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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
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
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
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
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
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
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
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
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
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
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
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
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
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
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
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
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
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
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
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
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
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加点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准会说：‘你们为什么
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
在病床混五年’。爱惜人这件事，看来只有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做到了。”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还是常常随便浪费人力，这
等于犯罪。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
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
不是因为蛮干，我也许还可以再坚持几年。一句话，对我来说，‘左派’幼稚病是一个
主要的危险。”
“也就说得好听罢了，真让他下床干起来，早就什么都不顾了。”沃利梅尔心里这
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一直谈到半夜才走。
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样。
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
讲着他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尔看不见他，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体格
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他的模样跟保尔刚同他见面时想象的完全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庄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
杂音。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啁啾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
（看样子是在近海）发报。一片嘈杂声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
声音：“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割断了保尔
同生活的联系，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又冲了进来，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强有力
的脉搏。
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烁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全睡了。达雅在睡梦中不安地嘟哝着。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
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空闲时间就越少，于是保尔想起了别尔谢
涅夫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就不能常见面。这有两个好处：
一是彼此不会嫌弃，二是没有时间吵嘴！”
他怎么能反对呢？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过去，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
时候比现在有更多的温暖，更多的体贴。不过，那时候她仅仅是个朋友、妻子，而现在
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
力。
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失明夺去的东西，无线电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
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
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
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
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幸
福。
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
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弧
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
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它相比就显得微不
足道了。
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团员们顶住
天灾，顾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进了闸门。在这场艰巨的抢险斗
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
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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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
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
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
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
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
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
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
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
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
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
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
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
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
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
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
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
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
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
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
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
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
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
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
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
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
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
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
《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
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
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
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
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
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
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
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
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
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
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
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
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
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
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
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
“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
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
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
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
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
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
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
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
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
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
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
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
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
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
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
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
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这是多年紧
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如果失
败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加工还可以挽救，他一定会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紧张的等待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待过来信。
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宁格勒一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