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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夜间，塞斯瑙斯基斯遣散了自己全部部下，独自望着波兰方向垂泪不已，几分钟后用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生命，而这一天离他的三十二岁生日仅仅只差几个小时了。
到7月11日晨，毕苏斯基曾经煊赫不已的庞大军事力量基本上灰飞烟灭，只有包围圈最核心中的30师和34师还在观望。
为什么是观望呢？因为这两个师之前的表现可是很有意思，既没有主动突围，也没有积极向友军靠拢，而是困坐原地，眼睁睁地看着友军一个个被碾碎，不知情的还以为他们是来看戏的。
期间毕苏斯基几次命令泽尔米卡斯和米卡拉尤纳斯去接应友军或者突围，但都被这两位师长用各种理由拒绝。
多年以后米卡拉尤纳斯回忆说：“突围？怎么突围？四面八方都是犹太人，硬闯不过是死路一条。固守？固守又有什么意义？我可不相信协约国的军队会来……如今这个时候，说什么都迟了，反正是死路一条，多坚持一天算一天吧！”
至于泽尔米卡斯则更激进：“最务实的做法就是投降，继续抵抗不过是把弟兄们往火坑里推，我可不想被家乡的父老乡亲指着脊梁骨骂……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向犹太人投降！”
果不其然，在第11师覆灭之后，泽尔米卡斯很快就举起白旗投降，当时负责审问他的东普鲁士人民解放军曾问过：“既然你早知道是死路一条，也不准备反抗，为什么不早点投降？”
泽尔米卡斯是这么回答的：“如果我第一个投降，那么战后毕苏斯基绝对不会放过我。他一定会将大部分失败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所以我不能投降得太早，等其他的部队都完蛋了，只剩下我们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我都尽到了义务，也就不怕了！”
说直白一点儿吧，泽尔米卡斯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为了防止被找后账，就不能投降得太早，怎么说也得有人先于他投降，有背锅的倒霉鬼之后，他才能投降。至于不激烈地反抗，那也很简单，反正都是要投降的，抵抗得太激烈，激怒了犹太人能有他的好果子吃？
不得不说，波兰打仗是差点，但是政治头脑还是不错的。像泽尔米卡斯这样的师长都能将方方面面考虑得那么齐全，不去当个政客实在是可惜了。
不过这位聪明人的结局并不太好，战争结束之后，被东普鲁士人民解放军释放的他选择返回家乡，而不是像另一个更聪明的小伙伴米卡拉尤纳斯那样前往德国定居。
返回家乡之后没多久，泽尔米卡斯就被宪兵逮捕送上了军事法庭，毕苏斯基给他安上了畏敌不前、作战不利以及叛国的罪名。反正老毕是将华沙会战失利的账全部算在了泽尔米卡斯的头上。
也许走上刑场的那一刻泽尔米卡斯才会明白，在强权面前什么样的借口都是没有意义的，说你有罪那你就有罪，完全不需要什么借口。
比如同样主动投降的卡恰诺夫，这货家里比较宽裕，花了大价钱走通了毕苏斯基的门路，所以不光是屁事没有，反而被树立为死战到底的英雄。可见对波兰人来说英雄和狗熊的差距是多么的小。
7月12日，沃沃明附近的枪声终于停止了，一场历时半个多月的大会战也落下了帷幕。在这场大会战中毕苏斯基连底裤都输了个干净，他的大波兰政治野望伴随着十几万军队一起灰飞烟灭。当然，他之前的预言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因为这场空前的惨败，波兰的历史确实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未完待续。）
493尘埃落定
索契，这座黑海岸边的小城市为世人广泛共知可能源自一届不甚成功的冬奥会。这座位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附近的小城市在俄国之前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点儿都不起眼，不过在1919年7月15日，当波兰的硝烟刚刚消散的时候，它突然占据了头版头条。
在这一天，弗兰格尔正式取代邓尼金成为了“俄罗斯志愿军”的新一任总司令。而之前牢牢控制着局势的邓尼金不得不狼狈的辞去一切职务，前往土耳其“修养”。
这一变化是如此的突然，突然到红军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毕竟前一段邓尼金的表现并不算差，在西南方面军和东方方面军的夹击合围之下，依然将主力部队带出了包围圈。实话实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且就在邓尼金被迫辞职“修养”的前三天，协约国集团还在大肆表扬他，认为他为保全白军，为今后反共救国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那么邓尼金为什么会如此“意外”的下台呢？最简单的原因，因为这就是政治。政治只讲利益，不讲感情。
