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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作为大唐龙兴之地，被定为北京，和当时的东京洛阳是同样的地位，唐朝国力强盛，商业极度繁荣，而由于山西处于和漠北甚至西域沟通交流的必经之路，也是繁荣起来。
宋朝初年太原府成了北汉的国都，这么一个小小的北汉，三万五千二百户人家，硬是抗了大宋十九年。要知道，宋朝初期可不是冗兵冗官冗费，当时那几十万跟着赵匡胤打遍四百军州，南征北战，经验丰富，骁勇果敢，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时代的骄兵悍将们，可是不输给历史上任何一支强军。北汉就像是个又硬又臭的石头，死死的压在宋朝的脑袋上，占据了这片表里山河，而辽军能够借道北汉，直抵黄河北岸，面前就是汴梁！
直到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御驾亲征，才算是把这个心腹大患给铲除。赵光义对北汉恨到了极处，又顾及到太原出皇帝的传言，便诏毁太原旧城，诏废并州太原府，废太原、晋阳二县。晋阳被火烧水灌夷为废墟，新置平晋县于汾水之东，新置并州军事，移治于榆次。同时依托唐明镇建太原新城。
不过太原虽毁。河东却是蓬勃发展，河东地处宋辽边境，北宋所需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精巧器具，奢侈用具，甚至是米面粮油，绫罗绸缎。宋庆历年间，宋出藏绢两千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三万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至于没有记载的私底下的交易，更是不知凡几。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并称全国两大商阀，乃是商人第一。
不过到了明朝，晋商才成长为一直影响深远的力量。
九边重镇，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山西占了两个——大同，山西，而除了辽东镇、甘肃镇、宁夏镇之外，其它的几个，离着山西都很近，甚至都紧挨着。像是管辖宣府镇和大同镇的宣大总督，驻跸之地便设在山西阳和。
九边这百万官兵，粮食都需要内地运来，每年消耗极为巨大，因此太祖皇帝便立下了开中之法（前文说过）。晋商的发达，起源便是这开中之法。
晋商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离得近，这谁也没办法，因此他们成了开中法的最大受益者。晋商运送粮食，得到盐引，然后贩盐卖盐，获利巨大。一开始他们还老老实实的运送粮食，至少朱元璋时代是的，到了后来，就是勾结各级管理，直接获得盐引，牟取暴利，同时也构建了极为庞大的关系网。光贩盐卖盐也不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时间一长，靠着边关的优势，晋商开始做起对外的贸易。他们的足迹遍布关外，无论是漠北草原还是辽东塞上，晋商运来了铁锅、铁器、盐、茶砖、粮食、丝绸布匹、精巧器具奢侈品等等，换回了当地的骏马牛羊、人参兽皮。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逐利，其天性莫过于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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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二六零 奸佞
就一个商人而言，他的信誉或许是不错的，商德也是很好的，古代的大商人都很讲诚信，不过这也遮掩不了他是一个汉奸的事实。不单单是他，还有另外七大家，以及所有卖给后金战略物资的商人。
这是资敌！最**裸，最无耻的资敌！
自从天启年开始对后金进行物资封锁之后，后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刚开始封锁那一会儿，整个辽东，可谓一片狼藉。
在印度神话中有三位主神：创造神、破坏神和调和之神，创造神主管创造，破坏神专管对前者的劳动成果进行破坏，调和之神居中进行协调。努尔哈赤是个纯粹的破坏神，在辽东大地专搞破坏，不搞建设——他也不懂建设——占一块地方就抢光一片，杀光一片，烧光一片。百姓流离失所，许多人沦为包衣，被驱策如牛马，城池被焚毁，庄稼抛荒，财物一扫而空。
说白了，当时的满洲八旗，不过就是占了一块儿地盘儿强盗团伙而已。
当时的辽东穷的老鼠出了宁锦防线都得饿的骨瘦如柴，含着两包眼泪回来。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受灾的可不止是大明，辽东本就是苦寒之地，受灾。
而后期的努尔哈赤，更是几乎变成了一个老疯子，逮谁杀谁。
他很能打，这是真的；他运气很好，这也是真的；但说他是个老疯子，也是真的。什么千古一帝，那是扯淡。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大致意思就是：军队去了汉人的居住区，然后见人就杀，杀光为止。
辽东五百万（一说三百万）汉人被杀的所剩无几，到了最后，女真人加上汉人加上蒙古人，再加上朝鲜人还有刚从深山老林里抓来的鱼皮鞑子，整个后金只剩下七十万人口了。
百姓易子而食，米价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
就在努尔哈赤一筹莫展的时候，范永斗出现了。
