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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建设是最大的民营公司，参与过陵丘市很多大工程。什么大厦，什么高速公路，什么街道，太多了。集团下面有很多家分公司，涉及的行业也多，有工程建设，有物流，有酒店餐饮等。
王橙带着董娅卿去喝了两次酒，唱了一次歌，结束后就给钱，但给的钱不多，一次给两百。王橙每次都强调，金信集团是按照客户的满意度给钱的。客户的满意度越高，给的报酬也就越多。
第三次，王橙把她带到一家酒店，进入房间时，她感觉不对，这既不是吃饭也不是唱歌跳舞，而是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只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她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本市的市长。但是，王橙没有对她说真话，只是告诉她，这是本集团最重要的客户，性余，你可以叫他余老板或者余总。
坐下来说了几句话，喝了几口饮料，王橙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下去接一个人，离开了。那位余先生和她只不过聊了几句话，就抱住了她。她当时吓坏了，全身发抖，也特别兴奋。事后回想，她喝的饮料可能有问题。事毕，她坐在房间里哭。余总用手机发了一个短信，王橙很快过来了。王橙劝她，余总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王橙劝了她很长时间，并且给了她三万块钱。接下来几天，王橙天天给她打电话，表扬她干得不错，公司为了奖励她，决定给她底薪三千元。这几天可以不上班，先休息一段。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王橙问她，能不能上班。她说她不想上班了，王橙说，这次就是普通的陪酒。她去了，真是普通的陪酒。又过了一个星期，她再一次被带到了酒店。她和王橙在房间里等了一会儿，余总来了，王橙和余总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
她和余总来往多了，也就想开了。每次，她先去酒店大堂拿房卡，自己去房间，然后洗澡，等着余总。余总到酒店的时间总是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每次去了，也不和她说话，甚至不洗，立即做事，做完之后，会去洗个澡，然后会对她说一句话，诸如我走了，你留在这里休息还是走，随你。说完之后，立即离开。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余总再也没有见过她。
最后一次见余总，余总喝了酒。董娅卿说，余总几乎每次见她，都是喝了酒的，不过，这次喝得特别多，酒气特别重，很难闻。余总要亲她，她闻着酒臭味很恶心，差点吐了出来。让董娅卿没料到的是，余总竟然向她道歉。
接下来，余总表现得异常神勇，做完第一次还要做第二次。毕竟，他的年龄有点大，做第二次力不从心。此时的董娅卿也完全没有羞涩了，和他说话，用语言以及动作刺激他。他也和董娅卿聊天，问了问她大学的一些情况。
分别的时候，余总对她温情了许多，多说了几句话。也是她太年轻，不懂世事，关键时刻说错了一句话，她说，我认识你，你不是余总，你是刘市长。
刘市长明显愣了一下，转身走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打电话叫她上班。
没过多久，董娅卿的身体有了反应，而且，越来越严重。她自己也觉得身体异常，却没有往那上面去想，关键是没有这样的经验。事情被她妈妈看穿了。妈妈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是。妈妈说，那要去医院看一看。她说，算了，过几天可能就好了。陆曼毕竟内行，出去买了一支验孕棒。看到这东西，她才一下子慌了，可妈妈一定要她检，她无可奈何，只好依从，结果证实确实是怀孕。
那几天，父亲不上班了，母亲不开店了，也不准她上学了，逼着她说出真相董娅卿说，她和刘成雨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男人，甚至恋爱都没有过，以后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男人。正因为是第一次，她才没有任何经验。她曾多次要求刘成雨戴安全套，刘成雨确实戴过一次，效果不好。用到一半，他就把安全套取下了，此后不肯再用。
唐小舟一边看着材料，一边暗想，这件事如果属实，董娅卿肚子里的孩子，无疑就是刘成雨的。而且，此事是由金信集团董事长王橙和陵丘学院学生处长谭青林牵线，事件背后，一道权钱色交易网，若隐若现。
唐小舟将笔录纸交给记录员。问董卫明，对这件事，你们家长有什么要求？董卫明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把这个恶鬼淫棍绳之以法，将这个罪恶的团伙一举捣毁，别再害人。
