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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墨咬着嘴唇，又是扑簌簌的开始掉眼泪。
董策打趣道：“生得一副女儿像，怎地性子也跟个女儿家也似，动不动就哭？”
白墨忽然跪地磕头：“老爷，您的大恩大德，白墨永记在心，此生报效，唯死而已！老爷您放心，送回棺木之后，小人便与我家公子再无瓜葛，安心侍奉老爷。”
“这话说得，怎么这么别扭？”董策这后世人实在是听不得这个年代动不动男人冲着男人说此生侍奉之类的话，笑了笑：“本官知道了，快去吧。都磕了多少头了，当下把脑袋磕破。”
等白墨抬起头来一看，果不其然，额头还真是青了一片，离破也不远了。
白墨张张嘴正要说什么，董策却是一摆手：“没那个必要，有心就成，你就先在这个名字挺好听。”
待那家丁带着白墨离开，董策便领着众人进了店里。方才白墨想说什么他自然是知道的，理由还真就是他说的那个——觉得白墨这名字挺好听。若是换一个别的，什么王墨李墨之类的话，那保不齐董策就给改了。
进了店里，在里头转了一圈儿，董策便有些发愁。
这店里面积极大，此时却是一片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落得满地灰尘。这店面地理位置好，人流量极大，里头也宽敞，实在是做生意最合适不过的地界儿，再加上又有背景——自己大小现在也算是个背景了。恰逢明末商品经济大繁荣的时代，只要是经营的人不是蠢到了极点，基本上做什么生意都是稳赚不赔。
只是董策的想法有些特殊。
他的发家很有意思，基本上发的都是战争财。第一次是打建奴，捞到了第一桶金，还是一笔极其丰厚的第一桶金，有银子有功劳有战马有铠甲有兵器，里子面子一样不缺。第二次是打马贼，又是捞到了一大比银子战马，外带还杀了绊脚石，得了不少民户。第三次是半路拦截六棱山的土匪，这次就不用说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数不胜数，外加一堆身强体壮的壮劳力，捞的是盆满钵满。
每一次都伴随着杀戮，用血腥的黄金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暴利！
巨大的暴利！
钱来得又多又快，数月一开张，开张吃三年。
董策已经习惯了这种暴利，现在让他安下心来，做一些细水长流但是利润微博的小买卖儿，他是没这个性子的。别说是利润微薄的，就算是利润可观的，董策现在也瞧不上。要做，就做暴利的！
董策却是没有发现，随着来到这个时代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的官做得越来越大，杀人越来越多，他现在的思维方式，比之以前，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更加贪婪，更加直接，更加粗暴，更加知道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势，更加的……喜欢用刀剑来解决问题。
当然，促成这些的，不是别的，正是董策心中的执念——既然来到了这个时代，就总要做点儿什么，就算不能力挽天倾，至少要做到了无遗憾。
而想要达成这个执念，就是要不断的升官，不断的扩大势力。手中有兵，有刀有枪，越多越好！
虽然大明朝的大部分地区现在还是一片歌舞升平，但实际上，现在，崇祯八年，已经可以算是乱世了。乱世里头，别的都不顶用，有兵说话才硬气！
他心里也是很有些苦衷的。
现在磐石堡看着是一片鲜花着锦，热火朝天，但是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流水般花出去的银子在支撑的。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士兵每日消耗的肉禽蛋，粮食豆子，算下来就是个很不小的数字。至于工坊，更是个无底洞，一天耗去的精铁就不知道要多少银子。现在青蚨甲花的银子是不多，但是以后造重甲呢？大规模造火铳呢？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以后每日的开销，会越来越大。因为董策势必是要扩大军队规模的，而且还是大规模的扩大！
养兵，就成了最直观，也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
现在库房中的银子看上去不少，但是说句实在话，根本撑不了太久，董策必须另开财源。
可是发横财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的，像是六棱山土匪之类的事件出的多了，很容易就会被人联想到自己——到时候怕是第一个要宰了自己的就是刘若宰。
既然不能再战场上发最直接的横财，那就曲折一点儿，发商场上的横财。
只是发商场上的横财，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种地固然是最稳妥，最老成的投资方式，却不是能立刻来钱的。至于其它的暴利行业，基本上都被皇族和地方上的官员垄断。
大明朝要说最最暴利的行业，有两个，可是却都跟大海沾了边儿，而董策跟大海离着几千里远，那自然就跟他不沾边儿了。