他，还有另外七个晋商大贾的商队来到了辽东，为窘困中的后金带来了粮食、布帛、火药、铜铁。其实他们之前就认识，早在百多年前，晋商就在辽东做生意，而这些晋商大贾，和满洲的贵族们很熟。因为满洲贵族当，家族衰败以及，甚至难以为继。而且介休范氏也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合流之后就是一家人了，范永斗也不吝啬，先买下了介休一百顷地，然后拿出来作为族中的族产。又搬了族学，高价从府城中请了先生来教学，供族中所有适龄的孩子读书。然后又重新修葺了已经破败的祖宅，更是买下了周围的地皮，大肆扩建，供给族中所有人居住。
更有一些读书人，范永斗不但资助他们，更是拿出自己的关系来为他们疏通门路，帮助其走上仕途。
这位名叫范栋材的县尊老爷，便是其中一位，而他，也是前任家主的三子。
这位中了秀才，显然肚子里是有些墨水的，但是也不甚多，于是考了好几次，都没中举。到了最后，还是范永斗亲自写了名帖着人去太原府帮他运作，让他成了选贡生。
选贡生，有点儿像是后世的特招生，但也有不同。就像是这个年代的秀才远比后世的大学生稀少的多，值钱得多一样，选贡生的稀少程度和地位，也远远不是特招生能比的。
在科举的体系中，第一关自然是考秀才，这就类似于入学考试。考生先后参加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录后再应由朝廷派往各省的学道（或称学政、学台）所主持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即成为所在地县学（州学或府学）的生员，初入学的称附学生员，逐步升为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统称为秀才。凡取得秀才资格的就可以不出公差和免纳田粮。
不过秀才也分三等，只有一等者可获得官家每月发给的粮食和补贴。
秀才每年由学政考试一次，叫做“岁考“，其作用是督促学习。在大比之年的前一年，由学政主持举行“科考“。府、州、县学的生员经过科考成绩列为头等、二等和三等的前三名的，准予参加次年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于第二年进京参加中央举行的考试。举人名额，各省不等，大省有百余名，中小省七、八十名或四、五十名，向有定数，不能任意增减，大抵按照一省人口、物产、财赋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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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二六一 热闹的柳树街
从秀才到举人，这可就是一个大坎儿了，很大很大的坎儿，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严酷的多…
一个省多少读书人？却只能产生多者百余人，少者四五十人的举人，可见其难度。
绝大部分秀才是无法中举的，他们往往几次，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的参加乡试，却往往是老死于秀才。当然，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出路。
选贡制度，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生员长久不能中举，便逐步由附生升增生，由增生升廪生，由廪生选贡生。贡生分拔贡、岁贡、恩贡、优贡、副贡这五种。
其中拔贡最难，每十二年考选一次。副贡次之，每三年举选一次，由乡试取得副榜的生员中选送。岁贡再次之，每年选一次，按在学时间依次选补。而恩贡和优贡，则都是无定期的，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赶上。像是恩贡，便是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
包括举人也是如此。
举人参加朝廷会试，考取进士的究属是少数，极少数，而多数落选。而且多数举人连考几次仍然不能及第，像是在嘉靖朝那位在后世得享盛名的震川先生归有光，在当时就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更是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乃是嘉靖十九年举人，却是在会试中落第八次，六十岁花甲之年方成进士。可见其难。
为了给这些人以出头之日，即在连续三次以上落榜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授予官职。这一措施称为举人“大挑“。被挑的举人最高授知县，大部分担任地方学校教官。
选贡制度，便类似于前几朝的举孝廉了，而且门槛儿比举孝廉要低得多——只要是年资长久就行，至于其他的，那当然就是主管此事的官员说了算了。一旦这事儿是人可以操作的，那么差不多就得出岔子。
这位范栋材范县尊，考举人从十六考到二十大几，考了三四次都没考中，实在是绝望了，便托了范永斗。范永斗也是找了一番关系，于是便把他运作成了选贡生。
顾名思义，贡生系贡举到国子监成为太学生。实际贡生并不入监读书，不过取得太学生的资格，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通过“诠选“出任官职。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直接当官儿了。读书人十载寒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当官儿么？
当然，大部分人只是有了当官儿的资格，却当不了官儿，而就算是能当官儿的，大部分担任的也只是地方学校的学官。权势没多少，活儿也不多，俸禄当然也很微薄，想贪污都不知道去哪儿划拉去……就这么混吃等死一辈子也就过去了。
但是范栋材可不是一般人呐！
于是，他先是授介休县典史，后升任县丞，之后任平阳府推官，又授山西灵石县令，后来平调到了这阳和当下县令。说是平调，不过论起油水来，阳和可不是灵石能比的，也算是高升了。
范家？范永斗家？现在的八大晋商之家？自己那个时空满清入关之后的八大皇商之家？煊赫百年的八大皇商？