唐小舟想，这件事，信访办肯定解决不了，恐怕得交给纪委。他站起来，对孙志华说，孙主任，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们是不是先去你的办公室谈谈？孙志华连忙说，好好，请。
两人走进孙志华的办公室，唐小舟主动问，你准备怎么办？孙志华说，我仔细考虑过了，这件事，我们肯定处理不了。可他们找到我们信访办，我们又不能不接。
所以，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是不是把笔录转给纪委？
唐小舟说，信访办枯手这件事，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信访办也没有办案能力。这件案子，如果真按董卫明所说，谭青林涉嫌组织介绍卖淫，也可能涉及别的罪行，那是刊事罪，应该由公安部门侦办。金信集团的王橙和刘成雨之间，有可能是权钱色交易，金信集团出钱，替刘成雨物色关女，再由刘成雨给金信集团在项目等方面给予回报。这就是纪委的案件。把这件案子交给纪委，我赞同。同时我也在想，是把笔录批转过去好，还是和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派个人过来，直接接手这件案子好？
孙志华说，如果要打电话叫他们过来，恐怕只能你打这个电话。我们打电话过去，他们不会太重视，顶多派信访室来一个人，这就又成了一个信访案了。这件案子涉及到刘成雨市长，级别太高，让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过来接案，不太适合唐小舟说，那我来打吧。本来，这件事很简单，唐小舟只需要拿起手机，给梅尚玲拨一个电话就成。但因为上次的教训，他不得不绕了一圈，以充分尊重孙志华的态度，将他的观点弓I出来。
梅尚玲在下面办案，不在雍州。她大致了解情况后，征求唐小舟的意见，如果信访办坚持要她出面的话，那只能是明天。她可能要吃了晚饭才能赶回雍州。如果不一定要她亲自到场，她会委托一个负责人过去。唐小舟又和孙志华商量了一下，孙志华大概不想把这件案子留在自己的手中，同意梅尚玲派人过来。
幸好当天将案子交给了纪委，否则，信访办出大麻烦了。
离开信访办后，董家三口，并没有立即返回陵丘，决定在雍州住一晚。毕竟女儿大了，董氏夫妇不方便和女儿住在一起，开了两间房。第二天早晨，他们起床后，去叫女儿，敲了半天门，没有人应。他们大吃一惊，担心女儿想不开寻短见，叫来服务员开门，发现里面是空的。他们找到了女儿留下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只简单地写了两行字，表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希望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梅尚玲是当晚十点钟才赶回来的，回来之后，调阅了案卷。因为夏春和在北京开会，她原打算等夏书记从北京回来，先向他汇报，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料第二天早晨传来董娅卿失踪的消息。
初步判断，董娅卿很可能去找刘成雨，搞不好会打草惊蛇，梅尚玲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设想，立即拨通了夏春和的电话，通过电话简单地向夏春和汇报，取得夏春和同意后，立即联系唐小舟，希望面见赵德良。
赵德良上午的安排是视察省里的几家媒体。今年的党建年宣传是重头戏，各市搞得很有声色，各有所长，电视台和江南日报的宣传，也都紧跟着省委的步伐，做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江南日报，安排了一个采访小组，在报上辟有党建专版。此外，省委将郑永新列为党建工作的典型人物，正大肆宣传，赵德良此次谋体之行，正是要再加一把火。
梅尚玲的电话打来时，赵德良正在省电视台视察。唐小舟略想了想，这是一件急事，得立即安排，便对梅尚玲说，要不，你赶到广电来吧。等一下，赵书记要去江南日报，只好在路上汇报了。
赵德良坐的原本是考斯特，结束广电的视察，广电局长杜崇光等人送赵德良到门口。唐小舟抓住一个机会，对赵德良说，梅尚玲书记说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当面汇报。
赵德良问，尚玲书记吗？她在哪里？唐小舟说，我让她等在她的车上。
赵德良说，那好，我们坐她的车过去。唐小舟领着赵德良走到广电大厦门口，梅尚玲的汽车，早已经停在那里。唐小舟领头走过去，梅尚玲已经等在车门边，她向前迎了两步，和赵德良握手。趁着两人握手的机会，唐小舟打开了车门。赵德良上车后，梅尚玲绕到车门的另一边，坐了上去。唐小舟坐上副手席，并没有立即命令前面的开道车启动。他担心梅尚玲的时间不够，所以在这里多留了十几分钟。
赵德良见梅尚玲坐上来，才说，刚才小舟说，你有一件急事？什么事？梅尚玲开始汇报董娅卿案。她说得很简略。董氏夫妇在信访办论及此事，只能属于信访，一旦上升到纪委，便属于举报。梅尚玲说，根据董卫明一家三口的举报，陵丘学院的学生处长谭青林向金信集团的老总王橙推荐女学生去搞公关，实际上，金信集团可能把这些女学生献给官员淫乐。陵丘市市长刘成雨，曾多次和董娅卿发生性关系。董娅卿怀了孕，虽未最后证实，但董娅卿一口咬定，除了刘成雨，她未接触过任何男人。
