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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未完待续。。）
二四九、高天滚滚寒流急
清末铁路收归国有行动及随后的保路运动，其实与今天的拆迁和反拆迁，在表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铁路国有”。
清政府出**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希望政府尽快宣布本省铁路国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士绅中，反对国有的势力则较为强大。这四省里，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国有声浪的又相对温和一些，反对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绅。
各省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其说是各省的爱国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说是各省在考虑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这些边远省份，自己没有力量修铁路，即便修筑铁路，也难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但铁路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他们希望铁路国有，由国家负责铁路的修建和运营。而湘、粤、蜀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势平坦，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经修建了部分线路，自然不希望国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为反对拆迁的人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反对的原因只是价格没谈拢！
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国有，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说句很客观的话，清政府开出的价格非常公道！这也是其他省份反对比较温和的原因。可为什么四川士绅反对那么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较血性，还是政府对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为了修建省内铁路，前后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不用说。而另外的700万两里，则有一半被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挪用。来投机橡胶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政府在清算股本时。当然认为自己对亏空的300多万两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
这300多万两银子。是四川士绅的棺材本儿，不可能看着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边：这钱是之前被挪用亏空的，与朝廷何干？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看朝廷不认账。四川士绅也毛了：既然不赔这300多万两银子，那铁路路权你们别想收走！等我们赚够本儿再说吧！朝廷如今正锐意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怎么可能允许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绅也正是捏准朝廷这个脉门。所以才漫天要价。争执就出现在这里。
第三、在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就那么一两家。其他人趁机起哄，其实是想混水摸鱼。
就像今天能够中标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人。清末能凑钱修铁路的，会是普通人么？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绅，看朝廷准备让自己大出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铁路国有”政策歪曲成“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商办”简单地视为“爱国”，与他们观念相左的“铁路国有派”当成“卖国”的邪恶势力来加以抨击。利用传统的“两分法”道德判断，与民族主义的激情相互渗透，鼓动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士绅起来抗议。…；
热血青年学生、中下层士绅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知具体的分歧内容，——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会认为是朝廷的粉饰之词。——在“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等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口号鼓动下，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很快被行动起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等一系列讨伐檄文。
据说，当年四川保路运动集会，激进派核心人物罗纶上台之后，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很有鼓动力，很有共产风，对不对？
湘、粤、鄂等各省见四川人在闹，自然欢欣鼓舞：闹得好，朝廷加码，大家跟着占便宜；闹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有人暗地里推波助澜，有人明面上摇旗呐喊。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保路运动在各种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很快响彻大江南北，声势浩大。随着事件的发展，保路运动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经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鼓动性的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义也加入了其中。
中国疆域是如此广袤，每当中央控制力下降之时，就会成为野心家占地为王称孤道寡的温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不胜枚举。清末也不例外。
慈禧、光绪在庚子国变时逃到西安，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就整出了个“东南互保”。清廷准备预备立宪，南方各省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谘议局，准备地方自治。清政府任何中央集权的举动，都会在地方谘议局与报刊上遭受猛烈抨击与抵制，包括眼下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包括清廷一直以来的集权行为。
在此之前，主张自治的士绅是不敢诋毁中央政府的，那简直是自寻死路。但铁路国有运动开始后，他们发现朝廷控制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变强，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样，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他们攻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组建的“皇族内阁”。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清廷终于顶不住压力，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废除军机处，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共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
总理大臣奕劻（皇族）
协理大臣那桐（满）
协理大臣徐世昌（汉）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溥颋（皇族）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
学务大臣孙元起（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宗室）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这代表国家权力最高峰的13人里，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还有2人。很明显，这是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满清政府搞出这个“皇族内阁”自然混蛋透顶，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为是“皇族内阁”惹火了地方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虽然马教主很不受待见，可他有一句话却金光熠熠、牛逼闪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清政府推出责任内阁之前，军机处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汉人只有徐世昌一人，他们怎么没闹？一院十二部共计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师占两人，汉族只有邹嘉来、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怀、张英麟五人，他们怎么没闹？
