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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天赶到的志愿者分成一批·负责检查所有南下旅客，阻止疫情向关外扩散。之后赶到的志愿者每二十人编成一组，学完后按照规定，陆续进入东北从事隔离、消毒、焚尸等工作。至于相关差旅费用，你去找章行严讨要。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景行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下任务后，抬头说道：“学生有两个请求。第一，此次任务动用人员在2000人以上，仅凭我一个人·就算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所以请先生把大学的保安拨给我一半，另外再请先生写信给阎百川、程颂云、蒋志清等师兄弟，让他们暂时过来帮忙。
“第二·此次任务涉及弹压、隔离等武力行为，东北民风彪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志愿者赤手空拳手无寸铁，难免会遇到危险。为了震慑宵小，请先生为我们准备2500支后膛步枪，新旧不论，单发连发都行，关键是要能用、带刺刀，子弹按每支枪30发配备。”
孙元点头：“派遣保安、给阎百川等人写信·自然不成问题。只是步枪需要朝廷批准，我不能先给你答案。不过不用担心，如果朝廷不给你们枪，我从北平铁厂给你们调拨门迫击炮！”
“那不如先调拨给我们吧？”赵景行急切地说道。
“…···”孙元起顿时无语，在赵景行软磨硬泡之下才松口说道，“先给你们30门。”
赵景行大喜·兴冲冲去了。杨度也随之告辞退出。孙元起没有多想，继续伏案撰写《防疫手册》。
杨度一出门，就急忙去追赵景行，口中低呼道：“行止老弟，请留步！”
赵景行回过头疑惑地问道：“杨师爷，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杨度一边喘息一边说道：“行止老弟，能借一步说话么？”
赵景行眉头微微一蹙，婉言拒绝道：“你看，先生让我在20天尽量动员志愿者，这要涉及好几千号人，我必须尽快着手才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如就在这儿说吧。”
杨度迟疑片刻说道：“百熙要你招募的志愿者，必须是18岁以上的学生。这里面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却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所以，不妨在年龄上适当放宽一些，比如14岁以上？”
“？”赵景行一言不发，双眼紧盯着杨度。
杨度自顾自接着说道：“家师湘绮老人曾给在下讲过一则陈年趣事，说他当年在曾文正公帐下平定发匪时，感觉发匪虽然号称悍勇，其实也是良莠不齐。行止老弟，你觉得发匪中应该哪一部分最悍不畏死？”
“自然要数跟随洪秀全从广西起事的老长毛！”赵景行答道。
杨度摇摇头：“老长毛自然凶悍，不过遇到形势不利，也知道暂避锋芒，并不是一味送死。要说发匪中最悍不畏死的，还数那群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奋勇直前，不死不休，丝毫不顾及身家性命，连成年人见了也退避三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古往今来，童子军都是战场上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是打江山的中流砥柱。他们年轻，受伤后恢复较快；他们单纯，极易受到他人蛊惑；他们无知，漠视他人生命有如草芥。很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征召未成年人。远的不说，就说天朝吧。
我们先来看一组有趣的统计数据：
从1q55年到1965年间，共授予16人少将以上军衔，包括10位元帅、ko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在这16人中，江西籍最多，共有325名，包括上将｀、中将38人、少将284人，占总人数的20148。其次是湖北籍，名；湖南籍，22人；安徽籍，128人。…；
177位中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5。1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傅连璋，61岁；最年轻的是刘西元、张池明、周志坚、谢有法，均为38岁。也就是说，多数是1910年左右出生。
1360位少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48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史克全，63岁；最年轻的是曹达诺夫＝扎依尔、徐斌，只为35岁。当然，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1955年授衔的位少将身上，他们授衔时平均年龄则为43。18岁。其中50岁以上的少将85人，38岁以下的少将90人，多数人是在1914年左右出生。
所有的将帅中，共有1083人参加长征，占总数67。10％其中，江西人有303人，包括上将｀、中将37人、少将263人。
逻辑很混乱？数据很莫名其妙？不过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简单排出一位普通少将的年谱：
1914年，出生在江西或者周边的安徽、湖南、湖北。
1929年，5岁，家乡闹革命，参加活动。
1930年，16岁，参加红军。
1934年，20岁，开始长征。
1955年，41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发现没有？很多人开始革命、参加红军的年龄都才十五六岁！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里，也有很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少共师、儿童团、少先队，潘冬子、王二小、小兵张嘎、刘胡兰。
赵景行再次深深盯了杨度一眼，没说任何话便转身离去。但杨度却没有丝毫失意，反而满脸微笑，因为他知道赵景行已经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上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径自走上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书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上，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上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元起”，赶紧凑上来问道：“您就是经世大学的孙百熙先生吧？”
“正是孙某。”
