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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支持飞机研发和航空产业发展，最初的飞机可以免费租赁，以后经世大学为中华航空公司生产的飞机只收取50％的成本费用，而且负责相关的飞机维护保养。至于机场建设，当前飞机使用的圆形草地机场铺设成本不是很高，关键是机场需要大片的土地。北京、太原、西安、成都、兰州的机场我会事先帮助建好，其他济南、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机场就要你负责了！”
莉莉丝又问：“那航空公司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孙元起道：“航空公司的最大风险就是飞机坠毁，尤其是遇到恶劣环境，很容易机毁人亡。好在空难发生的概率公路交通出车祸的概率，而且每名飞行员和乘客都会配备降落伞。如果做好天气预报工作，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飞行，加强飞机的维护保养，应该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空难发生。不过我建议航空公司成立之初，先以运送信件、货物服务为主，等经验丰富之后再搭载乘客不迟！免得发生乘客遇难的空难，让大家对航空公司一直心生畏惧敬而远之。”
莉莉丝道：“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盈利？”
孙元起答道：“就拿运送信件为例，通过邮政局从北京寄信到上海收到，花费约银元六角，最快也要五天，慢则十天半个月。如果有紧急要件，还不如亲自送一趟来得快！而我们飞机最大载重1000公斤，航程在800公里以上，也就是说可以携带一万封信从北京飞到上海，耗时不超过九个小时，成本不超过1500块大洋。假如我们飞机每隔一天飞一次京沪，每次携带两千封信，每封信收费两块大洋，每次就可以盈利2500元！你觉得航空公司能盈利么？”（未完待续。）
ps： 熬夜码出第二更。不知算爆发不？
三二三、银台直北金銮外
就在孙元起极力劝说莉莉丝兴办航空公司的同时，不远处经世大学的某处院落里，二十多个年青人在工作之余，正围着暖气片悠闲地喝着下午茶，一边说些学界的趣闻。从院门口悬挂的牌子“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筹）”可以推知，他们这些人正是刚才孙元起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美洲、日本分会的归国会员。现在学会正准备购置建造楼宇，所以他们只好暂时借用经世大学的场所办公。
他们这些人多半都在欧美留学有年，受导师熏陶，自然而然地染上了喝下午茶的习惯。回国之后，很多人囿于国内环境，害怕被扣上“假洋鬼子”“崇洋媚外”的恶名，大半已经荒废了这项嗜好。好在经世大学风气向来开放，加上外国留学生众多，师生之间也有喝下午茶的习俗，教授、讲师和学生在休息室里共进下午茶，随意阐述自己的学术进展、研究方法，交换问题看法，倒也其乐融融。
这些归国会员重新回到校园，在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重新端起熟悉的茶杯，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归国后一直担任京师大学堂理科教授的俞同奎便大发感慨：“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号称全国最高学府，成立十多年来，政府不知花费多少银子，谁知竟远不及孙先生以一己之力创办的私立大学。说起来真像笑话一般！”
同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何育杰撇撇嘴：“京师大学堂如何能跟经世大学相比？经世大学在世界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学府。仅在校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孙先生、马丁、特斯拉等三位，据说卢瑟福、孙夫人、爱因斯坦等也大有问鼎诺贝尔奖的希望，而京师大学堂呢？要不是当初孙先生在学校里留些火种。只怕现在给经世大学提鞋都不配！”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的利寅有些羡慕地说道：“这经世大学的环境比牛津大学差不了多少，只要稍加历史积淀，必然可以与欧美名校并驾齐驱。还是泽民兄（李复几）运气好，毕业之后直接就被孙先生邀请到经世大学工作，如今做出偌大的成绩，真是羡煞我等！”
李复几有些自得地笑了笑：“在下只不过编些了几本书，和同事们一起研发了几种型号的发动机。些微成绩当不得寿峰兄谬赞！不过话说回来，经世大学在当前中国确实是首屈一指，无论自然环境、学生素质。还是学术氛围、科研设备。听孙先生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准备选址在经世大学附近，以后会员可以随时到经世大学借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如果你们有心做研究，不如就到学会供职。我们兄弟也可以经常聚聚！”
在座的不少人明显有些心动。开始暗暗思忖到学会供职的优缺利弊。
虞和钦曾经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也是在座诸人中少有的日本分会会员，此时突然问道：“在下听说孙大人不仅要重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还准备建立中华科学院。请问诸位，你们知道两者之间有何区别么？”
众人一齐望向了消息最灵通的李复几。
李复几答道：“就我所知，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其核心任务是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加强研究协作，为相同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交流合作平台；而中华科学则院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它的核心任务是组建国家所需的各类研究所、布局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研究发展以及评选中华科学院院士。虽然两者都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但是一个是群众性团体。一个是国立机构；一个是为科研人员服务，一个是为国家需求服务。这就是区别。”
虞和钦追问道：“据在下所知，日本帝国学士院可是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泽民贤弟所言，岂不是中华科学院排除了历史、国文、经济、哲学、政法等人文社会科学，只包括自然科学？”