梅尚玲说，事情发展得很快，我们昨天才接到此案，我昨天晚上从沪源赶回来，第一次看到笔录，还没来得及和夏书记商量，今天早晨就得到消息，董娅卿从宾馆里离开了，去向不明，我们怀疑她有可能去找刘成雨。她一旦和刘成雨见面，事情就可能发生变故。所以，我和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件事，得特事特办。
赵德良问，你们准备怎么办？梅尚玲说，我和夏书记电话沟通过，夏书记同意我们的方案，先对刘成雨采取一些措施。毕竟我们还没有着手调查，暂时不宜动静太大，是否双规，需要等初步调查的结果。我们请求省委批准，第一，由公安部门出面，传讯陵丘学院的谭青林和金信集团的王橙。对于刘成雨，由省纪委安排他暂时住在市委招待所。
第103章
赵德良说，这件事是真的很急啊。这样吧，你先按照你们的计划执行，省委这边，暂时来不及和其他几位同志通气了。不过毕竟不是双规，只是临时措施，下午我找个时间，和几个同志通一下气。纪委方面，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纪律，避免出现过分行为。
本来，纪委是单独办案，之所以向赵德良汇报，也就是走个程序。何况，对于刘成雨采取的措施，又不是双规，程序走到了也就可以了。得到赵德良的明确答复，梅尚玲立即拨打了一个电话，说，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省公安厅那边，我和泰丰书记协调过，你们再按照计划，和具体执行的同志安排好方案。
梅尚玲打完这个电话，汽车也快到江南日报了。下车前，赵德良对梅尚玲说，有关刘成雨的举报不少，相信你们那里有档案，要查就一起查。争取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真有问题，依法处理，没有问题，也可以还他一个清白。
梅尚玲说，好，我们一定按赵书记的指示办。唐小舟原本准备下车的，江南日报的领导已经等在车门外，替赵德良打开了车门。唐小舟只好跟在后面，心中却在想，陵丘这个土围子终于松动了，恐怕即将到来的，是一场大地震吧。陈运达想保住陵丘这最后一块根据地，然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关键的是，陵丘的张顺焱、刘成雨等人，在那里干的时间太久了。
张顺焱在陵丘当了一任市长两任书记，前后有十几年时间。刘成雨本就是陵丘人，从陵峒县委书记起来的，在陵丘的关系盘根错节。在一个地方干久了，对于掌握权力，显然是好事，但也更方便搞腐败。陈运达如果早点将他们从陵丘调走，恐怕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梅尚玲过来的时候，唐小舟正在向赵德良等主要领导汇报，主题是党年建中各市关于党建系统化方案的意见稿。年初，省里借雷江三正四以七星江南活动开幕的机会，召开了一个党建年工作准备会，主要还是赵德良在那里强调党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阐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至于党建年怎么搞，会上定的调子是各市先自己搞起来，省里同时也组织班子，吸取各地的经验，确定一个党建标准方案。既然省里没有方案，各市又不能不动，于是，八仙过海，每个市都开始拿自己的方案。这些方案，很快集中到了唐小舟手里，赵德良于是安排了一下午时间，听唐小舟系统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另外三个人，省委副书记马昭武，他是党建年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实际负责人。省委组织部长吉戎菲。党建工作。主要是各级党支部的系统化建设，是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所以，吉戎菲也是党建年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另一个人是江育奇，他是顶替余开鸿成为党建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按理说，这个汇报应该由各市负责党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完成，事情之所以落到了唐小舟头上，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方案到底怎么样，省里的主要领导还不知晓，不适宜直接送上常委会，二是党建系统化方案，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赵德良的要求是具体细致可操作性。以前，只要制定这类方案，开头必须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等等，赵德良强调，这些旗帜是一定要高举的，但高举不是口号，要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方案中。
