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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福映于1808年称帝，同年被朝廷册封为越南王，规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内部就危机重重。官吏豪强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杂捐、繁重的劳役、水利的失修，使人民穷困不堪。在阮朝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殖民化过程。”
“19世纪50年代后，拿破仑第三极力鼓吹在亚洲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进一步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1862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
“1866年，法国侵略者派遣了一个以海军中校特格拉莱和上尉安邺为首的调查团，溯湄公河及其上游澜沧江而上，进入中国云南地区。他们发现澜沧江滩多流急，不宜航行，而越南北方的红河及其上游元江的航行条件要好得多，便建议法国政府占领北圻。”
“之后法国侵略者公开鼓吹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1867年，法军又攻占了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由于京城突发变故，恭亲王临时主持朝政，他对安南发生的战事十分关注，吴可感觉麻烦之余，也乐得将安南故事以奏折方式向朝廷汇报。
只有了解了安南详情，以及法国人的狼子野心，才有可能让朝堂上下达成一致，在对付法国人的事儿上齐心协力。
起码，在两广清军正式介入安南战事的时候，不用担心来自朝堂上的阻力。
要知道，对于安南战事朝堂上可是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俗称‘主战派’和‘主和派’。当初慈禧太后执政之时，因为西太后的喜好问题，朝臣们对安南的战事关注并不多。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嫣，如今恭亲王执政又比较关注安南战事，朝臣们自然要跟上恭王的节奏，对安南发生的混战关注起来。
有了关注自然就有了想法，有了想法以朝臣们的尿性，哪里又少得了他们各自的理解和意见，于是在短短时间内便形成了两派意见。
不仅此次针对安南战事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在朝廷统治集团内部，都出现主战与主和两派。
鸦，片战争之前，朝廷内部分为禁烟派和弛禁派两派，许多大地主、大贵族、大鸦，片商勾结在一起，是鸦，片的贩。卖、吸食和受贿者，他们组成了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在朝廷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崎善、两江总督伊里布和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
他们向皇帝提出弛禁鸦，片，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输入，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内地种烟、听民自便；民间吸食、一律勿论。还吹嘘“重兴贩而轻买食”符合王者之道，吸食鸦，片的地主贵族大多是“忠良后裔，簪缨世胄，其人温恭尔雅；或富而好礼”，他们吸食鸦，片“非但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而自戟其命耳”，所以朝廷应当以仁爱之心，从宽处理吸食鸦，片者。
而朝廷的有识之士则组成了禁烟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主要代表，他们痛陈鸦，片的害处“片时之烟，耗费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高，富豪之子，转而困厄乞丐者多矣”。
黄爵滋还向朝廷上书，详细阐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林则徐更尖锐的指出：鸦，片泛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坚决要求狠狠打击烟贩烟民彻底断绝烟祸。
狼烟未起，祸起萧墙；禁烟派主战，弛烟派主和。看看凡是英军碰壁的地方如广东、福建等都是由主战派任最高长官的地区，而英军所向披靡的地方如浙江、直隶等大都由主和派任最高长官，他们从心里根本就不愿意开战，所以也用不着作战争准备。
主和派在英军逼近天津时，非但不整军备武，积极备战，反而大肆攻击主战派，认为正是他们的无识挑起战端，并故意夸大敌人的威胁，怂恿皇帝议和。最后软弱无能的皇帝听信了主和派，将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改派崎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议和。很大程度上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朝廷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打仗，攻击主战派自毁长城。
而在安南内战以及针对法国人的战争中，新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针对安南战事以及有可能与法国人开战的风险，朝堂上争论不休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吴可，另有盟友左宗棠和张亮基，三人的关系亲密自然站在同一战壕之内。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则是朝堂上一干顽固守旧大臣，他们似乎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与列强作对。
还有湘系和淮系两派大佬态度暧昧，即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属于主战派，好象对于安南战事没多大兴趣一般，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派对时局的认识不同，对法国的态度各异，可谓径渭分明。
主战派的认识与主张对于法国入侵越南北桥，进而窥伺中国的状况，主战派主张积极备战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法国侵占越南北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为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
另有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探奏称：“伏念越南之于滇、粤，渡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故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心腹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却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同欧洲头等强国正面交锋的实力，因此朝廷应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
就在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之时，不久之后发生的‘天津教案’，却让朝廷的目光全部转移到临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
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
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朝廷被连绵不断出现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让一干朝臣无语的是，这一切事情都跟法国人有关……
第705章哗然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朝廷也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桩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此次教案，在朝廷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百姓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当然，这个提议有些过于偏激，真要如此干离列强联军再次攻打大清不远了。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和奕譞都是朝堂“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立场自然希望能将列强在大清的所有机构情理干净。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又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还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两广总督吴可也不免上来凑了个热闹，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实在太过肆无忌惮，竟不将我大清律令放在眼里，出了事情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承担，世上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况法人此时一身陷安南战场难以自拔，根本就没有精力抽调大军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远东舰队战船在津门外海耀武扬威一阵，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军事威胁，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拢民心。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法人‘冥顽不佞’，朝廷大可准许两广清军直接参与安南内战，两广清军保证牢牢牵制法人军队难以动弹，替朝廷分忧解难。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这位公认同治朝“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以吴可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晓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就好比后世‘非典’之时，坊间流传的盐，醋可防‘非典’一样可笑，这举动实在有让人哭笑不得之感……
第706章错误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