邓尼金前一段确实做得不错，但仅仅也就是不错而已。协约国集团在高尔察克覆灭之后，对他是寄予厚望，希望他能保住乌拉尔城至察里津这一片地区，能在这一块地区挫败红军的进攻，保住继续威胁莫斯科方向的态势。
应该说邓尼金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不过可惜的是，理想和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随着高尔察克覆灭，两个方面军的压力同时作用在邓尼金的部队上，他又不是什么军事奇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自然是顶不住。
当然，世界上大部分人也都看出了他顶不住，也不可能顶住。他的部队如果按照协约国的要求继续坚持继续硬拼，结果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歼灭！
从这么看似乎邓尼金没做错什么？他十分聪明的及早转移，险之又险的跳出了包围圈，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吧？
也许对邓尼金手下的白军来说，这确实是件好事。但是对协约国集团来说，邓尼金的做法就不太能接受了。
为什么？这还得从国际形势来分析。在邓尼金带着部队转进的时候，正是波兰战场上最焦灼的时候，那时候协约国集团收到的都是坏消息，要么是波兰人被围歼，要么就是德国人在谈判桌上不肯完全屈服。
对协约国集团来说，尽早的让德国人屈服，拯救波兰的危局，都需要时间。他们需要有人做出牺牲，希望有人能继续将百万红军拖在伏尔加河和里海地区。这样布尔什维克就没有多余的能力去输出革命。这将帮助协约国集团稳定波兰的局势，将为他们全面干涉俄国革命赢得宝贵的时间。
而邓尼金是怎么做的？他没有按照协约国的要求跟红军死缠烂打，而是果断地跑路了。虽然他带出了白军的主力，为今后反攻倒算保存了力量。但是，这对协约国集团来说意义不大，如今的协约国集团需要的只是时间，他们希望有人能给布尔什维克制造麻烦，让他们无力西顾。使他们同德国人的谈判不要受到太多外力的干扰，而等他们解决了德国问题之后，之前的那几百万大军完全可以挥师东进，不需要那点儿乌合之众一样的白军也能做掉布尔什维克。
很显然，邓尼金不是这么想的，也许按照协约国的计划，确实可以做掉布尔什维克，可那对俄国有什么好处？肢解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之后，协约国集团的大军难道会像王师一样恢复俄国沙俄时代的版图？会积极地维护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邓尼金可不认为协约国集团是活雷锋，他们恐怕会很高兴地将俄国大切八块，彻底地将北极熊给剁成肉酱。作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一个传统的爱国者，邓尼金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他认为如果要维护俄国的主权完整，首当其冲的就是保留一只俄国的武装力量。只有枪杆子在手，俄国才能跟协约国集团讨价还价，才能避免被鱼肉。
这也就是决定了邓尼金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部队去为协约国集团争取时间，他没有那么傻！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尼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了最后的原则，为保全俄国的主权做出了最后的抗争。必然的，他也必须为这个决定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
尤其是在波兰形势急剧恶化，德国人又裹足不前的情况下，他必然的会成为出气筒。协约国集团不会允许一个跟他们作对的家伙继续把持白军的大权。
而弗兰格尔则抓住了这次机会，原本就在不断给邓尼金制造麻烦，不断挖墙脚准备上位的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不得不说，邓尼金很有些悲剧色彩。他费尽心力要维护俄国的主权，要为俄国保留一只有生力量。如果不是他，白军绝不可能冲出包围逃到索契。
而现在，这些白军的军官却忘记了这一点，忘记了是邓尼金带着他们逃出升天，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协约国集团的援助，只有钞票和粮食。所以他们不光没能继续拥护“救命恩人”邓尼金，反而倒戈一击，给了邓尼金致命一击。
在协约国的支持，以及军队的背叛之下，邓尼金很快就变成了孤家寡人，按道理说那一刻的他完全有理由生气，有理由抱怨，但是他没有。
7月14日深夜，他在办公室里同弗兰格尔进行了最后的密谈，这是两人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也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几天之后邓尼金被押往了土耳其，然后辗转前往美国定居。而弗兰格尔则在几个月之后兵败第比利斯，在重重包围之中吞枪自杀。