李复几点点头：“没错！孙先生最初产生建立中华科学院的念头，是在1904年访问英国皇家学会的时候。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哈根斯爵士鉴于中英科学技术交流的困难，就建议孙先生能在回国后积极促成中国政府成立类似的机构，使得双方学者以后的交流更加顺畅便利。当时孙先生位卑言轻，而且清政府颟顸**，这个建议最终只能无果而终。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孙先生再次兴起建立中华科学院的想法。但在擘画之初就遇到了虞兄所说的问题，科学院包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呢？众所周知，各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只面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另一种是像法兰西学士院那样，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等都是效仿法国的。
“孙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中华科学院效法英国皇家学会，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其主要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水太深，不像自然科学评定标准那么单纯。而且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历史、文学等，里面的耆宿大儒、各种学派，孰优孰劣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而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根本无法独立成为学科。所以中华科学院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欧洲分会的陆安对此甚为赞同：“中华科学院是应该只包括自然科学！毕竟自然科学更单纯些，做出来的结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目了然。如果别人怀疑，可以直接通过实验验证，简单直接。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谁说得清？比如现在文学界里面，诗歌有宗宋、崇唐两派之争，南社与同光体辩论的不可开交；对于小说《红楼梦》，尊之者称为旷世杰作、有清三百年第一名著，贬之者则认为是诲淫之术，应该严厉禁毁；在文章上，则有《文选》派与桐城派的论讼，各方喋喋不休……如果中华科学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只怕不出半年，就会被这班文人相轻的老夫子们弄得乌烟瘴气、沸反盈天了。”
俞同奎道：“我国科学界之有孙先生，实在是莫大的幸事！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把我国的物理、化学、电子、天文等学科迅速提升到国际最高水平，而且他凭借着卓绝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科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在他的带领和指引下，中国科学界可以避免无数内耗、少走无数弯路，科研人员也可以专心致志投身于学术研究中去。”
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人抨击某某某是学霸、学阀，指责他们挤占学术资源、霸占学术成果、扰乱学术秩序、破坏学术生态等等，仿佛中国科学的落后罪责却在学霸，学霸的罪行十恶不赦一般。固然学霸学阀有其恶劣的一面，但其良好的一面也应该客观评价。比如提携后进、指引方向、避免内耗，这就一个好学霸存在的重大意义。
比如全国法学学科排名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它拥有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号称是人**学的两个拳头。在2005年之前，法学院院长是著名法律史专家曾宪义，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赵秉志和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王利明虽然号称一时瑜亮，在曾教授的领导下倒也相安无事。
结果2005年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失意之下赵秉志愤而出走，率领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王秀梅等业务骨干投奔北京师范大学，组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自任院长。此举当时被称为“法学界震动”。尽管人**学院自称后继有人、影响不大，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赵秉志出走对人**学院的巨大打击，至少让它的刑法学科在三五年内翻不过身来。
何育杰赞同道：“那是自然，孙先生出任中华科学院院长既是名至实归，也是众望所归。除他之外，谁当这个院长我都不会服气，相信科学界也不会答应！”
虞和钦又问道：“那科学院院士如何遴选？是否像日本帝国学士院一样，有名额限制？”
日本的帝国学士院，在1879年设立时名为“东京学士院”，会员定额为40人——当然，这很明显是照搬成立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士院，包括人员数量限制。这种定额意味着学士是终身制职位，只有在某成员去世留下空缺时，才通过全体成员投票选举新成员。1906年，东京学士院改名为“帝国学士院”，定额也改为60人。1925年，定额变成100人。1947年，名称改为现在通行的“日本学士院”。到1949年，定额也改成现在通行的150人。
李复几道：“听说院士是两年增选一次。至于名额，应该没有限制吧？”（未完待续。）
三二四、莫谓求名沽世誉
一直在边上默默无声的夏元瑮，此时放下茶杯说道：“两年增选一次？而且没有名额限制？这不大好吧！”
“为什么这么说？”李复几反问道。
夏元瑮道：“虽然中国本土在明清以前也有科学技术萌芽，毕竟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中西交通之后，欧洲几何学、天文学等渐次传入中国，才使得中国士大夫知道经世之外尚有此等格物致知之学。但当时士大夫以八股为进身之阶，除高头讲章之外束书不观，风气使然，科学技术依旧沦为杂学小技，不为学者所重。直到道光年间，国门为西洋坚船利炮所破，部分明智之士渐渐意识到西洋科学技术的厉害，积极向欧美各国取法以求自强。但当时所寻求的主要是造船、造炮技术，国人并不关心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