四五个日本人立马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贺精次郎等见过孙先生！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寒暄之后，孙元起在伍连德办公室坐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数月前，东北鼠疫爆发，国民死者无数。日、俄两国照会中国政府，认为疫情危害到日、俄侨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独立主持东北防疫事务，控制疫情发展。朝中诸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狼子野心，表面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其实是包藏祸心，觊觎东三省主权。为了堵住它们的嘴，所以紧急发布敝人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防疫事务。但敝人对于医学一窍不通，只好来请求伍先生您出马。”
伍连德从小到大，学的都是英语，来中国这三四年才开始学习中文，说话还不是很流利：“毫无疑问，政府任命您为钦差大臣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你是当今大清唯一的杰出科学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外国学者见到你，都会给予你足够的尊重。就像刚才的日本人平贺精次郎，他是日本陆军医院院长、陆军二等军医正，被袁世凯先生聘请来做总教习。他对所有的中国师生都抱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即便我是剑桥大学博士，他也没有足够的尊敬。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个傲慢脾气，从来不知道尊敬为何物。但今天他见你却毕恭毕敬，才发现他也会给人鞠躬。此次东北防疫，日、俄必然会派出顶尖传染病专家参与，就我所知，日本已经派出了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如果朝廷派出其他人，那些外国高傲的专家学者会听从中国人的指挥吗？”
北里柴三郎，生于1853年，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他首次在无氧环境下培养出纯粹的破伤风杆菌，开拓了血清学这一新的科学领域，并发现有效医治破伤风的血清疗法。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就颁给了这个成果，但很显然，评奖委员没有勇气让一位黄种人成为首届诺贝尔奖得主。…；
孙元起笑道：“我只会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唬弄那些洋人。这回我接着装高深，镇住那些妖魔鬼怪，让他们不要兴风作浪。至于防疫的事情，还得请伍先生出马主持。”
伍连德思忖片刻，反问道：“孙大人，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孙元起在来之前就考虑好了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要负责三件事：第一，审订这本《防疫手册》，并指导实施。你也知道，我国国民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基本为零。为了避免抱薪救火，我们出关之前，必须对所有参与防疫的人员进行简单的培训。这本小册子修订好之后，将作为此次的培训教材，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指导方针。”
说着，孙元起从袖中掏出自己草拟的《防疫手册》递了过去，请伍连德过目。
伍连德也不客气，接过来便开始认真阅读。刚看了三四页，便抬头问道：“这是谁写的？”
“是敝人草拟的。有什么问题么？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伍先生指正。”孙元起在这些专业问题上不敢托大，姿态摆得很低。
“写得非常好！”伍连德连连点头，“如果谁说孙大人对医学一窍不通，我第一个不相信。”
“伍先生谬赞。”孙元起有些汗颜：小册子中正确的部分，是一百年来人类对抗传染病的经验汇总；至于错误的那部分，那是自己记错了。
伍连德翻完之后，对小册子大加赞许：“不用修改，直接就可以作为培训的教科书，作为防疫的指导方针也问题。反正我没有看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如果实践中出现偏差，可以再调整修改的。那我的第二项工作呢？”
孙元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第二项工作是在培训后，带领医生、看护及部分志愿者到本次疫情的重灾区哈尔滨，短期内迅速建立一所包括消毒室、候诊室、隔离室、检验室、治疗室、太平间、焚烧炉等在内的大型传染病医院，同时接诊鼠疫患者。”
鼠疫分为淋巴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三种。其中，未治疗的腺鼠疫致死率最低，为50~60％；其次是肺鼠疫，未经治疗的死亡率高达95％；至于败血性鼠疫，未经治疗死亡率是100％。由此可见，鼠疫的致死率非常高。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三次鼠疫大流行，每次都要死上千。
在清末，治疗鼠疫的抗生素还没有出现，只有昂贵的血清疗法。得了鼠疫，基本上就被判了死刑。让一位生活无忧的博士，为了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崇高荣誉，去拿自己的生命赌博，伍连德会愿意么？
谁知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也没问题。第三项工作呢？”
孙元起楞了一下，才说道：“第三项工作，是经世大学药物系的研究人员一起，寻找此次疫情的传染源，分析病菌的特性，争取发现医治的特效药或者治疗手段。”
伍连德踌躇地说道：“这可能要解剖病死者的尸体……”
“悄悄解剖，不要声张，出了事我兜着。”孙元起自然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没问题！要我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
二四〇、不识庐山真面目
搞定伍连德之后，孙元起不敢在天津多做耽搁，立即乘车前往300公里外的山海关。
为了防止疫情南下，山海关到天津的火车早已停开，正好征用来运送各种抗灾物资、人员。火车一列列从天津站开出，似乎较平日还更忙些。鉴于紧急时期火车运力紧张，孙元起没有让挂独立的花车，而是要了一间包厢，坐在里面梳理各种事情的头绪。
如今杨度留在北京搜集朝野消息，章士钊在山海关接受粮饷人员，连一向不理事的刘师培、林纾也被派到天津负责物资和人员的转运。如今孙元起身边只有几名侍卫，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拿主意。
正思忖间，听见车窗外熙熙攘攘人声喧阗。拉开窗帘，便看到穿着经世大学军训服装的青年人排成两行，正在陆续上车。这些年青人行动间还颇有些军人的痕迹，但神情兴奋，尽管周围有些教官或领队在维持秩序，他们依然和周围的人低声说笑。几百人一起低声说笑，整个火车站便成了菜市场。
孙元起看了片刻，正要拉上窗帘，突然在人群中瞟见几个少年。十六七岁或许和十八岁分不太清，但十四五岁和十八岁简直就是一目了然。这几个少年，孙元起敢断定他们年龄不超过15岁。
不是规定只招募18岁以上的志愿者么？孙元起眉头不禁跳了跳。他又有意识地在人群中巡视片刻，这几百人中居然有三四成与条件明显不符。
强自按捺住疑惑，等火车开动后，孙元起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