那一天晚上，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就成为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原因是邓尼金并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起过那晚。对于被迫离开政坛的那个夜晚，他讳如莫深。
于是有的人说邓尼金将弗兰格尔骂了一顿，还有的说邓尼金什么也没对弗兰格尔说，双方就是那么无言地对视了十几分钟，然后分道扬镳。
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说话呢？其实这不是什么历史之谜，有一个人一直知道答案，不过在他有生之年，因为政治和保密的需要，他并不能说。直到他死后，这个秘密才得以揭晓。
王牌间谍亚历山大洛维奇在他的秘密回忆录中写道：“7月14日，天气异常沉闷，没有一朵云彩也没有一丝风，压抑的让人几乎晕厥。晚上8时，我陪同弗兰格尔一起去见邓尼金，在军官们的压力下，那位总司令不得不宣布下野。一路上，弗兰格尔的兴致很高，似乎完全不受这个该死的鬼天气影响，一路上他不断地讲前途将会多么光明，讲他会怎么力挽狂澜……”
“抵达总司令部的时候，弗兰格尔才将喜悦和兴奋掩藏起来，他故意板起脸，装出一副很沉着很冷静的样子，不过他下车的时候却差点扭了脚……和弗兰格尔的兴奋相比，司令部里的气氛就是一片死寂了。邓尼金的几个参谋无言的收拾行装准备打包离开，邓尼金的勤务兵跑进跑出，不断地将这位前总司令的私人物品装上汽车。我能看出司令部的人都怀着一种莫言的情绪在打量弗兰格尔，也许他们在考虑该怎么讨好这位新主子？”
“邓尼金在二楼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那一刻的场景我毕生难忘，办公室的地面上丢满了纸片，办公桌上的文件也散落了一地。在另一边的茶几上摆着一瓶伏特加和一个空酒杯。我知道邓尼金不太喝酒，可是从瓶子里剩余的酒量和他身上的酒气我能感到，这一回，邓尼金恐怕也知道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弗兰格尔有点紧张，他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仿佛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邓尼金一样。说实话，这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之前还以为他根本就不怕邓尼金……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对视了至少五分钟，空气中的火药味十分浓郁，我很怀疑，下一秒钟这两个人会不会拔枪互射……”
“邓尼金首先冷静了下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话了：‘弗兰格尔，你最好清楚的记住一点，你首先是个俄国人，首先要维护俄国的利益！’说完这句话，邓尼金大步流星的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那么弗兰格尔记住了邓尼金的忠告吗？恐怕是只记住了一部分，因为弗兰格尔很快就会发现总司令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好做的，他的意志总是难以贯彻道基层，军官们总是有意见，总是喜欢唱反调。更可怕的是协约国集团也从没有把他这个总司令当一回事，在那些大流氓看来，他这个总司令只是他们养的一条狗而已……
“鉴于白匪军已经遭受了重大打击，再也无法威胁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我们后一阶段的军事工作重心必然要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向转移，尽早地恢复生产才是上策！”
托洛茨基的真正意图恐怕不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生产，他的意思恐怕还是向中欧和东欧进发，让红军带着革命的烈焰焚毁那里的旧秩序，恢复生产神马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对于抽调红军的主力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列宁也没有异议，只不过对于该抽调多少部队，他有着更谨慎地考虑：“抽调部队是必然的，但是必须看到白匪军的主力依然存在，而且在高加索地区，他们很容易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援，不排除他们恢复元气的可能。所以慎重起见，我认为抽调的部队不应该过多，应该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最好是在高加索地区再打一个歼灭战，重创白军主力之后再抽调往其他的战场！”