你连党支部都名存实亡，连组织生活都不能保证，怎么高举旗帜？那不是空话？所以，这个方案，要具体到各个细节，包括组织结构形式，组织档案管理，组织监察职能职责以及处罚，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求量化。正因为方案是各个市提出来的，就难免有些各出奇谋的味道，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剑走偏锋。省里对此方案异常重视也异常慎重，决定先由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方案内容，提出部分修改意见，第二步由省党建系统化方案研导组对各地方案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一个全省性的执行方案，再交常委会讨论。赵德良刚抓党建年活动的时候，唐小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搞花架子，造影响，华而不实。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唐小舟才意识到，赵德良果然是高瞻远瞩，高人一等。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成形的，当时的目标简单而又明确，只是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大目标。直到杭战胜利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夺取全国胜利。或者也可以说，即使夺取全国胜利，同样是为了生存。在生存这个大目标之下，所有的分攻，所有的利益维系，都显得不重要。因此，当时党建工作的标准即使粗放一些，简单一些，仍然可行，并且作用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改变了，生存已经不是第一需要，甚至可以说，生存已经不值得忧虑。再执行那一整套为了生存而制定的系统方案，显然缺乏与时俱进。一个极其残酷而且有趣的事实是，历史并没有在此觉醒并且及时调整党建系统方案，而是削足适履，为了适应这一因生存而缔结的方案，不断地人为地强化生存危机。早期有关国对中国的仇视以及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威胁，看上去，生存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这显然只是保卫和建设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只是怎样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后来，人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无力反攻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只不过如此，似乎再没有生存之忧了，历史便制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
这样的斗争显然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系统而假想的敌人。人的思维路径极其有趣，既然生存已经不存在问题，所有的党建目标，为什么不能去生存化，着眼于建设和发展，重新制定一整套更加系统，更加细化的方案？历史没有选择改革，而是选择了固守。行政建设其实存在同样的问题，解放军自从渡过长江，顿如风卷残云一般，迅速解放了整个江南地区。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迅速建立政府，稳定全国铁序。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政府仓促上任，粗放行政的特点，在当时是客观需要，并且卓有成效。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建立的行政体系，原本就是一个临时性的粗放的体系，一个无法适应未来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原本就该在后来政权稳定之后，加以系统化升级和精细化改造。然而，这一步始终未走，不仅未走，文革时期，将这个原本粗放的体系也砸烂了，文革后又开始对解放初的那套体系进行修复。在大建设的背景下，最初那套粗放型体系所出现的问题，可以预见。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但始终未曾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