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这么一个汉奸之家？
当董策听到范家这两个字的时候，只觉得似乎有灵光在自己的脑海中一现，这刹那间，他似乎捕捉到了什么。但是灵光一现，终归是只有一现而已，短暂到可能连六十分之一个刹那都没有。
等到董策再去捕捉回想的时候，根本就想不起来了。
他坐在那里，眯着眼睛静静的想了好一会儿，终归是只能叹了口气，那一抹灵光，是再也捕捉不到了。不过董策倒也不是很着急，这等事儿，记不得，越级越想不起来，你不管他，说不得一会儿就能想起来。
他思忖片刻，这范县尊一直在山西中南部，比太原府更往南的冀南道汾府区域内，无论是介休县还是灵石县都在此处，想来和那苏以墨是没什么交情的。
见他沉思，刘三也就不打扰，静静的坐在那儿吃菜喝酒。
董策忽然直起身来，道：“相烦你带我去董忠庸杀人的那处院子瞧瞧。”
刘三赶紧道：“不敢当劳烦二字。”
……
正是午后。
白日的柳树街，是不怎么热闹的，甚至可以用冷清二字来形容。
用后世的话说，性服务业是柳树街的支柱产业，繁华因此，冷清亦是一次。而找姐儿么，除非是那些很有闲情逸致的公子哥儿，要置酒高会，否则的话，是少有白日去的。毕竟白日都忙着做事，只有晚上才有闲暇，而且白天遇到熟人的几率会增大许多。他们倒不是嫌丢人，而是怕家里的女人折腾。毕竟来这儿的，多半不是什么大富大贵权势之人，都是小有资产的中户人家，因此是不可能无视家中另外一半儿的意见的。
而白日呢，对于青楼妓家这一行业来说，几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补觉。而跟那些高档的青楼不同，对于这些妓家中的女子来说。前一日接到客人的才有资格补觉，前一日没有接到客人的，则是在干活儿做事。
干净整洁的柳树街上，只有三三五五的稀疏行人，这些行人，要么是妓院里头打杂伺候的龟公，要么就是打扮颇为艳丽妖娆的女子。龟公们出来采买食物，食材，乃至于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一切日常过日子所需要的东西，而姐儿们，只是出来买些胭脂花粉，香扇布匹之类的。
这些妓家都是自家开伙做饭，也是自家裁衣缝制。几个男人，几个女人，一个主事儿的，白日关起门来过日子，若不是干的这行当，跟平常人家也没什么区别。
其实就算是冷清也不至于这么点儿人，还是因为现在是午后，许多人的都在午睡。大明朝的城市阶层，午睡的习惯非常流行，他们是此时这个世界上最会养生，最会享受的一群人。而不像是这个年代的西方贵族一样，希望通过一辈子不洗澡来保养身体内的‘精气元气’，从而达到长寿健康的目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往往死于缺少维生素的败血症、跳蚤和寄生虫太多引发的瘟疫，以及老鼠引发的黑死病。
而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恶劣的生活习惯和肮脏的生活环境——在这个年代的欧洲，算是数得着的大城市的里斯本，根本没有排水系统，大街上污水横流，到处都是没脚的污泥，而贵族小姐们，直接就在大街上拉屎尿尿，因为没有公厕。
贵族居住的城堡里面很少打窗洞，所以内部暗无天日。但墙壁上又免不了裂缝罅隙，因此冬天一到室内也寒冷刺骨。城堡保洁很成问题。灰尘、蛛网自然随处可见，忘了清理的生活垃圾、死人骨头也俯拾皆是。床榻上臭虫极多，数以百计地潜伏着，永远嗜血如命，夜夜严阵以待。
此时欧洲的医学水平令人发指，擦破点皮，有可能死于感染。着了凉，有可能死于感冒。吃农家菜，有可能死于腹泻脱水。若是经常打仗的话，势必容易丢胳膊断腿，那基本上就离死不远了。
城市尚且如此，乡村更是别说，大明朝南方乡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小桥流水人家，白石桥乌篷船，泼墨山水画一般精致的小镇村落根本不会在欧洲出现。乡村像是集中营，只不过更不卫生，更不人道。人们头发缠结，里头爬满虱子。他们的嘴闻着像泔脚缸或阴沟，看着像法医学教材的插图。能在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好牙来的人，肯定是贵族，甚至贵族都没有刷牙的习惯。他们脸上布满脓包和疮疤，还蒙着厚厚一层由汗、泥和皮屑搅合出来的顽垢。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年代的欧洲，悲惨、无奈、真实、恐怖，整个欧洲就像是一个肮脏恶臭的下水道，或者是垃圾坑。人们像是野兽一样活着。当然，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和华夏足有上千年的差距，但是这个垃圾坑在逐渐变得干净。而在董策那个时空，随着满清入关，凛冬到来，这片华夏大地会变成一个比欧洲都大的巨型垃圾坑，而且华夏子民会在其中沉沦数百年。
董策等人出现在了街口。
街口外面是那家‘笋鸡粥铺’，街口的两边还有几家卖香粉的店铺，一家成衣店兼布庄，两家粮店，三处酒楼，两个什么都卖但是很多东西都没有的杂货铺子。
这些店面基本上能够从街口往里头延伸十五丈左右的长度，在往里头，在那棵棵柳树的掩映之间，便是一些门户妓家。
董策这一行人，自然是引起了别人的注目，毕竟他们也太显眼了一些。一行十数人，都是高大结实的汉子，身上透着一股子凶狠之气，一看就知道是不好惹的。他们中间簇拥着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长相也很是俊朗，锦衣貂裘。市面上的人物眼睛毒的很，自然是能看得出来此人非富即贵，更大的可能是即富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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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二六二 愁啊愁
而且他们还人人都牵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