对此，托洛茨基有些生气了，他情绪激动地质问道：“之前中央说打赢了察里津的会战就会转移战略重心，而现在我们已经赢了，为什么还要犹豫？白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国际问题，只有解决了国际问题，革命的前途才有保障！”
列宁不得不耐心地解释道：“中央之前的决议是，争取消灭或者重创白军的主力。而现在我们并没有达成这一目的，白军逃出了包围圈，他们的主力依然存在，随时都可能死灰复燃，怎么能够置之不理呢？”
托洛茨基却听不进去，他强调道：“情报显示，在这场会场中，图哈切夫斯基带领西南方面军和东方方面军至少歼灭了十万白匪军，这几乎是邓尼金匪帮一半的实力，难道这不是辉煌的胜利？噢，对了，我还忘记了，因为这场惨败，邓尼金已经被迫下野，以他为核心的匪帮已经彻底解散了！”
托洛茨基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重创了邓尼金集团呢？这不光是为了他的推动世界大革命服务，更是为图哈切夫斯基背书。之前因为放跑了邓尼金的主力，图哈切夫斯基受到了一定的指责（斯大林主导的），他好容易才给这场会战的结果定了性质，给图哈切夫斯基正面的评价。而现在列宁的话无疑是在暗示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全都是水分，这是托洛茨基无法允许的，所以他必然要死死地坚持这一点。
不过托洛茨基坚持的，斯大林是必然要反对的，他立刻就说道：“作为西南方面军的政委，我了解战斗的实际情况，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所歼灭的都是一些来不及逃跑的小股匪军，那十万人中，战斗人员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匪军的家眷以及奴仆……”
“我坚决不同意这一点！”托洛茨基赶紧打断了斯大林，断然地说道：“我们所歼灭的都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的反革命份子，这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托洛茨基这番话听着都心虚，因为他偷换了概念，斯大林强调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他却笼统的称之为反革命份子。如果仅仅强调反革命属性，那么契卡在这一年中消灭的“白匪军”恐怕比红军正规军多得多。
不过列宁并不想在这个问题跟托洛茨基较真，因为那意味着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内部斗争风暴，之前好容易才给内部斗争降降温，他可不希望这仅仅只消停一个月。
所以他说道：“胜利自然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巩固胜利的成果也是值得思考的。我们的敌人还保存有相当的战斗力，这一点儿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敌大意！”
说着，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托洛茨基一眼，然后说道：“我的意见是，西南方面军继续围剿白军的残部，东方方面军中的一部分转向远东西伯利亚方向继续追歼高尔察克的残部，而主力转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配合伏龙芝同志平定当地的叛乱！”
托洛茨基很清楚列宁看他的那一眼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真心不满意列宁的安排。按照他的意见，东方方面军的主力直接去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南方面军的除主力继续在高加索地区剿匪之外，余部调往远东和西伯利亚就好了。这在托洛茨基看来才是主次分明的做法！
思考了一阵，他继续坚持道：“西南方面军全部留在高加索地区是不是太浪费了？”
列宁自然知道老托打的是什么盘算，不过他并不打算让步：“西南方面军要面对不仅仅是邓尼金匪帮的残部，我们必须做好协约国集团直接军事干涉的思想准备！”
托洛茨基知道，列宁是不会在西南方面军的问题上让步了，所以他只能在东方方面军上做文章：“东方方面军一部已经在追歼高尔察克，从现在的情况看，布鲁西诺夫和布柳赫尔同志做得非常不错，完全可以信奈。我认为没必要再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方面的兵力了。在高加索作战的东方方面军应该尽数调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列宁也只能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他很清楚这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