海贸和海盐，这两个行业，已经不能用暴利来形容，那简直就是点石成金一般！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此时和日本的航海贸易。在日本一斤丝，价五贯文，铜一驮也就是二百七十斤，十贯文，一驮铜可换丝二斤。但一驮铜在明朝可换丝八至十斤，按日本丝价换算可卖四十至五十贯，即获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购买，也同样赚利；日本金十两价值三十贯文，只买丝六斤，在明可换丝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价格换算，可卖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贯，同样是四至五倍的巨利。别的不说，单说铜，日本是产铜之地，铜价很低。日本市价每驮也就是二百七十斤铜是五贯，约合每斤不足十九文。但是在大明朝，红铜的给价，每斤是三百文。从十九文到三百文，这就是百分之一千五百七十八的暴利——至于运输之类的其他成本，则是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去日本的商船，根本没有专门做纯铜生意的，基本上都是拿铜当压舱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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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三七二 贩卖私盐如何？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话说得确实是精辟到了极点，难怪大明朝的海上走私从来都是屡禁不止，有这等暴利，禁得了才怪！
至于海盐的利润，那就更不用说了，尽管盐不贵，但却是人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大且市场永不枯竭。而且海边晒盐，海盐的如价又是低到了一个吓人的程度，是以盐业古来便是暴利行业，自汉武帝盐铁专卖之后，不论哪朝哪代，都是将其作为政府垄断型的朱元璋式的政策——看似绝妙，实则无法长久，时日一长，便会从善政变成大大的恶政。
按照开中法运粮食的商人大军中，自然少不得晋商，而晋商发给盐引之后，最早划给他们支盐的所在，乃是河东。而此时，食盐的销售范围，哪里的盐销往哪里，哪里的商人能去哪儿支盐，能把盐销往何方，都是朝廷划定了的。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一百二十多个州县，在这些地界儿，食盐的销售价格朝廷不管。因此其利润空间非常大，晋商抓住政策变化这一契机，纷纷北上南下，由此大发利市，迅速的积累了巨额财富，地方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运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此处古名潞村，后来那海德俊将盐运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凤凰城，至明清时期，由于盐运使署设置在凤凰城，便改名为运城。运城因盐得名，因盐勃兴。
“开中法”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久而久之，粮食陈腐，多得吃不了，且河东产盐量有限，逐渐商人手里开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东兑不了现，成为社会一大弊端。这迫使朝廷二次改革开中法。商人以后不用向边关运送粮食，可以交银子换取盐引。对于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编成十组，分十年一一兑现，每年兑现一组。兑现后，不仅可以在河东支盐，而且可以到全国各大盐场支盐。
这也就是所谓的“叶淇变法”。
当然，这只是官面上冠冕堂皇的说法。
在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变法之前，开中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其一，明朝廷增加了每引盐的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其二，权贵上奏讨取盐引，垄断开中，贩卖私盐，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其三，灶户不堪剥削，纷纷逃亡，盐产量大减。其四，明朝廷基于财政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提前敛取的政策，任意增发盐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盐引过多，甚至到孙子那辈都得不到兑现，严重挫伤了他们开中的积极性。
甚至有的商人手中持有二十七年前颁发的盐引无法兑现，以松江为例，英宗正统年间有待政府支盐的盐引就多达六十多万引。成化十四年，又出现了大同各边镇城池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而无人上纳的局面。弘治二年因无盐可支，明朝廷就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结果引起私盐泛滥，全国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于是才有了叶淇变法。
叶淇的盐法变革，将原来的开中制变为开中折色制。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到边区纳粮，变成直接交钱，以换取盐引。换句话说，折色制与开中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筹集边饷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银为中心，后者以实物为中心。