“情况真正得以改观要到光绪前后。最初的尝试是同治末年陆续派遣四批留美幼童，目的是想让这些儿童从小开始接受西方的正规教育，通过十五年的培养能够娴熟外务、精通技术等，成为外务人员或工程师。这里面便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系统学习。只可惜计划中途夭折，留美幼童被全部召回，让中国士子再次与科学技术失之交臂。
“第二次尝试是维新变法时期，不仅晓谕在全国成立各类中小学堂，还在京城创设了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里面设有算学、农学、矿学、格致学、地理学、工程学等课程。这标志着科学技术正式为国家和士子所认可。当是孙先生就在大学堂弘文励教，并陆续发表多篇重要论文，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幕。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还编纂了全套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多种大学读本，使得中国学生终于可以系统学习到最新、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就算不提戊戌政变到庚子国变之间的变故，满打满算，科学技术进入我国大学课程才不到十五年！这十五年间，总共才毕业多少个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又有多少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习科学技术的又有多少能够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这些年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青人出洋留学，近则日本。远则欧美，不说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单说正规大学毕业的学习科学技术的学子又有几人？
“孙先生成立中华科学院并遴选院士。本意是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予以褒奖，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普遍水平低下。水平高者如孙先生、孙夫人，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当选院士都绰绰有余。而水平低者如夏某。只不过是在学校里读了几年书、写了几篇不入流的论文而已，尚未踏入学术之门。即便如此，夏某在学校也算学有所成。何况其他不如夏某之辈？
“中华科学院院士要是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即便标准有所降低，只怕全国入选者也不过一手之数；若是降低标准来勉强凑数，只怕入选者在孙先生面前会汗颜无地，更会有损中华科学院的名声。既然现在都凑不齐入选人数，为何还要两年增选一次？”
夏元瑮所言极为有理。某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许会奇峰突起。但要想提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却很难一蹴而就，这不仅需要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几代人的辛苦努力。
比如真实历史中的中央研究院，它成立于1928年，在创设之初组织条例里就有选举会员（即后来的院士）的规定，但因为当时国内学术研究基础很差，还没有成熟的学者，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是十八个春秋，再次动议已经是抗战胜利的1946年。1948年3月，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才终于凑足了一个吉祥的数字：81。在这首届81名中研院院士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
有人曾以此来攻击现在院士水平远不及民国，殊不知那81人（如果只算自然科学界的话，那就只有53人）是五十年科学教育才积累下来的精英，浓缩的都是精华啊！而现在呢，每两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就要进行一次增选，每院增选人数少则30人、多则50人，如此一来，名声和影响力难免被摊薄，自然难以被世人所周知。
李复几道：“依着浮筠贤弟的意思，就是建议中华科学院暂时不评选院士喽？”
夏元瑮点点头：“正是！”
陈传瑚却道：“不妥、不妥！正因为我国现在科研工作者水平普遍低下，我们才要设立‘院士’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为什么呢？现在学生之所以更多选择法政、经济等学科，是因为毕业之后可以做官发财，而学习科学技术呢，只能当老师或者去工厂做工。在现今社会，做老师和做工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也在这种环境下只能昏昏噩噩地混日子，浑然忘了读书时候的所学与梦想。而设立‘院士’荣誉，则相当于为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树立一个奋斗目标，让他们不至于沉沦。而且现在正值民国肇始，我们应当趁此良机为后世立下轨范，免得将来积重难返。”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的意思是先设立‘院士’称号，等到适当机会再评选？”
“为什么现在不能选？”陈传瑚反问道。
夏元瑮皱眉道：“难道让某些人滥竽充数？”
陈传瑚道：“不用，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来遴选就行。全国能找到三人就三人，能找到五人就五人，宁缺毋滥。大不了先把院士名额定为十人，以后人才辈出的时候再修改院士名额便是！”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建议对院士设置名额限制？”
陈传瑚道：“自然要设置名额限制！任何事物都是以稀为贵，院士名号也不例外。要是逢人就送上一顶院士的帽子，谁还把院士当一回事儿？如果把院士名额设置限制，反而很多人会趋之若鹜！”
孙元起要是在这里听到这番话必然大点其头。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总额倒没有限制，不过每次增选都规定增选总数不超过60名，这就导致无数英豪在此折戟沉沙。但因为院士名号的崇高，这些英豪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甚至一