内阁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并不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即“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真实的史实是，地方对内阁组成的反弹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出现，那时候正好保路运动开始兴起。地方主义的立宪派马上跳出来，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督察院代奏，认为“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摄政王载沣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僚清洗干净，怎么可能因为立宪派的几句话，便前功尽弃呢？所以，清廷断然拒绝了地方立宪派的要求。
在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40天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认为“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此刻，谘议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绅相互沟通交流，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看，一切都是体制的错！
从此，江南各地士绅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运动，对于革命党也保持宽纵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的中央政府灰头土脸。
然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二五〇、山色江声共寂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宣告全国书》中评价“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可谓一语中的。1小；说；网；孙元起在这扩大版的“军机处”里，尽管不是最年轻的，但绝对是资历最浅的。
1901年底，孙元起协助学部大臣张百熙处理重建京师大学堂事务，从而被授予正七品衔的国子监博士厅博士、京师大学堂副主办，自此踏入仕途，到1911年5月以学务大臣入阁，前后共用了十年时间。这傲人战绩，被杨度赞为“十年间由入仕而入阁，升迁之速，举世无比”。
不过，这也得分和谁比。要跟载洵比起来，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出生于1885年的载洵是如今内阁中最年青的大臣，比孙元起小了足足九岁。别看人年纪轻轻，可人家投胎投的好啊，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两周岁时（1887）年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从此以后便一路青云直上：四周岁（1889），晋辅国公；
五周岁（1890），晋镇国公；
十七周岁（1902），袭贝勒爵；
二十三周岁（1908），加郡王衔；
二十四周岁（1909），任筹办海军大臣；
二十五周岁（1910），任海军部大臣；
二十六周岁（1911），入阁。
人家载洵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进入体制内，参加革命工作，享受副处级待遇。那时候孙元起还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没想到以后会穿越呢！等孙元起加入穿越大军来到清末的时候，人家十三岁娃娃便是副厅级的镇国公。等孙元起开始在官场打拼的时候，刚成年的载洵已经子承父业，荣升副部级。这怎么比？所以孙元起每次看见英姿勃发的载洵，都会心生感喟：投胎是门技术活儿啊！
正如卞之琳《断章》中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孙元起有些嫉妒载洵，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官僚也对他嫉妒得发疯：不就是认了一个做大学士的叔祖么？
既然资历浅，又招人嫉恨，所以孙元起知道自己进入内阁之后，便愈发低调，简直比初进贾府的林妹妹还文静几分，准备老老实实地做好“挑帘军机”、“举手常委”。
第一次内阁开会，孙元起按照杨度的指点，特意赶了个大早，老老实实站在外面恭候诸位同仁大驾光临。片刻之后，便看见三位五六十岁的老头联袂而来。孙元起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其中稍微年轻一点的官员便高声问道：“是学部孙大人吧？”
“正是孙某。”孙元起连忙鞠躬抱拳：“初次见面，请诸位大人多多赐教！”
那人哈哈一笑：“孙大人太客气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内阁协理徐大人，这位是邮传部盛大人，敝人梁敦彦，字崧生，忝为外务大臣。”
相互见礼后，徐世昌若有所指地说道：“如今国事孔亟，内外多难，我等臣工正当同心协力，戮力为国，不可自生罅隙，免得让别人看轻了去！”
孙元起暗自寻思：徐世昌的意思，是要内阁中的四位汉人大臣紧密团结，不被满清皇族各个击破？还是他把自己看成是袁世凯一系，暗中点化自己？
没等孙元起闹明白，徐世昌便昂然进入会议室，盛宣怀紧随其后，倒是梁敦彦落后一步，低声问道：“孙大人，有没有听唐介臣（唐国安）、詹眷诚（詹天佑）提起过梁某呀？”…；
孙元起马上醒悟过来：“梁大人也曾在耶鲁大学求学过？”
梁敦彦点点头：“不错，梁某是首批留美幼童，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只是尚未毕业便被朝廷急召回国，比不得孙大人名正言顺。如果孙大人不嫌梁某唐突，梁某便称你为‘百熙学弟’，印兆猿埔簧Сぁ绾危俊�
孙元起马上识趣地拱手行礼：“元起见过学长！”
两人客气一番，梁敦彦接着说道：“既然有同学之谊，自当同气连理。如今在官场中的耶鲁同学，除了你我二人，还有外务部右丞唐介臣、邮传部左参议詹眷诚、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钟紫垣（钟文耀）、北洋大学督办蔡述堂（蔡绍基）、海军部驻沪一等参谋官徐季程（徐振鹏）等人，什么时候大家聚聚？”
“元起随时恭候诸位学长！”孙元起摆低了姿态。
就这样，清末民初政坛小有名气的“耶鲁中国校友会”在两位内阁大臣闲谈中有了最初的雏形。
孙元起很快发现，自从当上学务大臣、入了内阁之后，说话明显管用许多，以前经常出现的阳奉阴违现象呈数量级下降。受此鼓舞，他全副身心扑在学部，按照后世的学校制度，结合清末实际情况，对当前的教育机构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一方面是在学部自身机构，按照管理范围重新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等部门；
一方面是对于全国学校布局，提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手段，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学科体系为目标，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口号。
对孙元起的这些举动，杨度和张元济都有些不满。
在杨度看来，是因为孙元起刚入内阁，应该保持低调，至少现阶段不能锋芒毕露。君不见，隔壁日本国搞君主立宪，内阁总理和大臣变动速度比iphone换代都快！你要是太嚣张，没准哪天就会被人踢出内阁！万一是惹恼了摄政王载沣，以后别说当选总理大臣，就连再入阁都难了！
京师大学堂前任总监督刘廷琛在孙元起出任学部尚书的时候就主动辞职，接任的便是张元济。张元济不满的主要是孙元起的教育方针。在他看来，中国最要紧的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脱离愚昧。即便退而求其次，也该是发展师范教育，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最次最次，那也应该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国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什么用？
孙元起却知道，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三次教育统计表，在1909年各省在校学生达16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尽管这距离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目标还差得非常远，但足以表明各地士绅对于兴建中小学的强烈兴趣，毋庸国家重点关照。而且随着华兴银行开业，经世大学能支配的资金更加丰裕，给蔡元培拨付了更多的经费，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经世大学附属学校。
至于师范教育，是庚子国变以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成绩斐然。而高等教育，现阶段需求并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