大明朝的朝廷正税，其实真的很低，政府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有限，叶淇变法等于将盐税揽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让盐商直接缴纳白银到中央政府，换回盐引。至于往边关运粮，就不用他们操心了，由中央朝廷花钱组织运力，往边关运粮，由此以保障边防军饷军粮。
此制的确立，标志着边饷筹集体制由物物交换到了银物交换，大小也算是个进步的。
但是这事儿，实际操作起来，其实非常时期不靠谱的。
以前的时候，商人直接把粮食运到了边关，交到了当地官府的手中，过程虽然复杂，路途虽然遥远，但是负担是压在了商人的身上。而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肯运粮往边关换取盐引，那就说明其中定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利润不小。若不然，谁会这么傻？商人运量，至少没有大小官员，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而边关的粮食，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改革之后，商人们实际上就是花钱买盐引，然后政府拿这笔钱去买粮运粮——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钱进了官府的手里，进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手里，想让他们拿出来，那可比登天还难。倒是各级官吏，趁着这个机会，大发利市。粮食要运到各个边镇，那得过一层层的手，好处就被一层层的分润，这样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边关将士们拿到手的粮食，越来越少。而朝廷多了对边将的这一层钳制，文官地位越来越高，武将地位就越来越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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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三七三 猴戏
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涉入此领域。但是不涉入，不代表着不眼红。
在两淮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和徽商，原来的开中纳粮政策于山陕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陕商人在边储纳粮，地近而费力少，只有徽商才有“远涉之劳”。纳银于两淮之后，徽商地近两淮，才能“得易办之利”。
叶淇变法的最大利益所得者，便是他们了。
也叶淇变法之后，晋商、陕商和徽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商败退，晋商和徽商各不相让、平分秋色。
时至今日，崇祯八年，晋商因贩盐卖盐而成巨万之家的不在少数，而他们贩盐卖盐，走的都是正规渠道。而在山西这片地界儿，贩卖私盐的却也是极多，多如牛毛。他们自然没有盐引，也不可能千里迢迢的跑到两淮和长芦盐场去支盐，但是他们依旧能活下来。
因为山西有池盐。
就像是两淮有海盐，四川有井盐一样，山西的池盐，也是赫赫有名，毫不逊色。
不过董策对这个了解的还不多，须得找个专业人士来问才是。
他估计黄季那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他只是个家丁护院，接触不到一些上层的东西，估计连路线都不大容易搞清楚。这玩意儿，得问干这行儿的。
眼下可不就有一个？
董策挥手招来董勇振：“上一次去过那张麻子家外面的那条巷子，还记得吧？”
董勇振想了想，点头道：“记得。”
“把他寻来，要快。”董策看了看屋子里剩下的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又道：“顺便去上一次王通去的木器行看一看，问问他们那些桌椅板凳柜台什么的做好了没有，这可都年后了。还有，我记得张麻子家那条巷子口有一家四海酒楼，去那儿定些酒菜回来。”
原先董策打算开的是首饰店，又想做出一些新意来，是以便让王通去订做了许多桌椅柜子等器具，而且为了吸引眼球，都是他仔细叮嘱了，让王通告诉那木器行，一定要按照他说的订做。现在虽说没了开首饰店的打算，但那些桌椅板凳是已经付了定金的，还是今早取回来的好，反正若是贩卖私盐的话，店里同样也要卖，也需要这些东西。
董勇振点头应了，出门而去。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厢董忠庸和董忠康两人领了董策的任务，便去了棋盘大街，顺着棋盘大街从南往北走，准备买猴儿。
想买猴子，说难也难，有可能找遍一座偌大的县城也找不到一只猴子，但有可能街上随便转了转，就能买着。毕竟养宠物这个风尚虽说从唐朝开始就非常流行，但几乎没有谁家是养猴子的，这玩意儿说实话，不讨喜。想买猴子，基本上只能去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