯特里茨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那里的旅店不贵。我带了一个手提箱。我睡了一整天，晚上便去车站的自助餐厅喝啤酒。我和那些坐火车的人，乘车离开巴黎的人混在一起。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某座城市里，某个屋子里有人等他们。有的人行李很多，手提肩扛的。他们知道些什么东西。
我看着他们，喝了很多啤酒，然后回旅店。通常，这种情况最多只能持续两三个晚上，然后，我在深夜里开始打电话。我听到了您的声音：“是您。您没死。您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我在哪儿，我再也不想见您，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忍受不了您，忍受不了杜拉斯，忍受不了您的所有那些故事，极其无聊的故事。您说：“够了。您喝得太多了。告诉我您在哪里，我去找您，我们喝一杯。我们可以永远分手，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我同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是难以忍受的。和一个作家生活在一起是难以忍受的，这我知道。走吧，要和我生活在一起，非大才子不可。好了，算了。您忍受不了我，这我明白。我们一起去喝最后一杯酒吧。”
我说好吧。她说：“我就来。”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她说：“您演的这场闹剧真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是我掏的旅馆费。您一分钱都没有，真不可思议！而我却忍受下来了。好了，我们沿着塞纳河走走吧，一直走到讷伊桥。”
9
“我是杜拉斯。”
这是您在1996年3月3日前几天说的。您还说：“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能写作了。”
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这是真的，知道您现在很快就要死。不知道生命，对，是这个词，不知道生命是如何维持的。然后是另一个词，死亡。
我说：“我们继续写书。”
“不，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写了。到此为止了。”
怎么办？怎么说？什么都不说。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您都知道不写作意味着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希望自己口述的内容没有被记下来，没有被谁准确地、贴切地记录下来。你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写作了，于是您停止了写作。您不撒谎。您不想信口开河，不想打发时间，不想为消磨时间而写一些平庸的、平常的东西。不，您不让步。直到1996年2月29日星期四为止。
于是，没有任何事可干了。只等那一刻来临，等3月3日那一天，面对那一天，您独自跟我在一起，在那儿，在这里，只有您自己知道真情，只有您自己在问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您会发生什么事。您试图弄懂，试图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有信息。没有智慧。我们面对着虚无。死亡并不存在。
“您相信死亡吗？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不，我这样对您说，因为我在这里，今天，1999年春的今天，我在巴黎；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您曾对我说过：“别这么做，扬，试一试。要朴实，别卖弄，别写些虚假的东西。不，要真实，保持本色，就像我在《大西洋人》中拍摄您一样；照我在黑岩公寓大厅里教您的那样走路。写吧！因为您这辈子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说真话，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别那么害羞，别那么敏感，那会妨碍您做任何事情。
“写吧，为了纪念我。
“不，不是为了纪念。还没到那一步，我什么都不需要。写吧，不为任何东西。就这样。为了在您想接近我的时候忘记我，因为您在模仿我可能写过的东西，借助您而写的东西，不仅仅是借助您而写的东西。相信我吧，人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书。是书，永远是第一本书。已经写了或没写的书，必须不断地读了又读的书。对每个人都同样的文字，每个人都受宠爱，大家都读同一本书，全世界到处都在重复同样的句子。”
同样的祈求。祈求读书。
祈求沉默。
祈求活着而不求明白。试图创造爱情。为了您，为了我不认识的人。也为了巴尔塔扎尔。
如果我写作，我就为所有的人而写。
为读得懂它的人而写。也为您而写。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爱得还要更深。”
您想起了这个句子。我永远喜欢这个句子。我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直到什么话都不想再说，直到只有这些话在耳边回响。
是的，那是《印度之歌》中的声音。厚重的声音。还有不会结束的舞会。
是的。不会结束。我们在那儿。我们准备跳舞。那是1994年12月31日。我们在朋友家里。那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平安夜了。我们一起跳舞。
“我一直喜欢跳舞。现在还这样。甚至现在我还跳舞，您看！”
您跳起舞来，我紧紧地抓着您，我不想让您摔倒，您也紧紧地抓着我，好像没事一般，好像是第一次跳舞，好像我们将相遇，将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交换眼色。具有决定性的眼色。
我在这儿。我活着（4）
我们一直跳到深夜。好像我们随时都会离别。好像要离别一样。好像从第一天起，从在特鲁维尔大西洋边的那个夏日起，我们就在说再见。在歌声中说再见。卡拉在为我们唱“卡斯塔 · 迪瓦”。歌声在黑岩公寓空旷的大厅里回响，她唱着。独自唱着。她说：“谁在唱？这是我的声音吗？”她唱了起来。随着歌声响起，她死了。在歌声中再见，每一拍都在说再见。这个故事，所有那些故事，您，我，有什么重要的？为什么要写那些书、那些文字、那些老掉牙的爱情？啊，是的，为什么花这力气？告诉我。”
这没必要，然而做了。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就像这样。而那个人呢，那个神圣的，已经死了的，她在唱。为什么？难道她知道？
是，就像这样。就这样，这样挺好，我在这里，在巴黎，多菲内街，我在给您写信。我很高兴给您写信，我不知道吉祥的词是否就是善良的词。不管怎么说，我做了。我在给您写信，我看着您，我继续给您写信，写些字，就像1980年夏天之前那样。信寄出了，却不可能有回复。决没有人会回信。写了几百封信，却还不认识您，甚至没见过您的面，只知道作者的名字，读过她的书。不认识您，您不存在，没有身体，没有微笑，没有愤怒，没有深夜在车中开的玩笑，没有床上的爱情，这些全部没有，只读杜拉斯这个人写的书。
只收到您的一个字：来。于是我来到了特鲁维尔，并且留了下来。我没有走，您也没有走。我们呆在那儿。不即不离。两个可怜的人。我们一无所有。那些钱一点没用。毫无用处。那些钱使您很高兴。这怎么可能呢？赚这么多钱，难以置信。您真是了不起。
您说：“我要给您买两件上衣，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圣洛朗时装店。流浪者当腻了。幸亏，我手指上还戴着钻石，人们马上能看出我不是乞丐。而您呢，您那副怪样。不，我想看见您穿得体体面面的。”
我们来到时装店，您对店员们说：“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想买两件衫衣，他穿的。我先告诉你们，我要你们给我打七折。我来之前给你们老板打过电话。我自己嘛，我不要上衣，什么都不要。我马上就要死了，不知葬身何方。”店员们说：“没错，我们知道您要来。夫人，请坐。”
您坐了下来，看我试衣。“不，不要那件，您看得很清楚，那根本不适合您穿。转过来一点，走几步，让我看看是不是合您的身。”我照您说的做了，走了几步。店员们忍着不敢笑，我却想哭，想把它们全都扔掉。
“你们知道，这很适合他，看！啊，是的，扬，您得买这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装。大家都说好。您得买这件。非常适合您，什么都不用改。我跟你们说，他身材一流，模特儿的身材。好，再来另外一件，要花哨一点的。因为我们经常去特鲁维尔，我在黑岩公寓有个套间。拿一件浅色方格细呢的上衣给我看看。很好。就要这件。扬，拿着。我把它送给您了。”我说好。您开始付款，并说：“千万别忘了给我打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